壹基金 从一开始

乌托邦

壹基金 从一开始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欢 发自四川
2008-06-27 11:41:05
来源:南方周末网络专稿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具体是做什么的。
在电视、网络上可以经常看到“壹基金”这三个字，一大批明星都穿着印有一个大蓝色笑脸的T恤，号召1人＋1元＋每1个月＝1个大家庭。
成龙、周迅、徐静蕾、刘德华……都是基金会的义工。
丰田、迪斯尼、强生、NBA……都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泰国长公主邬汶叻公主的“To Be Number One”慈善组织也是壹基金的合作伙伴。
壹基金是一个怎样的NGO?
在成立之初，它的定位是青少年心理救助，运行一段时间内，也救助过山东的洪灾、云南的地震和今年的冰灾。
运行一周年之后，今年4月，壹基金宣布转型：从专注做心灵救助的执行机构转变为资源整合型NGO平台。
执行主席周惟彦解释说：“可以理解为，壹基金是搭建一个NGO跟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桥梁和平台。”
“其实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第一，我们是在推广公益文化。什么是公益，应该怎么样去做，不敢说我们最正确，但很多事情我们是敢于提出来的，敢于让大家来炮轰我们；第二个是我们在推动这个产业，听起来很大，其实很简单，就是培养一些好的NGO人才，包括NGO本身。”
对于壹基金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这是和博鳌亚洲经济论坛合作的。目的是要把国际经济组织、国际公益组织和民间草根组织集中在一起，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
再有一个是“壹基金公益奖”，就是要给获奖的执行组织以投资，鼓励监督他们去做好具体的工作。
壹基金的全名是“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选择挂靠，这也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家社会型的公募基金。民间可以成立私募型基金，但是不能向社会公众募款。
在李连杰看来，设立壹基金的目的之一，是要呼唤社会公益心，每人一个月一块钱做一件善事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如不能向社会募款，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他们最后选择了中国红十字会。执行主席周惟彦解释说：“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组织，是唯一一个有法律（《红十字会法》）保障的公募基金会。连联合国都出台有专门的《红十字会管理条例》，规定每个国家的最高元首来兼名誉会长。既然有这样的背景，那当然我们要选择它了。”
壹基金的账户是在中国红十字会下，但是善款的具体使用要由壹基金管理委员会共同决定。
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负责壹基金的审计，每年要出具五份财务报告（四份季报和一份年报）。5月17日，李连杰去灾区时就带着两名审计师同行。
做善事除了需要爱心，更要有智慧。
壹基金先期在绵竹什邡赈灾时，结识了罗汉寺方丈素全法师。老和尚给他们讲了一个篮球的故事：在废墟中方丈找到一个破篮球，而用这个破篮球学生和解放军们玩得非常开心。
壹基金的工作人员听说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就把球拿走。在上海举行的慈善拍卖晚宴上，这个篮球被NBA以6万元的价格拍得，同时他们还要负责后期学校的建设和篮球文化的普及。
按照壹基金的规定，这笔钱要针对性地用在什邡学校的建设。这时另一种声音却出现了，鼓动素全法师要回6万元。他们的理由是：“球是我的，为什么钱的使用还要听你们的？”
周惟彦和李连杰都非常着急。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当事人。沟通后才发现，原来各方都是好意都是为了灾区重建，但却是一场误会。最后的结果是，李连杰自己拿6万元先给罗汉寺，随后仍然负责学校的重建，募捐的6万元仍放在全盘规划中。
“做慈善，最怕的就是被污名化。一旦失去公信力就完了。”周惟彦不无感慨。
壹基金眼下的最大的难题是缺少专业人才，尤其缺少能够整合资源的领袖型人才。他们试图用很高的工资来吸引人才，却发现真正本土化的优秀NGO人才太少了。
周惟彦说：“太难找了，要有非常高的职业素质，还要能理解我们的想法和精神，执行下去。我们现在只能随缘碰，从团队里去带。（从长远来讲）如果没有一个机制和system（系统），那只能是这一小撮人商量着干的一种，就相当于30年前改革开放时的个体户，兄弟几个，哎哟！这是我哥那是我弟，一摸一样的状况。
“现在我们NGO的发展就像30年前的改革开放，个体户特别多，草根嘛！但是你看，很快就会起来了，我想再过五年十年，你会看到一大批成熟的NGO组织起来，我们期望那一天能早点到来。”

乌托邦

周惟彦 壹基金里的孙悟空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欢 发自四川
2008-06-27 11:32:22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在壹基金里，李连杰有时会像唐僧，周惟彦就是冲在最前面的孙悟空

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右前）和北京团队的成员们　图/姜晓明
壹基金的人会把老大李连杰叫作“大亢”，把执行主席周惟彦叫作“亢亢”，因为他们谈到慈善、公益这些话题时，两眼放光，迅速进入亢奋状态。
这个女人个子不高，见到朋友会先双手合十致意，说话机关枪一样，流利的英语、这事靠谱、哥们姐们……这些词汇可以同时从她的嘴里流出。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娇小的女人曾经做过跨国公司中国区营销总监、一家拥有329名员工的地产投资公司的董事兼CEO ……
在她29岁时，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财务自由，手下有300多人的队伍，身边围着3个秘书。
30岁时，她开始认真思索生命的意义，一夜之间，她把所有的股份退还给其他股东，自己专心去研修佛学。
在她看来，为一百万烦和为一百亿烦没有任何区别，况且商业活动中的应酬经常触及她的道德底线。
遇到李连杰，她被请来做壹基金的执行主席。一分钱不拿，做一个彻彻底底的义工。
她的家安在上海，做了壹基金的执行主席后，2/3的时间在北京，1/3的时间在上海。“6 • 1儿童节”那天，她在灾区做调查，晚上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反过来安慰她：“祝大小孩节日快乐！”
5月30日，周惟彦来到成都指挥“川办”救灾活动，这是“5 • 12地震”后她第二次来前线指挥，此后的一个星期她都在灾区。《南方人物周刊》也见证了一个有趣的人是如何工作的。
5月30日
现在已经12点了，你该回去了，我们还得继续开会
晚上10点半，在壹基金“川办”新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周惟彦。半个小时前，她刚从上海飞来。
她更习惯被叫作Amy，就像很多外企那样。
就像壹基金在北京和上海的办公室一样，这间办公室也是爱心企业免费提供的。
“川办”刚刚新招了两个全职工作人员——臧路和贾姝，他们和新来的志愿者马上就要领教这位领导的雷厉风行了。
办公室整理得像美剧《24》里的CTU办公室，大大的工作台上散布着笔记本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和各种手机充电器。
地震时我在外面开车，就觉得头有点晕，然后就接到公司几个同事分别来电话，很紧张地说地震了。赶回去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已经联络了红十字会，知道了是汶川，而且还挺大的。为了安全，我们北京的同事都回家办公了，我和上海飞过来出差的Lynn留了下来。我们一直在联络红十字会了解伤亡情况，下午晚些时候，确定了8000多人遇难，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严重了，便即刻打电话给连杰，当时他在国外忙壹基金海外的事情。他听到这个事情也很着急，马上确定说先拨100万支援，不够再增加，随时通气。
从知道了地震的消息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不断地发短信告诉我们所有认识的人，包括壹基金的专家义工，明星义工、企业合作伙伴，那个名单蛮长的，有四五百个吧，所有我们接触过的这些人，我们不断地告诉他们最新的伤亡数据，几百个孩子被埋在下面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当时我记得，有几个企业家直接回信说，我们听你们的。中影集团的赵海城（中影集团总经理助理），他当时短信回复说“听你们的”。还有司马郡平（华郡集团董事长），就三个字“听你的”。完了还有郭振玺（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主任），他最搞笑，回的是“我去了解情况看看”。还有一个是孟（高通公司大中华区总裁），直接来短信说你们账号是多少。
晚上10点半，我们办公室来了三位客人。两位是我们的合作方，远传，一个电台联盟，他们有十几家电台，在雪灾的时候合作过一次。通过他们，把我们壹基金的声音，传给十几个电台，传到堵在路上的司机们。这次他们说在当地有志愿者，看能做什么，我们就跟他们聊如何组织当地志愿者。还有一位是北大哲学系的藏族学生，也是我们的义工，雪灾的时候就和我们聊过如何科学有效地组织志愿者队伍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次他更觉得他有责任来参与，他特别熟悉阿坝州，已经联系上很多当地的朋友，得知那里的情况很惨，很多人在等待救援。
11点钟打电话给红十字会的领导时，他们都觉得很惊讶，啊，你们在干嘛，怎么还在？领导说你们不要着急，最终的数据没有出来，我们也在这关注，明天早上给你消息。但是我等不及，我觉得明天早上可能已经太迟了，因为我们大家当时都能感觉到，很严重了。那个数字一直往上猛增啊，太恐怖了。
为了用最快的速度去号召大家来关注灾情，我们开始联络各个网站，市场部全面发动起来。腾讯是第一个联手的网站，并捐赠了100万，随后就是搜狐、淘宝，还有雅虎和天涯。同时，空中网也在帮助我们的官方网站更新结构，增加赈灾专题。12点半我发了一封信给连杰，说我们现在和五大网站开始一起在做，追加到200万捐款。邮件里面我还提到，估计各大网站的共同推广页面在凌晨3点半可以出来，想不到2点钟之前，所有的网站就已经做好了页面并分别在各自的重要版面开始推了。真是高效。那天不知多少人度过了不眠之夜。
第二天上午，红十字会的人给我消息了，说那边情况非常严重，告诉我很多数据。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想要去，他们劝我们等等，说现在到那边完全添乱，很混乱，当地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太突然了，国家已经在紧急行动了，总理已经去了。
从那天开始，同事们每天早上打开电视机，抹把眼泪，然后上班，讨论怎么办。
到了第三天14号，我们第一组小分队到了前线，国内的筹款超过一千万了。市场部同事非常辛苦，通宵都在公司里面，困了就在沙发上躺一躺，每天的工作主要是收集前线资料，整理义工团队，联系媒介以及跟进连杰在海外的募款。这一天，连杰在新加坡召开了壹基金新加坡筹委会和新加坡红十字会的筹款活动后，15号就赶过来了。15号开始，我们的工作内容有了些变化。前方小分队人去的时候是第三天了，发现说，钱不管用。钱要变成物资需要人力去购买，当时的四川省红会完全超负荷运转，单单处理捐赠的物资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人手不够，物流也跟不上， 因为太多地方要救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转换思路。一旦有人表示了捐钱的意向，我们就鼓励对方购买了物资后捐赠，我们根据前方小分队提供的紧缺物资情况以中英文两个版本，用短信和E-MAIL发给捐赠者，每天更新物资清单。
当时我们的专家义工王均豪，一个特别好的人，听说了我们缺少运力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提供了每天从上海直飞成都3.5吨的运能。我们和上海的新驼峰NGO一起开始大量募集物资，空运后，再找当地的义工和车辆，发送下去灾区。后来物资太多来不及运输，我们就鼓励大家发到成都，我们安排进入当地的仓库再发送。所有这一切，物资、运输、仓库、发送的人力，都是无偿的。
现在我们能够查到的筹款总额是8000万人民币，不包括银行汇款和部分海外捐赠。我们还没有动用一分钱，因为这是70多万颗心，前期的工作是通过紧急救灾对物资负责，后期的工作则是通过灾后重建对善款负责。
我们要跟到下面的政府，到最底下去，到政府去了解他们的情况，看他们缺什么，然后请专家来决定到底怎么来用。我们第一步就是刚刚在上海探讨成立一个长期的“灾害教育和培训基地”，培训大量的志愿者、社工，包括自救、救他以及搜救知识。今年对NGO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时期，壹基金作为一个资助型NGO要看得更加长远。
上个礼拜我飞去上海，和连杰一起跟上海市的相关领导开了一些会，为了确定这个项目。现在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在灾区了解还有哪些非常需要NGO去援助的项目，要赶紧去结合当地的情况，和专家们，还有当地的政府，下到最底下。明后两天我们就去阿坝，汶川、茂县和理县在那儿。
采访到了晚上12点，Amy大叫一声：“现在已经12点了，你该回去了，我们还得继续开会。”
5月31日
激烈地开会，愉快地吃饭
上午，Amy去听了一场台湾“9·21灾后重建会”的经验分享报告。
下午见到她时，她正在发飙。
她发现新来的两个朝鲜族志愿者一直没有具体的工作在做，而其他人忙得简直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Amy迅速喊“cut”，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会。她跳上厚重的工作台，在一块白板上，用水性笔迅速写下物资分配的流程安排。
看上去有些滑稽：她站在台上，大家围在旁边。她一只手挥舞着笔，另一只手指着下面的工作人员，手势非常夸张，语调高亢。
她先追问负责物资调配的经理，为什么货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按照流程分配，信息、车辆、仓库，哪里出了问题？
在Amy连珠炮似的追问下，这个小伙子显得有些应接不暇，不过好在问题得到了解决。
Amy跳下桌子，让大家围拢在圆桌边，这次目标又指向负责市场和公关的工作人员，“为什么网站上的新闻迟迟更新不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同事的解释显然不能让她满意，于是重新设定流程，规定谁来写，谁来拍，先传到北京总部的谁，随后谁再负责后台发布。
“拜托！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我来就是来揭开伤疤，把里面的脓水挤出来，伤口才能好得快。我没办法像喝功夫茶那样和和气气！”
再接下来是工作任务的重新分配，两个朝鲜族的志愿者静静地在一旁听着。他们来了两天，却因为没有人招呼只能做一些打杂性的工作。有人解释说是因为工作太忙了，不知道该由谁来分配任务。这个解释激起了Amy再一次的抓狂，她对手下说：“你们三个全职的工作人员，一个部长，两个经理，居然没有分清工作的轻重缓急。工作方法啊！老大们！流程是第一位的，好不好？”
总算还是有一点开心的事情，前线回来的人汇报了去什邡罗汉寺赈灾的经过，谈到了和当地负责人的交流，得到的经验是赈灾发放物资一定要在当地找到地方领袖。这一点吸引了Amy的注意，她马上让手下记录——他们准备出一本应急手册，所有好的经验都在整理当中，供前线队伍参照分享。
她一边看电脑上的照片，一边听汇报情况，同时拿手机指挥北京总部的协调工作，还把一个负责仓库的朋友的电话给了在场的一位同事，让他确认接下来的物资分配。
9点的时候，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也确定了明天的行程安排。Amy说：“OK!现在激烈的开会结束，我们开始愉快地吃饭了。”
在川菜馆里，大家闷头吃喝，她同时在招呼着赶过来的四川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了解阿坝州的受灾情况，这个过程中，她的手机就没停下来过。
她甩给我一句：“会用卫星电话么？不会就自己学，学不会明天就不用来了。”
6月01日
确定赈灾初步方向
我们今天要走北线去汶川、理县和茂县，这是目前唯一一条通向这些地区的“生命线”。原本从成都只需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现在要延长到一两天，路上还不断有塌方和泥石流。中途要翻过红军当年长征经过的夹金山等高山。
在漫长的行程中，Amy也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她的外婆是一个老革命，开国大典时在观礼台上就座，周总理送过两支金笔，
“可惜后来朋友结婚，被老妈给送人了。”
她的母亲也曾经在组织部工作，父亲是搞物理的老师。这样的家庭给她的教育是远离政治，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沿途要经过很多高山，手机信号相当不稳定。手下这时候打电话过来说在什邡的赈灾出现了问题，凤凰网的一位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详见《壹基金：从一开始》）
突发变故，Amy开始联系各方了解情况，信号时有时无，车在崎岖的道路上上下颠簸。我怀疑她随时都有可能把手机扔出车外。
她又能即刻让自己平静下来，并饶有兴致地给大家传授佛教的一些简单修行办法，比如调节呼吸。
“生活就是修行。”她喜欢这么说。
晚上到了阿坝州首府马尔康，和州民政局副局长夏拉联系后，对方执意要请晚饭。Amy决定大家即刻在路边小店“解决战斗”，绝不吃政府一顿饭。
Amy开门见山，“政府能做到的我们绝不添乱，我们就想在政府无暇顾及又非常紧迫的地方做点事情。”
夏局长显然把大家当作是活雷锋了，详细介绍了所需救助的情况。在茂县的阿坝州儿童福利院成为一个焦点，政府有了先期投
资，但现在还有几百万左右的资金缺口。
6月02日
这些钱在账上，那就是炸药包啊！
在前往理县的路上，Amy又回到了生意人的特质。州福利院需要一栋宿舍楼和一栋综合楼，怎么会需要900多万的投资？她计算单位面积的报价、材料的运输费用，还有配套设备的费用。
《南方人物周刊》这时有一批记者在茂县，她请我的同事抽空先做一个调查，看看这个福利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问她，如果你投钱进去，怎么监管呢？
她对这个问题格外意外：“这还不容易么？要他们做详细的预算交给成本核算师审核，材料供应商也需要我们把关，加上德勤，是我们的专业审计，每一笔拨款都要有前期项目的执行报告才能动作，再加上政府本身的审计和监察，在每个阶段共同进行复查，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项目经理的监管以及在当地有合适的人全程参与执行。”
我才想起来，她以前就是做地产的。
Amy还想在在汶川找一个地方试点，来复制净空法师在安徽汤池镇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净空法师在汤池镇投入巨资，引进海内外传统文化讲师，复兴儒家伦理。据说已经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
“灾区的重建正好是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心灵的重建同样重要！”她显得信心满满，不过这事情眼下还排不到紧急日程上。
到达理县后，大家开始分头在灾民安置点进行环保调查，利乐公司赞助了一大批环保垃圾处理装置。
调查结束后，大家发现利乐公司的先进装备并不一定能派得上用场。这里灾民安置点的垃圾有专人回收，但是垃圾处理厂被震塌一半，无法处理。此外，安置点内急需大批流动公厕。
环保局的一位副局长带着去看了垃圾处理厂，半个操场大小的垃圾没有任何处理地堆放着，偶有几名环卫工人手工分拣，显得极为徒劳。
回到车上，Amy和后方联系，说需要一个焚烧炉，一套分拣设备和若干流动公厕。
“看来前方后方的供应、需求还是相差非常大的，如果能有一套完整的数据库对接系统就省太多事了。”
想在汶川修建壹基金之家的念头暂时是落空了，从汶川县城看过去，山都在燃烧，塌方随时都在发生。
县民政局的张毅局长说汶川县城可能也要放弃了，建设部和清华大学的规划专家的结论是，这里的生态环境最多只能容纳5000人。一切安排都要根据政府下一步的规划来制定。
Amy来汶川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推广羌绣，在地震中，汶川的经济产业摧毁殆尽。汶川是羌族文化的发源地，汶川、茂县、理县又是羌族的聚集区，此次地震对于羌族这个民族来说近乎灭顶之灾。壹基金希望能够在生产自救、经济发展方面帮帮这个不幸的民族，同时，也间接地抢救羌族文化。
这一想法得到了县旅游局局长王旭英的大力支持，大家商量好了下一步的合作，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即将出现。
Amy反复询问的是如何将钱发到做刺绣农民的手上，担心中间渠道会伤害到农民的利益。她的梦想是给每个农民都开设独立的银行账号，直接把获得的利润打入账号。不过，这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她坚持，要成本透明，绣工的利益要保证，哪怕贴钱做。
谈妥两个项目，Amy舒缓了神经。在她眼中，8000万的捐助款不是一个让人振奋的事情，如何有效地把钱花到需要的地方，最让她头疼。
“这些钱在账上，那就是炸药包啊！”
晚上在茂县吃晚饭时，Google公司主动打电话，说愿意提供20名工程师，看看能不能为赈灾信息化做点什么。上午关于信息化平台的感慨好像能得到解决，Amy答应对方下周回北京后就安排时间商谈具体合作事项。
她总是这么忙，这中间还有德国之声的记者打电话过来，让她谈一谈中国政府有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前线的感受如何。
她直言：“我们觉得政府做得很好，请你们做好准备再来采访我。”
一家国内媒体记者今天也被她教训要先做好功课。
6月03日
福利院和要瘫痪的小姑娘
阿坝州福利院院长郎吉祥非常开心，Amy说愿意提供捐助，把福利院盖好，并且给最好的配套。
Amy翻阅了所有和福利院建设相关的资料，包括图纸、规划图、资金审批表等等。
这所阿坝州唯一的福利院现在因为资金短缺，只盖了一个框架就没能进行下去。
壹基金决心接下这个活。Amy的要求是政府部门必须还要有资金投入，不足的由壹基金补上。“必须要把政府拉进来，这种项目没有政府的协调，很容易就搞成一锅粥。搞慈善光有热心，没用。没有智慧和技巧，好心最容易办坏事。”
她还叮嘱当地的政府代表提供全套的材料，包括一份详细的计划书，以做最全面的审计。
在茂县她得知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这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母亲早逝，和父亲住在偏远的山区，由于得了胸椎结核伴不全瘫，腰和身体成直角，如果再不医治她很可能会终身残疾。家里人凑了几万块准备去成都看，可这根本不够解决问题。当地的军医打算把她接到国内一家知名的医院治疗，免医疗费，可器材费也是一大笔钱，医疗队已经捐了3万，还是远远不够。她和部队的领导商量能不能把孩子的照片拍些寄给她，想办法为这个孩子的后期治疗筹款。
于是又定下一件善事。
今天，我们还知道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壹基金在上海设立的康复中心就在XX雅苑，很大很好。这里正是人们所熟知的李连杰豪宅。
之后：总有工作在路上
6月4日下午，大家回到了成都。
她没有休息，让司机直接开到一家酒店。壹基金要在上海办一个艺术品拍卖会，需要一个好的场地。正好她联系的人也在成都，来不及休息，直接去谈。
6月5日要去什邡的罗汉寺，把拍卖篮球的钱交给方丈，并进行持续救助。
6月6日飞回上海，和招商银行商谈合作。
接下来要去北京和Google谈信息合作。……
她总是很忙，一天之内可以耗完三块手机电池。
我问她，做慈善事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她的回答是：“一定要有善心，但要在法律规则下做事。一定要有智慧，做慈善一定要有技巧。再有就是宽心，否则会被气死的。”
在壹基金里，李连杰有时会像唐僧那样喋喋不休，而周惟彦就是冲在最前面的孙悟空。
（实习记者李倩、谢碧霞、储诚松、黄捷亦有贡献）

乌托邦

对话李连杰：做慈善，我要上半场，更要下半场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欢 发自四川
2008-06-23 16:59:50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不喜欢开武馆，开武馆我要十年，但我通过电影推广武术，可以有一万个人开武馆。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推动，让无数企业家参与做这个善事。通过这个事情，把我的力量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图：李连杰在灾区看孩子的表演
为什么我们的朋友这么穷，敌人这么富？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你要息影一年。
李连杰：这是去年年底就决定的事，息影一年，只做壹基金。这支团队刚成立8个月，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把团队带起来，带一年吧。而且我今年在新加坡要成立壹基金，台湾也在筹备，只是大家看不到啊，娱乐界的人士看不到啊。
人物周刊：你是功夫明星，少年得志，但我们都知道，你的学历并不是高。你在这个团队最重要的经验与优势是什么呢？
李连杰：我记得古人说过，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我11岁就开始全球走，那个时候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看到了“我们最亲爱的朋友”，非洲的、中东的，反而是落后的。其实，从那个年龄起我已经在反思了：为什么我们的朋友这么穷，我们的敌人这么富？但是你不能讲。
那个时候孩子不能给大人讲，而且你发现大人也是这么觉得的，只是大人也不能这么讲。但是你渴望改变嘛。改革开放时，整个社会从全是公有制到出现辞职、个体户，这种变化好像有些人很反感，但我不用挣扎，我之前已经开阔了视野。
我又去拍电影，在全球开始第二轮接触不同的人，投资人啊，银行家啊，企业家啊，各种各样的人都接触。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是相通的。就像我们的老祖宗说，阴阳，白里有点黑，黑里有点白，所以就没有绝对的黑、绝对的白。
人物周刊：你在大陆做壹基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李连杰：困难就多的是了，因为我们国家关于整个NGO的法律地位、制度都还不是很健全，跟国际上接轨还比较难，所以有很多很多困难。我一直告诉我们的团队，没有困难要我们干嘛？如果慈善、NGO与改革开放同步的话，就不需要我们了，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正因为慈善真真正正比经济改革晚了30年，所以才要我们做。
永远不要埋怨，因为埋怨是没有结果的，你发现很多NGO的专家都在埋怨，但埋怨几十年也没有结果，那埋怨什么呢？还不如做，脚踏实地地做。
而且你知道什么叫NGO，那是志愿者组织，非谋利的，既然是自愿的，还埋怨干嘛，遇到困难就慢慢解决，总有一天会解决。
我也相信，五六年、十年，随着经济改革力度的加大，中国的这些制度也会走到一个正轨上，所谓的正轨，也就是和国际接轨。
我可以说，我们就是早期的深圳、珠海，整个国家这么大，你要改革，会有很多困难，因为太大了，一下子都开放，就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也很顾忌，我知道最高的管理层都知道应该改，但怎么改？其实也应该和经济改革初期一样，深圳、珠海，试了，犯错，再改，直到找出一个方向。
错是可以理解的，内部处分嘛
人物周刊：壹基金成立之初的方向是做青少年心理安慰，现在选择做慈善事业的平台，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战略转型？
李连杰：你去查一查，中国人到底有多少自杀啊？红十字会官方网站上说有3000万人有心理疾病，但这不是一个基金马上就能改变。真正的理论研究，有关心理疾病的，还不成熟。如果去做了这个，然后发现（患心理疾病的）人数一点也没减少，反而多了，那么这个基金就是失败的。
没办法，在这个大的气候中就要变。但你要变，又怎么和中国登记的30万个NGO不同，和中国没有登记的300万NGO不同，和1500个基金不同，和350个国家政府基金不同？所以我们要和博鳌论坛去做一个论坛，把全球的经验，全球的政治家、企业家、NGO、学术界人士聚集到一起，来探讨大陆应当怎么做、亚洲应当怎么做、全球应当怎么做。我文化不高没问题啊，但我有能力去搭这么一个平台，希望专家来谈。
简单来讲，我不喜欢开武馆，开武馆我要十年，但我通过电影推广武术，可以有一万个人开武馆，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推动，让无数企业家参与做这个善事。通过这个事情，把我的力量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有很多NGO，想做，做得不错，但是没钱，你怎么把他们结合起来？你怎么通过这个平台，让政府放心、老百姓放心？尽可能地在这个游戏规则之前做好这个平台。所以你才可以看到这么多工商会、企业家这么喜欢和壹基金打交道，因为他做了，他捐了，他有很清楚的report（报告）回去，给他的董事会。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尽可能地做好这个平台。外国公司很容易打交道的，大多数的慈善基金，我们看到的只是足球上半场，只是看到捐给了一些组织，但足球下半场，钱怎么用的，怎么帮到老百姓的，我想知道。比如上半年的雪灾，现在还有多少人去关心？这些善款，有没有真的帮到雪灾中受害的人？
人物周刊：对于这次地震，你也有这样的担心么？
李连杰：地震太大了，媒体、老百姓都在关心，我相信政府也都很用心。但稍微次一些的灾害，比如雪灾，1月份的报道很多，也有很多的善款，但这些善款有没有给这些雪灾中受害的人真的帮助？有没有落实跟进的报道、跟进的稽查？雪灾后我们有什么教训，有没有总结？
下一次雪灾我们该怎么救？我们要从灾难中学习经验。等到下次的雪灾来了，受灾者怎么预防，救援者应当怎么做，我们才知道怎么办。不能每一次灾难过后，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做。
人物周刊：壹基金想做什么呢？
李连杰：壹基金想搭建一个平台，给专家和学者。将来出一个地震白皮书、水灾白皮书、火灾白皮书，灾难出现时，一打开这些就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比如地震，72小时救人，缺帐篷，缺物资，然后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有个东西能看得懂。
现在很多好心人、志愿者不知道该做什么，每次灾难后应该有个总结，以给后人一个提示。在网上也可以查到，一旦发生灾难，大家就上个网，上壹基金网站，就知道头几天做什么，接下来做什么，然后做什么，大家就清楚了。也不是说完美，起码每一次有些进步。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在这次地震赈灾中，壹基金也遇到了一些制度上的困惑，做慈善时，你所遇到的最大游戏规则是什么？
李连杰：游戏规则我不能讲，全球都差不多。遇到的最大困境，是灾后重建。大家说马上就盖，我就说停一停，理性点，科学点，我听到周围的公司，不是说拿300万就是说拿500万或者800万、1000万去盖学校，灾难中有很多学生老师伤亡，如果不等国家规划出来就去盖学校，那你要盖一个，还是两个并一个呢？或者是原址盖？如果国家没出规划这块能不能盖房子，万一国家把这块划成工业区呢？
所以在全世界NGO都要走两步：第一、NGO很灵活很自愿，可以走一些独辟蹊径的方法，给政府一点点压力，第二个，完全要配合政府。
人物周刊：你会选择哪一条路？
李连杰：壹基金两步都要走，既要大胆尝试一些新鲜事物，在不犯法的情况下；也要配合政府，政府顾不过来的事情，我们也要去做。
比如这次地震我下命令做两件事情：第一，5个小时内筹款。这很有风险，万一灾情不是那么大，那有扰乱社会治安之嫌；第二，央视当时说捐款希望是现金，我们当时就已经开始筹措物资，因为我们认为现金还是要买成物资，这时候也是走快一步的大胆行为。国家倡导时还说要捐现金，我们却要帐篷、要东西了，这有点风险，因为和政府有一点点不一样。但3天后政府同样的通告就出来了——需要大量的帐篷、淡水。
像这种时候，我也请示，我就向红会的副主席郭长江说，我的经验，7.8级一定很重，我主动和他沟通。他就说，灾情一定很严重，虽然没有公布，你为灾区人做事，只要做的是善事就行。
拿到领导这个话你就敢大胆去冲了，出发点都是为了灾区人民。最后总结，如果犯了错，错是可以理解的，内部处分嘛。
谁是你心中的英雄？释迦牟尼！
人物周刊：你刚从台湾考察回来，在你看来，台湾地震对四川最重要的借鉴经验在哪里？
李连杰：比如台湾每个政府部门对接一个村，“教育部”对接这个村，“文化部”对接另一个村，也就是配对，他们叫“认养”。
他们也有资源整合，比如盖学校，要定一个大概的标准，比如3星级的，大家就都去建3星级的好了。不要哪个突然发爱心，盖了一个6星级学校。真的，有的地方又是1星级的学校，那孩子们就说，隔壁县的学校这么堂皇，我这个就这样，反而会造成一些二次伤害。所以应该有个大概标准和整体概念，这需要政府出台一些具体措施才能做好。
我觉得科学防范非常重要。台湾是多地震区，有几百个卫星在监控，我去台湾大学看他们的卫星扫描，很清楚地告诉我，汶川地震一个礼拜前的情况如何，哪条河道，哪个村庄，都有卫星拍出来，然后是第一天、第二天的变化情况。你必须掌握知识，才能理解灾后重建。原来每天都在地震，不是太平洋底，就是智利啊、日本啊，每天都有，原来地震不是太突然的事，只不过，毁灭性的地震很多年才发生一次。
人物周刊：生活重心转移到慈善上来，个人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李连杰：没有什么变化啊！我在拍电影《霍元甲》的时候就已说了，只是大家听不懂而已：这是我最后一部电影，最后一部武术电影，我要讲的都在里面了。以后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或者业余爱好了。接接戏拍一拍，我的精力和心愿都是在做基金了。
人物周刊：对于你来说，名利都已经得到，对于那些有志于投身慈善事业的人来说，你有什么样的经验要和他们分享？
李连杰：每个月一块钱，每个月一件事，就是从滴滴点点做起。我在台湾一直说，我不是去帮灾区重建，不是去灾区做什么，我学佛，我的感受是我家里有事，我要去做，我要去承担一个家人的责任。
（区别在哪里？）如果你的心态是帮别人，就是相对立的，就是阴阳两个世界。可能你在帮的时候，你把你的价值观、社会经验强加给了别人。其实灾后重建更重要的是了解对方的需要，要站在他的立场来解决问题，你要陪他一起走过。
如果你告诉他，你要乐观，你要坚强，根据我的经验，这成功的机会很小。你必须站在他的立场。
人物周刊：佛教在你生命中占据了什么地位？
李连杰：我34岁起开始学佛，学佛之后你才了解宇宙是怎么回事，人性是怎么形成的，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美国人为什么这样，西藏人为什么这样，大家的价值观、生命态度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学武术你知道阴和阳，学佛你知道什么应当是一，什么是二。
人物周刊：佛教在促成你做慈善的过程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李连杰：a hundred percent！（百分之百）如果没有佛教的智慧，我肯定不会这么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中，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去拼。
人物周刊：你在香港和美国都有自己的基金会，还要在新加坡和台湾成立，你选择团队的标准是什么？
李连杰：最重要的是有专业的知识。但我也找了一些Harvard（哈佛大学）的学生、一些海外NGO来做，不行，不适合中国国情。你要找顶级的人来做，就像你要做上市公司，你就得找上市公司的人来做一样。我后来发现硬件可以是美国的，但软件一定要是中国的。没有中国特色的软件，不转。
所以你只好倒回来从中国找，但是在中国这方面人才非常少。我们找到的是心，心不坏，能力有问题可以培养。心正，才是壹基金找人的标准。
我马上要去新加坡创立奖学金，就是我给奖学金，培养全亚洲的NGO领袖人才。为了未来八年十年而培养。
人物周刊：你演了那么多的大侠，谁是你心中的英雄？
李连杰：没有。如果有，是释迦牟尼。
年轻没信佛的时候，我喜欢李时珍，他没有奖金，也没人说“干好了给你个卫生部长”，就去尝百药，真的是要尝很多药，那很可能会死人的。最后研究出《本草纲目》，对人类的健康有重要帮助。
我觉得这种没有功利目的、只是为了解除他人痛苦的精神，是我从小就喜欢的。
人物周刊：你在上海的豪宅受到部分网民指责，可我听说你要把它用作壹基金康复中心，是这样么？
李连杰：别人说什么，我不愿意解释；我心里要去做什么，我不需要解释。这就是我的习惯，不埋怨任何制度，不埋怨任何状况，不解释，只是努力去做。很简单嘛，路遥知马力。
你干的事情别人又听不懂，你还解释什么？就做去吧，三五年之后就有人懂了。
现在我做的事情，企业家就会懂，专家懂，全球公司懂啊！普通老百姓怎么会懂，（他们说）你捐一亿不就完了么？我说过我捐一亿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过程，壹基金就是一个不能持续发展的事业。你就只能等这个李连杰死了，第二个李连杰来捐钱了。
什么叫可持续性？就是没有了谁，一样能干。就像说我去念哈佛、北大，是冲着这个大学去的，而不是说这个大学的校长是谁。你认定是壹基金，而不是去管李连杰是谁，壹基金就是我们行善的一个共同平台。
总有一天，我要把“李连杰”三个字擦掉，壹基金就是一个品牌。
什么叫可持续性？就是没有了谁，一样能干。就像说我去念哈佛、北大，是冲着大学去的，而不是说这个大学的校长是谁。你认定是壹基金，而不是去管李连杰是谁，壹基金就是我们行善的一个共同平台。
总有一天，我要把“李连杰”三个字擦掉，壹基金就是一个品牌。

乌托邦

侠之大者 李连杰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欢
2008-06-23 15:32:21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在那一个夜晚你会想很多，名是什么，利是什么，我到底需要什么。我有这么多权和利，下一代争气还好，不争气就丧掉了。你会发现，生命很短，所以，好好珍惜每一天。”

李连杰在灾区帮助运送救灾物资　图/搜狐娱乐



在《功夫之王》里，李连杰演一个默僧。到影片结束，人们才发现这个执着的僧人原来是美猴王孙悟空身上的一根猴毛，为了一个承诺，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在决定创办壹基金时，他担心没有人来响应，曾经下决心像玄奘那样做一个苦行僧，为了理想而游说世界。
在《黄金甲》的首映式上，李连杰意外出现，当着现场和摄像机前的千万观众，第一次公开说起他的“壹基金”计划，他一次次地感谢，一次次地鞠躬，恳请现场嘉宾、媒体和观众支持慈善事业。他谦卑甚至略显失态的表现，让人们在错愕中怀疑台上的那个功夫明星：他怎么好像《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啊！
唐僧从“西天极乐世界”取到了真经，李连杰也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了怎么搞慈善组织的经验——“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已经成为中国当下NGO中和国际先进经验最为接轨的。
在汶川“5 • 12”大地震中，李连杰和壹基金又一次成为焦点。没等政府正式公布赈灾指令，他在第一时间筹款；在政府号召捐款的时候，他在号召捐助物资；为了更好地搞好壹基金，今年年初他宣布息影一年……
也有资深娱乐记者质疑他的选择：下半年也就一个《木乃伊3》的宣传要做一做，没有好的机会他为什么要出来？
佛教徒李连杰说自己做慈善的态度是“不抱怨，不解释”。
练武术的领操员
李连杰的身上带有太多时代的烙印，不论是北京的、中国的、香港的、美国的还是全球的，他都一一体验。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了给外宾留下好印象，少在街道上出现一些野小子，北京市把小学生的暑假改成一个月。李连杰被选到什刹海体校学习武术。
此前，北京厂桥小学的小学生李连杰，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这也是他被选去学武术的重要原因。
一年后，九岁的李连杰到济南参加了生平第一次比赛。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武术比赛，李连杰赢得冠军。回学校后，李连杰接到通知，每天只用上半天学，其余时间训练。后来他搬到了体校宿舍，每周只是周六回家，剩下的时间全用来训练。他的文化课程也就到此结束。
很多年之后，面临人生第一次困境时，李连杰写信给邓小平。邓小平对秘书说：“好啊，孩子念书总是好事，北大、清华，随便，哪个都可以。”
他从来不忌讳谈自己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谈到对今天慈善事业的理解，他曾说：“我梦想太大，老想着全地球的事，这些事要我一个人做，不出三年准累死。再说我就一个小学生的文化水平，有专家给了我三本公益的书，我没看几页就放下了——我再怎么学也不可能比他们更懂，所以不如他们来帮我。”
在命运的安排下，李连杰被选去学习武术。在上世纪7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有了突破性进展。经历了“一边倒”和“独立自主”之后，中国开始向世界伸出了橄榄枝。
“功夫”一直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连续五届全国武术冠军、形象好、气质佳的李连杰自然成为了中国代表团出访国外的常客。
最为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是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对话：结束了在白宫的表演后，总统和大家合影。尼克松对李连杰开玩笑说：“小朋友，你的功夫让人印象深刻，长大了给我当保镖好么？”
这个11岁中国男孩的回答是：“我不想去保护一个人，我想保护亿万中国人。”
一旁的基辛格用一个玩笑缓和了气氛：“我的天，小小年纪，说话已有外交官的架势了。”
合影和谈话的内容，第二天就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条。
这应该是世界第一次认识这个男孩。
不论是尼克松、基辛格还是李连杰都不会想到，若干年之后，李连杰拿到了美国绿卡，并且成功打入了好莱坞，成为一代功夫巨星。
他没有去保护中国人民，而选择了拥抱世界人民。
少林小子横空出世
组织选择了李连杰去学武术，而武术也改变了这个两岁就失去父亲的男孩的命运。
前不久他在台湾考察灾后重建经验时，有主持人问他，是不是因为从小家里穷，才会立志长大要助人？他坦率地说：“不，从小家里穷，我只想立志赚钱。”
他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家里很穷，从小穿的都是兄长留下的旧衣服。连续五年获得全国武术冠军，北京市体委授予他特等功。在17岁的时候，工资就涨到了88块，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工资不过20多块。
练武挣来的高工资极大满足了一个少年的虚荣心。他给妈妈、哥哥姐姐添置了自行车、手表、电视……
很快，他就发现88块的工资根本算不了什么了。
因武之名，李连杰在1979年被挑中去拍《少林寺》，扮演主角觉远和尚。
这部电影在当时的轰动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在两毛钱一张电影票的时代里，它在大陆创造了一亿元的票房。
李连杰拿到了700元的片酬，让大陆人无比艳羡的一笔钱，而香港人演死尸一天都能挣到50元。
随后就有香港老板拍出600万让他来拍两部戏。
6000000，这么多的零，他不能拿，因为他是组织的人。组织会涨工资，第二部戏每天2元，第三部戏每天3元……
他想起了当年出国表演时所感受到的冲击：“一个小孩子，11岁，中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北冰洋汽水，只有一种冰淇淋，你到美国看到十几种冰淇淋的时候会心动的，都会有一些想法。”
在组织面前，没有选择的权利。
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的烦恼：
“拍电影以后，遇见了人生中最大的冲击，因为不光是肉体上，开始对人生产生了很多的不了解和痛苦的感受。比如我成名了，一夜之间成名，那么就自以为是了，自以为很了不起，虽然表面还戴着谦虚的面纱，但是内心里觉得“嗯嗯嗯”，很得意的。第一部电影拍完了，我是一天一块钱的人工拍《少林寺》，但是拍完以后，突然有一个人拿了600万的支票给我，600万，在1982年。要我拍两部电影，600万，在那个年代里是多么大的诱惑，真是太美了，我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行，你属于单位，你属于国家，你要回来，拿了的话就要全部上交。”
名利场上的功夫巨星
李连杰毕竟不是觉远和尚，他没有那种定力，现实让他产生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普遍的困惑。
他曾经想去读书，但纵然有邓小平的批示，一个小学生的文化又怎么能跟得上北大清华的要求呢？况且体委从来就不愿意放人。
他也下过海，在1980年代末和前妻、师姐黄秋燕一起去深圳经商。显然，那个时候的他还不怎么明白市场游戏的规则，短暂的下海经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
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一样，他和妻子移民去了当年他不想保护的美国，在那里终于获得了“自由”身。
很快，机会找到了他。
他接拍了电影《龙在天涯》，一部反响相当一般的片子。
不过因为这部电影，徐克找到了他。带他回到香港，以《黄飞鸿》系列电影为契机，重新杀入华语电影界。
一代功夫巨星就此开始诞生。
重新踏足名利场，李连杰遇到的不只是成功带来的名利，也有过背叛与恐怖。
起初，他的经纪人是嘉禾公司的罗大卫。外界评价，他没有站在李连杰的立场上，甚至还企图用借钱等办法诱使李连杰签下卖身契。
很快，李连杰开始罢拍嘉禾的电影。新的经纪人蔡子明很是具有大哥风范，积极为李连杰争取利益，并且初步协调好了他和嘉禾之间的矛盾。
随之而来的是蔡子明在1992年的一个早上被枪杀在回公司的路上。第二天，有媒体接到自称为凶手的爆料电话，说自己是被某电影监制以100万港币的价格买凶杀人，事后却只收到50万。
李连杰也被警方讯问，时至今日，也没有人知道个中内情。李连杰也只是用“特殊的年代里，刘德华、周润发、周星驰都有过很多故事”来解释当年情形。
香港警方派出9个警察24小时保护李连杰，让人感到黑色幽默的是，他正在出演《中南海保镖》。
为了保护自己，他给国家主席杨尚昆写信求助。终于，他又回到了北京，开设了正东电影公司，并以《狮王争霸》、《方世玉》、《精武英雄》等影片扬名影坛。
结束了和明星利智十年的爱情长跑后，他们终于成婚，在妻子的建议下，李连杰再闯美国，杀向电影业的中心地带好莱坞。
他先后出演过《致命武器4》、《致命罗密欧》、《龙之吻》、《游侠》、《狼犬丹尼》……
他让好莱坞都知道了，Jet Li，那是功夫巨星。
不过，也只是功夫巨星而已，好莱坞需要的是他的打斗，不需要他去做武打之外的事情。没有人想知道黄飞鸿、霍元甲到底是谁。
他的根不在这里。
“名利已赚到,后半生回馈社会”
在他最春风得意时，接替蔡子明成为他经纪人的姐夫因为车祸而去世。
他开始思考人生，1997年，李连杰正式拜师学佛，法号“成就金刚”。
2003年，他拜在青海玉树一位活佛门下，捐了一千多万给当地修建寺庙、医院、食堂等。
生命仿佛是一个轮回。当年他因为扮演觉远和尚而一举成名，成名后的他又在佛教中找寻到了内心的宁静。
他曾经和大学生们分享过自己的人生感悟：
“80年代整体来讲，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一个很长的阶段，一直到90年代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理解，我经过每一个年轻人都想经过的阶段，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我完全理解，我也很同情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问题。
“到了90年代以后，我开始思考。开始思考我所学的武术，一直就告诉我有‘阴’和‘阳’两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似乎总站在‘阴’的一方面去考虑人生，那么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发生，那时候在香港，我正在拍《东方不败》，跟导演有问题，跟电影公司有问题，等等的问题出在一起。那个时候人们说，你跟徐克导演那么好的拍档，怎么会出现问题呢？但是你有一个立场，我有一个立场，肯定会有问题，不信你看，老师和学生有点问题，太太和先生有点问题，我有我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阴阳不和，有问题。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记者问我，‘你应该很感谢徐克，把你培养出来。’
“我那个时候对中国哲学已经很喜欢。当时我说，如果要感谢徐克，我完全同意，但是第一件事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没有他们，就生不了我；第二件事要感谢的是我的国家，因为他们选择了我去学武术；第三个感谢的是我的教练，他培养了我；第四个感谢的是《少林寺》的导演，他发现了我；第五个感谢的是很多的电影公司都请我拍电影；第六当然要感谢徐克导演。
“这是我站在‘阳’的立场上去讲一个感谢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回答记者说，我想从‘阴’的那一面再说一次，我没想来这个世界，是我妈妈我爸爸一开心就把我弄来的。真的，可能不斯文，但真的不是我选择来的；第二，是国家希望有人才，觉得我是那个人才才把我选上的；第三，我教练也希望选出一个全中国的冠军，培养一个冠军，也不是光培养我一个，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养出来，我也有自己的功劳对不对；电影的导演选一个主角，这么多年轻人不选别人就选你，说明你有这个天分才能做这个主角。所以我有这个天分，做这个主角；到后来电影公司发现我能帮他们赚钱才选了我；徐克也知道我能够演绎这个角色才选择我。
“所以，原来站在‘阴’和‘阳’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是不一样的。
“我也从这个角度里开始了解生活、了解生命，以至于我后来在香港发展，去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来去欧洲工作了几年，一直到现在。
“我不习惯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喜欢在两边晃来晃去，我希望了解中国人想什么，我也想了解美国人想什么。因为只要大家作为一个人，有一个立足点的时候，你就会有自己坚信的思维方法，但这并不是真理。对面的那个人，因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东西，他会说出跟你相反的论调，但它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不是一条路走到底，所以我一直坚信我们人类是一个‘圆’，因为无极，无极就是一个圆，有了圆以后有了天地，叫阴阳，天地有了四象，之后有了八卦，八八六十四象演变出整个人类，如果太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就会有很多痛苦，抛掉自我中心的时候，就会非常快乐。这是我目前经常在做、经常在学的事情。
他把《霍元甲》当作是人生自传来演绎——曾经有过的少年轻狂，痛苦反省以及最后的人生醒悟。
霍元甲死时42岁。拍摄《霍元甲》时，李连杰也42岁。对武术对暴力他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武力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够征服别人的肉体，但永远征服不了别人的心。只有爱（才能）。”
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说教意味太浓，但作为投资人的李连杰并不在乎，在电影里他坚持加上了他的想法：“我没有办法选择生命的开始，但我有勇气走到最后。”
《霍元甲》之后，给他带来名利与烦恼的电影就被他看成了“工作和业余爱好”。他的精力转向去做慈善事业。
此前一年的经历，也促使他去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
海啸时，他和女儿险些丧命。
“第一天晚上，12月25号我去了那里，在夜里，很漂亮的月光，英文来形容就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小小的天堂”。第二天早上去玩的时候海啸来了，我当时抱着大女儿，一个阿姨抱着小的女儿在海边玩，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是海啸，我看海水过来，我以为涨潮了，这可能就是没文化的关系吧。我以为是涨潮，孩子看到海潮上来的时候，她还很高兴，还在踩，后来才发觉有些不对劲儿，海边都没有人了，我们就往岸上走，每走一步海就涨一点，我的阿姨比我矮一点，她开始喝水。
“我曾经花过一段时间学习如何面对死亡，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害怕，人家给你讲死亡的时候，自己不害怕，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保护孩子。这可能就是人的本能，就是我说的爱。当时你的本能就是，四十多岁了，人生已经过了一半，孩子还小，怎么样去保护孩子走出这个困境是当时唯一的念头，走过之后，那一个夜晚，才有时间去想。
“在那一个夜晚你会想很多，名是什么，利是什么，真的要做什么，我到底需要什么。我有这么多权和利，我不好好地运用，我只是个保管，下一代争气还好，不争气就丧掉了。但是你会发现，生命很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所以，好好利用，好好珍惜每一天。”
也是在这一年，他在西藏禅修时因高原反应缺氧险些丧命，此外还亲身经历了南亚大地震。
“名利我已赚到，是该回馈社会的时候了。”
他在大陆成立了“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
此前，他在美国和香港都成立了自己的“壹基金”。
他不需要人们一下子捐出巨款，而是期待大家每个月都能捐出一元钱，每个月做一件善事，养成慈善的习惯。
他开始有了新的朋友——专家、志愿者、义工、企业家……面对他们，李连杰会双手合十，像一个虔诚的学生虚心学习。
一次，他在一家世界500强跨国企业考察管理经验，一位香港高管看到他后，激动地用粤语大喊一声：“黄师傅！”
在人们心中，他是永远的大侠。

乌托邦

“拉手” 做慈善为何不容易？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记者 廉青澄 发自北京
2008-06-27 13:44:35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核心问题是目前公益领域开放不够，仍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垄断的公益事业，透明监督不够，捐赠者参与性不够
“我们当然希望把孩子领回家自己养，但目前的政策是，捐款人不能自己养这个孩子”

6月8日，一位准备离开的志愿者在凝望远处废墟中的汶川县映秀镇
他们是中国最优秀的一群企业家：王石、冯仑、刘晓光……他们聚合成立的中国企业家NGO——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整治沙漠的荒漠化，甚至在NGO的规范和治理方面，都已经取得相当经验。
然而，当他们想为本次汶川地震的孩子们做点实事，因而成立企业家联合赈灾行动小组——“拉住孩子的手”（以下简称“拉手”）时，意想不到的问题却产生了。
“我们希望民间的力量能用最少的钱去达到最大的效果。比如说‘拉手’的这一千万，如果用这一千万，去雇佣一支中立的、有专业技术能力的队伍，去监督政府盖校舍，比拿这一千万替政府盖一所学校的效果要好得多。”
6月初，几个北京的NGO从业者说起“拉手”在5月30日第三次“8+1”行动小组会议中达成的帮助灾区建房子的赈灾决议时，难掩失落。
“8+1”行动组中的“8”，是指联合发起方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商会、中国企业家论坛等八个企业家组织，“1”，则是接收救灾款的合作方中国扶贫基金会。
这本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计划，成立之迅速、捐款企业家反应之快速踊跃、合作伙伴之团结、中国扶贫基金会之全力支持，都称得上是前所未有。5月13日成立行动小组，迅速与扶贫基金会签署协议，5月14日，八家机构的联合赈灾行动倡议书就在新浪网上公布。
这个倡议有些特别，在捐赠数额上明确建议每位企业家的捐赠金额为5万元至20万元。活动的主要策动者之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万科董事长王石在访谈中介绍：“这个捐助并不号召大家捐得越多越好，而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得长久，变成一个可持续性的活动。”
这本来是场善事，各方的目标也都非常明确，但从5月18日 “拉手”项目合作各方召开第二次会议起，分歧不期而遇。
当天讨论的话题本来是具体的赈灾行动方案，如资金的使用方向、资金使用的程序、项目合作各方的角色等。没想到的是，在这些具体的细节方面，各方想法却颇有不同。
对于赈灾款的使用——来自NGO的代表梁晓燕强调，资金不能全部花在建房等硬件设施上，NGO作为补充力量，要做政府做不了的事情。“好的学校不仅仅是漂亮的校舍，还要有各种软件设施，后续的跟进，最好有专门的教育类NGO介入。”NGO代表普遍认为，硬件自会有政府投入， NGO组织起来的资金应主要用于软件方面的投入。
对于合作各方的角色扮演——来自企业的代表认为，企业有专业技术，本应承担建设任务，但“拉手”的捐赠者中有不少房地产商，如果企业承接建筑项目，会受到媒体和公众的质疑，认为企业借救灾赚钱。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认为，在建设环节，并不排斥企业参与，但要走严格的招投标程序。
会议最核心的争论，落脚于如何看待“8+1”的关系上。
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认为，“8+1”的关系应该是，前者是出资人和捐助方，委托扶贫基金会实施救助项目。简单地说，就是你出钱，我操作。所有项目设计需经捐助方同意，接受其监督，项目实施要经过审计，外部监督力量还包括媒体和公众。
但八家企业联合组织显然期待得更多。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的话来表达：“我们的会员有经济实力，更有组织和管理上的经验，这次赈灾，我们希望不仅仅是出资，还要有独立的参与和专业的介入。”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这个问题成了分歧的焦点。而且可以预计，这个分歧将可能持续很久。
6月4日晚，记者就此致电正在美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何道峰说，“拉手”这个项目，放在我们这里，感谢企业家们的信任。但他坚持认为：“你们捐赠了钱过来，操作执行的责任就是我们的了。”“捐赠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我们的职责就是，根据捐赠人的要求，设计出令他们满意的产品。”
“做事只能遵循一个逻辑，好比说你已经把孩子过继给别人，你却天天跑到家里来教育和照看这个孩子，”何道峰这样比喻说，“孩子不是不可以教育和照看，但要遵照约定。可以是法律约定，也可以是口头约定。如果你把孩子过继了，又要天天照看，那还不如领回自己家或者另请高明。”
“我们当然希望把孩子领回家自己养，但目前的政策是，捐款人不能自己养这个孩子。至于另请高明，在现在能够搞慈善公募的几家基金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算是有现代色彩的了，它承诺要对捐赠人负责，这不仅表现在协议、制度中，也表现在心态、行为方式上。” 公共政策研究专家、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对此有些无奈。
八家机构想亲历亲为，且一期、二期、三期……长久地做慈善的愿望显然要打折扣。“核心问题是目前公益领域开放不够，仍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垄断的公益事业，透明监督不够，捐赠者参与性不够，唯有在开放的竞争中，才会真正出现令人信得过的公益组织，这是体制问题。”杨鹏说。企业家带着巨大的参与热情开始，但现在看来，“拉手”还只能是一个筹资和监督的平台。
杨鹏表示，“捐了过去，那就是他们的钱了，我们可以要求的是，没有我们的同意，他们也不能动。这已经是进步了。总的来说，捐赠人支配权的上升是一个趋势。”
“进步，缓慢的进步，令人有点烦躁的进步，期待未来，在严格的法治管理下，开展公益慈善的开放竞争。比如说，‘拉手’可以注册成独立的基金，然后把这个行动一直做下去。”八家联合组织中的一位负责人这样表达他的焦虑和期待。
如何开放NGO的公共参与空间？
人物周刊：你对政府管制与NGO发展的关系如何看待？
冯仑（万通董事长）：目前的法律政策上，政府对于成立公益基金、NGO组织这事，在态度上是积极的，手续上是缓慢的。比如说基金会的负责人必须不是任何组织的法人，就算是个游民也可以，总之不能是任何法人；必须有一个单位愿意出证明做担保——担保他来做这个基金的法人；一定要有一个主管机构。问题是企业现在都不挂靠了，从哪里找来一个主管机构？
他的态度似乎很积极，他让你去找主管单位，但你找不到。然后要盖章，现在我找的这些理事，有些可能是局长，有些是司长，他们当这个公益基金的理事，还得他们的部长签字，如果这个部长不懂，他也不敢签字。
这中间有不少有待厘清的关系，政府怎样在政策上给公益基金、NGO一个空间，需要一个过程。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拉手”遇到的这种困扰？
冯仑（万通董事长）：“拉手”目前遇到的这点问题，是公益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现在是作为一个单独项目，放在扶贫基金会下面，他们怎么做，至少要全程向我们交代，这是一个进步。至于独立注册成基金，这个基本上没可能，但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下面的一个单项基金，是有可能的。
人物周刊：世界上其他国家成立NGO，有没有像咱们这样的挂靠等门槛？
王名（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什么门槛。比如我这次去的三个欧洲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他们都是在法院注册，任何人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登记成立一个社团组织或者一个基金会。
有些国家是有门槛要求的，有的国家要求社团由一定人数发起，或者基金会有一定的资金。比如像新加坡，成立NGO有一些严格要求。新加坡非常特殊，实行民主制，同时又是管制性国家，管到了社会生活最细致的地方，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体制。
人物周刊：你认为目前我国NGO的环境怎样？
王名：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通俗地说，我们这个体制设计得比较笨。当年设计这些管理制度时没有市场经济，因此就按那种比较笨的管束思路设计起来了，几十年前设计的制度现在还在用，肯定不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