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根”知识分子募捐事件

乌托邦

被募者说


南方周末　  　2006-08-31 14:57:34

　　■第一反应
　　
　　我每天能接到大量的电话或者信，都是募捐的
　　———姜昆
　　
　　名人做不到的话，也希望她能谅解
　　姜昆(相声演员)
　　我每天能接到大量的电话或者信，都是募捐的。说实话，哪有时间核对事情的真伪？只不过是凭感觉，相信善良的人多，坏人少。
　　有的我看看情况就做了，但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做不了。那天我就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当过知青的人捐了1000块钱，她丈夫得了肝硬化，快不行了，在宣武医院，没钱治。再比如我们有个老艺人，听到他病了之后，我赶紧给他送了1000块钱，也是素不相识的。
　　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刷子就把这个世界刷得干干净净的。
　　所以我觉得，她求助无可非议，名人做不到的话，也希望她能谅解。
　　至于每天接到大量这样的电话是不是对名人生活的一种打搅，我觉得还不是。这个社会还是需要一点这样的情的，不能人人都过得那么紧张，人家求你办点事，你的心就本能地收缩在一起，处于防御状态，我觉得这样不好。
　　至于是不是名人有名望、有财富，就应该比别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觉得你不能不让别人这么去想。和谐社会就是希望大家心态都平稳一些。想，都是可以的，但是双方都不要因为自己的想法没有实现而责备人家。
　　
　　我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想，是不是这个老师自己想出风头
　　———涂桂英
　　　　
　　募捐有募捐的规矩
　　涂桂英(香港慈善会名誉会长)
　　我在南昌的时候，恰好看到当地的报纸上，费冰消老师向社会呼吁救助她的学生。我就打电话给江西的《江南都市报》问有没有这样一件事，他们告诉我这事是真的。我就说以我个人名义捐l万块钱。后来就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是费老师的老师，请求我以名誉会长的身份向香港慈善会募捐。
　　我就蛮生气的，我跟他说：我觉得你们的做法很冒昧，恨不得向世界呼吁，用得着这样吗？你们应该通过本地的红十字会、慈善协会，而不应该直接给捐助人打电话，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退一步，就算你们希望通过我来向香港慈善会募捐，你们也应该把病人的实际病情、治疗计划和可以预期的疗效原原本本的用书面材料告诉我。如果救得了，我们愿意救，如果是人财两空呢？50万能救多少学生上课啊？在对病情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慈善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怎么向别人募捐呢？
　　我不想批评，但我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想，是不是这个老师自己想出风头？你既然可以向这么多人呼吁，那你们校方呢？我不同意那种“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慈善机构”的说法，以前也不是没有一个学校从上到下募捐救助得重病的学生的事情。先自救，再向别人求救。
　　另外，我希望明确的是，哪些事情是政府该做的，哪些是慈善家该做的。
　　
　　费冰消不是“傻”了一回两回，而是一贯如此
　　———赵明
　　
　　经验世界没有什么可以那么纯粹
　　赵明(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费冰消的老师)
　　费冰消是一个很傻根的人。真正按照所谓道德原则行事的人就是“傻子”。就像电影里的傻根，固执地相信“天下无贼”并且大声地喊出来———“哪有贼啊？”但是经验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么纯粹。
　　费冰消不是“傻”了一回两回，而是一贯如此。以前经常搞一些帮农民工讨薪啊、维权啊的行动，而且基本都成功，这也是她比较奇特的地方。
　　我对她的募捐不是很赞同，我认为学者的使命在于理论建构，而不是干预现实。费冰消曾跟我辩论，耶稣和康德究竟哪个更伟大。她认为，耶稣一生云游，没有留下任何学说，至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唤醒了众人。我认为，康德作为一个思想者，他的思考几百年之后依然清澈活泼，读他的文字就好像见到他本人清澈的灵魂。
　　我们谁也无法说服谁。
　　　　
　　不可以说，别人没有给她资助，她就把对方的名字公布出来
　　———贺卫方
　　
　　她的欠缺和别的欠缺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就费冰消的处境来说，她去向任何能接触到的机构和人士求救都不算太大的缺陷。人遇到危机，总会想方设法地获得一切资源。被求救对象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这完全是对方的自由。
　　对于捐款的人，如果她为了表达一种感谢，而且对方也愿意，她可以把对方的名字公布出来。但是不可以说，别人没有给她资助，她就把对方的名字公布出来，这违反了做这样的事情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不能施加某种道德化的压力，强迫别人捐款。
　　中国现在的很多事情来源于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人们遇到意外情况，经常陷入困境当中。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只关注到一部分人群，学生的情况就显得非常混乱、无助。
　　另外，保险的市场竞争看起来还不是特别充足。社会保障绝对不仅仅靠政府的行为，完全是从公益的角度做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保险的原理，寻求某种风险平衡：个人为他的安全健康的支出和整个社会机制之间的良好匹配。
　　另外，虽然募捐屡见不鲜，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一直没有建立起很好的惯例。比如，病人去世了，善款还没有用完，余款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好，往往导致人们对募捐没有积极性，因为不见得是最需要救助的人获得帮助。
　　(P1177111)

乌托邦

“傻根”知识分子募捐事件


南方周末　  　2006-08-31 14:56:15


　　“傻根”知识分子募捐事件
　　———“有件事你爱信不信，爱帮不帮，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本报记者　石岩
　　
　　为了给得了白血病的学生募捐，江西理工大学的老师费冰消把自己变成了一条“章鱼”，四处伸着腕足，伸遍国内，伸向海外。
　　这条章鱼出尽招数，遍求名人，四处碰壁，却还百折不回，扰得人们耳根不宁，良心不安。
　　“她突然把一个孱弱的生命摆在大家面前，让救助与否成为一个道德标尺。”
　　　　
　　8月23日下午，费冰消走在重庆的人流中，戴着钓鱼人戴的斗笠。
　　斗笠外表面银灰色，内表面藕荷色，像一柄小一号的遮阳伞，用一根线绳系在颌下。在白花花的熙来攘往的马路上，十个从费冰消身边走过的人，九个对她的打扮侧目，有人还笑出声来。
　　在车站转车的时候，扩音器正字正腔圆地告诫南来北往的乘客：防拐帮、骗帮，尤其提防纠缠不放的乞讨者和过于热心的陌生人。
　　从6月19日开始，费冰消每日“纠缠不放”和“过于热心”地奔走，做的事情正是向陌生人募捐，为了给得白血病的学生募集50万元治疗费。
　　她的碎发从斗笠下一丛一缕地披散开来。熟人们说，她就像一条章鱼，四处伸着腕足，伸遍国内，伸向海外，扰得人们耳根不宁，良心不安。
　　
　　名人壁
　　“我告诉你，你打错了啊！”
　　8月23日上午，蹭到重庆一位朋友住的宾馆里，费冰消掏出了一叠B5复印纸，上面印着的近400个电话号码，算得上内地文艺界名人的半个大黄页———从新鲜出炉的超女、演艺圈的中老年长青树、电视台的主播、刑侦反腐电视剧的编剧，到当红的电视文化名人，无所不包。
　　费冰消把电话号码一页一页翻过，口中念念点有词：吕丽萍好像很善良。田震可以试试，挺有个性的。撒贝宁是学法律的，也试试。赵本山很好玩。黄安我很喜欢，宋祖英、刀郎……
　　“行”的电话号码旁被打上红色的对勾，挑选的标准是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除了是否面善，本人或者家属得过癌症的明星和四川籍的明星又是上上选。挑出一批号码之后，费冰消喝了一口止咳糖浆，调整一下呼吸，她决定先给最熟悉的明星打电话，作为热身。
　　看了看表，上午十点钟。“赵本山该起了，老头子不爱睡懒觉”，她自言自语。然而两个手机号都是空号，又打到家里，保姆被找“赵本山大叔”的糯糯“川普(四川普通话)”吓了一跳，待听清来电意图之后，说赵本山在云南拍戏，然后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打给“吕姐姐”的电话被转到了移动秘书台，表达对“吕姐姐”喜爱之情的话才说了一半，就被接线员掐断：“我不是她本人，你有事说事。”之后，接线员运指如飞，噼哩啪啦地记下了费冰消283字的短信留言，“我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以我的生命发誓，我现在说的都是真的……如果‘吕姐姐’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可以打114查询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跟以往类似，这个上午又是出师不利。一口气打了7个电话，要么关机要么“无人接听”，仅有的两次通话机会是上面跟“赵本山”家的保姆和“吕丽萍”的移动秘书。
　　一个都没成功，费冰消却吁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稍后再尝试了。她总结失败原因，下午两点之前不该给明星打电话，“上午给他们打，他们睡晨觉，中午给他们打，他们睡午觉。”
　　从7月30日给张纪中打求助电话算起，这是费冰消给名人打电话募捐的第25天。如果算上之前的种种求助招数，费冰消的募捐生活从6月19日就开始了。“名人”是她穷尽了其他一切能想到的社会救助方式之后的选择。
　　对于这位32岁的大学法理学讲师来说，联络名人是一个需要不断克服尴尬和受挫心理，从头学起的事情。最初，不管对方是移动秘书台、保姆、经纪人、秘书还是明星本人，不管对方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还是在灯红酒绿的嘈杂之中，她都急迫地把她学生的病情、需要50万、生命的尊严、宇宙间的道、基督徒的誓言……一股脑倾泻。
　　后来，她学会了以这样的方式自报家门：“我是你的一个朋友介绍来的，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情……”以“合作”而不是以“求救开头”，别人听完的耐心会大一些。最基本的是，“不能说得太流利，否则人家一听就想：又一个骗子来了。”
　　8月23日晚上，费冰消收获颇丰。除了“余秋雨”“在通话中”，“赵薇”是空号，“田壮壮”转全球呼之外，打出去的10个电话居然通了大半。
　　号称“王志文”的电话铃响了很久，在费冰消要挂断电话的时候通了。慌乱之中，费冰消管听筒那边人叫“王老师”。她说她喜欢看“王老师”演的那些古灵精怪的片子。电话那端“王老师”考费老师看过他的什么片子，费老师一时语塞，努力在记忆中打捞，说：“中国要得诺贝尔奖那个……还有《蓝色生死恋》……”
　　“韦唯”的电话是一个满嘴京片子的男士接的：“你这电话是网上找的吧，我告儿你，你打错了啊！”
　　电视里刚刚演过的《重庆棒棒军》让费冰消记住了重庆籍演员赵亮。两个重庆人操着川音在电话里奇妙地对接上了。
　　“赵亮哥哥，我是一个重庆女孩，我是你的老乡。我打这个电话给你，我有一个荒谬的请求。我看过你演的《重庆棒棒军》，我觉得你傻呼呼(fufu)的，像‘傻根’一样。我也是一个很‘傻根’的人。”
　　电话那边的赵亮居然乐呵呵地说：“对头，对头。”
　　费冰消得到了鼓励，答录机一般把学生患白血病需要50万手术费，无奈向名人募捐，已获得张纪中5.6万捐款背诵出来，之后又飞快地补充：“你不要紧张，不是喊你捐钱。”紧接着交代《重庆商报》报道过张纪中捐款的事情，她现在只是希望更多名人参与进来，哪怕给病人打个电话也是好的。
　　那边爽快地答应：“要得嘛！”并让费冰消把《重庆商报》的标题短信给他，他要上网查查看。
　　这个短短3分钟的电话显然是一次让人振奋的交流。在生与死的角逐中，任何一点进展都让她欣喜若狂。又是一大口糖浆下肚，费冰消的脸颊上慢慢洇出红晕，黑眉毛和黑眼睛亮晶晶的，体态微胖的她裹着一件宽大的睡袍，简直有些手舞足蹈。
　　
　　熟人壁
　　“你是来找我们捐钱的吗？”
　　现在费冰消有意回避跟熟人见面的机会。“就像80年代见面的时候问‘吃饭了没有’，90年代见面的时候，问‘离婚了没有’？我怕别人以为我跟他们见面是想问‘捐款了没有’。”
　　整个夏天，费冰消身处一团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相当微妙的尴尬之中。生死角逐是从6月19日开始的，尴尬也从那一天开始。
　　那天，费冰消想去晨跑，一出宿舍门就碰到一个“凶信”，同事籍敏敏心急火燎地告诉费冰消，自己的学生周芬芬得了白血病，家里很穷，东拼西凑只凑到1500块钱，她这个班主任只好先去找学校借钱。
　　“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血疑》突然降临到平静的生活里。”费冰消的心一沉。她建议组织一次法律系大一的紧急年级会。她也是法律系大一年级的一个班主任。
　　上午10点，130余名学生被召集在一起。籍敏敏简略交代了周芬芬的处境后，费冰消以“每个人都有落难的时候”为主题发表了热血沸腾的演说，接着在讲台上指挥若定：每个人都做好为芬芬献血、捐献骨髓的准备；能找媒体的同学尽快去找媒体；班干部去申请募捐；另外的同学尽快准备好捐款箱和宣传标语……
　　分派完毕，费冰消当即掏出两百块钱，撂在讲台上的时候，籍敏敏一愣。
　　恰在这时，另一位班主任赶到了，籍敏敏马上对他宣布：你要捐200！我们两个都捐了200！班主任说：我就不捐200。籍敏敏说：你非得捐200……
　　中午时分，捐献地点从班会会场转移到办公楼前。费冰消和十几名学生站在募捐箱边。费冰消像往常一样，跟走出办公楼的同事打招呼，同事们向她笑一下，点点头，就远远地走开了。学生们有些着急，把捐款箱抱上老师们回家的班车，在座位间巡回“化布施”，结果只收到几份从5块、10块到几十不等的捐款。
　　在法理课的课堂上讲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学生辩论小猫小狗究竟有没有人的尊严，期末考试不用背书却让学生论述安乐死的募捐领袖费冰消，从同事那里听到这样的劝诫：“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慈善机构。”“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不是募捐。”“这种事情每个学校经常遇到，人命么。”
　　7月11日，无计可施的费冰消决定转战自己的家乡重庆。“就像一个伤兵，带着受伤的孩子回到了家。”她这样形容一头扎进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感觉。
　　费冰消起草的求助信被张贴在法大的网络社区“西政公社”上，迅速成为热帖。十几天的时间里，知名不知名的网友募集了1.6万块钱捐款。
　　很多事情让费冰消感动。一位患癌症的老教授给周芬芬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一种治疗癌症的中药药方。
　　但尴尬也随之而来。师妹刘海燕在“西政公社”上看到费冰消的求助信，她因自己尚需申请助学贷款，无力捐助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三天三夜没有睡好觉。
　　一天费冰消走进母校教室，想上一会自习。熟识的师弟师妹纷纷抬头，噼哩啪啦地鼓掌，有人冷不丁地问：你是来找我们捐钱的吗？
　　
　　机构壁
　　“我们没有针对个人的救助项目，我们只针对群体。”
　　不管费冰消的募捐是否成为熟人的道德压力，在西政，求助信毕竟激起了不小涟漪。相比之下，发到其它地方的求助信简直像滚落到沙土地的水滴。
　　还在江西赣州的时候，费冰消和学生们在情急之下，给他们能想到的一切机构发求助信———欧盟基金会、《华盛顿邮报》、香港基督教会以及内地的慈善机构……
　　发给欧盟基金和《华盛顿邮报》之后杳无音信，费冰消才意识到，她的SOS信息别人可能根本看不懂，因为她发的是中文版本。英文后来倒是加上了，不知为什么又基本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几个在当地媒体实习的大四学生尝试联系本省的几家报纸，被告知，白血病算不上新闻，如果没有其他新闻点的话，媒体很难报道。只有当地电台的“绝对意外”栏目愿意为周芬芬做一期专题节目，但要求家属把病情突然告诉周芬芬。“他们说那样才有戏剧性。”家属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且按照电台的要求准备了好几段台词。然而，节目播出之后，没得到任何反馈。
　　暑假期间，学生们白天到单位实习，晚上到“百度”搜索名人博客，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周笔畅……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爱好特长，把能想到的名字试了个遍。博客上留的电子邮件地址都会收到一封求助信。
　　费冰消以西南政法大学为圆点，向目力所及的司法界、学术界名人发求助邮件。求助信像漂流瓶中的小纸条一样，在半熟人组成的学术圈子里传递。
　　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位短期访问学者捐献了500元，他在电子邮件中委婉地提醒从没见过面的费冰消：病人需要的50万，不可能这样几十几百地凑起来。
　　7月下旬，费冰消从另一个“军师”那里得了个主意：学术名人难以引起社会关注，还是得找社会名人。一旦社会名人参与其中，不管捐款与否，都容易成为媒体事件，成为媒体事件之后，才有可能获得大额的捐助……这个主意来自在西政新闻专业的一个研究生。
　　费冰消觉得有理，但是名人在哪里呢？按照博客上的电子地址发过去的邮件封封杳无音信。
　　一番搜肠刮肚之后，费冰消想起了一个儿时的伙伴，她现在是一家都市报的娱乐记者。
　　对方直接了当地回绝了费冰消要明星电话的请求：“传出去，我就别想当娱记了！再说，给你，你也没用，人家一接电话就知道是来要钱的，没人会搭理你。”
　　7月30日晚上，朋友终于架不住费冰消在QQ上死缠烂打，随便给了5个号码。“她的意思是让我试试，我就死心了。”费冰消说。
　　5个号码依次拨过去。一个空号，一个无人接听，另外两个号码的主人听到“白血病”、“50万”、“募捐”，冷静地说了一句“你打错了”，挂断电话。第5个号码拨通的时候，费冰消已经沮丧到了极点，她甚至忘了跟电话那头的张纪中寒暄，上来就说：有件事你爱信不信，爱帮不帮，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许是这个开场白太古怪，张纪中耐心听费冰消把话讲完，并以不可思议的爽利答应给周芬芬打电话，他本人捐助2万，并会动员《鹿鼎记》剧组。在电话里，他甚至没有稍微求证下事情的真伪。
　　费冰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网吧回家的路上，她边走边发短信向熟人报喜，一不留神掉进路边的排水沟，损失了一双凉鞋，磕青了两条大腿。
　　8月1日，张纪中的侠义相助成为重庆、江西两地都市报上的新闻。尝到甜头的费冰消以“用完之后立刻烧掉”为条件，从娱记朋友那里缠磨来更多的电话号码。但是，她期望的晕圈效应就并未因此出现。“报纸出来之后，在本地没有捐到一分钱。”
　　
　　骚扰机
　　“我觉得我没干应该干的事。”
　　报纸产生的晕圈效应是，让费冰消从小范围的“骚扰机”变成众所周知的“骚扰机”。
　　“向名人求助是想通过舆论向名人施加，将名人搬上前台，有点强人所难的味道。”江西的都市报在近两千字的后续报道中，引用了南昌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对费冰消向名人募捐事件的看法。
　　在那些报道中名人们是这样出现的：“连日来，她发动几名学生一起不断地给李嘉诚、张纪中、周笔畅、那英等名人以及全国法学界知名人士发出邮件，请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报上那条短短的评价像火星一样，迅速引发了西南政法大学“西政公社”论坛的讨论。
　　“如果有人在街上持凶抢劫。10个围观的人都没有出手相救，其中1个人是散打冠军。这个散打冠军是不是要比别人承受更多的谴责？当人们对他提出更高道德要求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降低了对其他人的道德要求？”雷译问身边的同学，“是不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周星驰电影《功夫》的一句台词。
　　作为“西政公社”上为周芬芬募捐的版主，雷译曾要求费冰消提供证明周芬芬病情的诊断材料、受捐助人的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还希望受捐助方能成立一个组织代周芬芬管理善款。“每个捐助者都希望他们的钱真的花在救助对象的身上。”言谈之间，1981年出生的雷译姿势老成地一根接一根地吧嗒着“天地”牌香烟。
　　“现在社会上的捐款太多了，都有审美疲劳了。”他和身边同学很理解名人的尴尬。“我们都是小人物，捐不捐款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捐完就完了。而我们做这件事的成本又很低。我们相信自己的同学，就不用去核实事情的真伪。而名人呢？有10个人向你求助，9个你都帮了，第10个你是帮还是不帮？如果你不帮，别人会怎么说你？如果你帮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费冰消觉得他的诘问有理。但她没有更好的办法。给名人打电话仍旧是她生活里最重要、最有指望的事情。
　　费冰消的黑色皮革书包里装着治疗咽炎的药、揉成一团一蛋的零钱、车票和包成一卷的替洗衣服、洗漱用品。跟几百个电话号码放在一起的是两页纸的论文书目。她希望在城市里四处乱撞的时候如果碰到书店，可以进去翻翻书。但暑假快过去了，她的愿望一次也没实现过。到北京上新东方、为考博备战、写论文的计划全都成了泡影。每次看到论文题目她都难受，“我觉得我没干应该干的事”。
　　
　　生死门
　　泪水在脸上横流的时候，她告诉自己：哭且哭，走且走。
　　8月6日，费冰消以居士(佛教的俗家弟子)的身份向她敬重的高僧求助。想请法师能不能帮助在国内佛教界呼吁一下。
　　高僧已经九十岁了，他从俗的侄儿打点庙里的大事小情。费冰消在高僧的办公桌前讲述，高僧微笑颔首。在另一边埋头理账的侄儿不时抬头，不耐烦地点评两句：“这么说，你是到和尚庙里化缘来了？”“江西的事跟重庆有什么关系？中国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法师管不来的。”
　　“庙里正在装修，本来香火就少，没钱给你。”一名居士绕到费冰消背后，使劲地扯她的后衣襟：“你快走吧，中国这么大，这种事多的很，谁知道是真的假的。”
　　“法师耳朵不好。只有凑到他耳边他才听得清楚。”她觉得法师一直向她慈悲的笑，“他们说他身体不好不让我打搅，可我觉得除了聋一点，他的身体好得很。”
　　走出庙门的时候，费冰消想到那句“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打转的泪水一下子滚出眼眶。
　　费冰消的书包里有一张佛教的皈依证和一张重庆孔子协会的会员证，除此之外，她还是耶稣和庄子的信徒。佛教的慈悲心、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基督教“生命树和智慧树”的隐喻、道家的自由不羁奇妙的混合在她的身上。泪水在脸上横流的时候，她告诉自己：哭且哭，走且走。
　　费冰消爱跟很多人讲述她初三的那个夜晚。
　　她的家在重庆北碚乡下的一座石桥边。桥上是一条成90度急转弯的公路，一辆8吨重的拉棉花的卡车在急转弯的时候失灵，从桥上跌落，与下面一列火车相撞。地震一样的声音把全村的人惊醒。卡车和棉花燃起熊熊大火。从小就有些胆大特异之处的费冰消守在受难司机身边。司机慢慢苏醒，他向费冰消说起了他的家乡和妻子儿女，弥留之际，他告诉费冰消：“每个人都有落难的时候。”
　　这句话从那时起便印在费冰消的脑子里。
　　7月份从江西回重庆的时候，费冰消对自己是否能募集到捐款并无把握。她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不能成功地救助芬芬，至少也要让她明白死的尊严。
　　在病房里，费冰消第一次把周芬芬的名字和课堂上那个眼神专注，总喜欢坐在前面几排，但是绝不坐在中间的小姑娘对上号。期末布置的关于安乐死的论文，她是写得最出色的一个。
　　她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看到别人为女儿募捐，就要下跪感谢。每到这时候，病榻上的女孩用恬静的笑容掩盖一闪而过的尴尬。
　　8月15日，周芬芬给所有向她提供帮助的人写了一封感谢信。千余字的篇幅里充满了叹号。“人生本就是一场戏，我只是戏里的一个小角色”，信里说。
　　不过费冰消总是记得在江西见她那次，19岁的女孩因为吸吮同学带给她的一根棒棒糖，牙龈出血不止。她带着口罩安静听完老师的死亡教育。告别的时候，死死抓住老师的手。
　　(记者后记：犹豫之后，费老师决定用个化名：费冰消。理由是：如果用了真名，全国的白血病人都来找我怎么办？)
　　(P1177101)
　　　　　　

　　折腾了两个多月，费老师一共募到了近10万元，其中最大头是张纪中剧组5.6万元
　　本报记者　麦圈／图

　　
　　打名人电话成了日常生活，费老师不无挣扎，“我觉得我没干应该干的事。”
　　本报记者　麦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