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飞与中国慈善排行榜之争

乌托邦

中国慈善排行榜上，没有丛飞的名字


　　“丛飞现象”出现，适逢中国慈善家排名榜出炉，慈善家排名榜上，出现的几乎都是富豪阶层，他们的捐献数额数以千万甚至亿计，丛飞终其一生，也不过捐出了“区区几百万”，自然是榜上无名。但从两者的社会影响上看，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种情形，折射出中国慈善事业目前的尴尬，也促使人们发出疑问：慈善与爱心，是可以用数字衡量的吗？
“丛飞现象”VS“慈善排行榜”
　　一位网友这样概括丛飞的一生:南国噩耗痛断肠，百八儿女泪千行。济弱扶贫平生事，舍身化乳助儿郎。生忧贫儿辍学业，死望残眼再生光。怒目击节问苍天，好人何以命不长？
　　他10年里参加了400多场义演，捐赠钱物300万元，资助边远地区贫困孩子和孤儿达178个，家财散尽，还欠了十几万外债。2005年4月，丛飞患胃癌住院，2006年4月20日20时40分病逝，终年仅37岁。
   　4月11日，胡润第三次发布了中国慈善榜。国内最慷慨慈善家的头衔被年过八旬的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摘走。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以5.5亿元的捐款总额高居榜眼。黄如论位列第三。胡润榜入榜门槛：530万元。
　　4月18日，“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黄如论、刘沧龙、邹锡昌、袁熙坤、古润金、李春平、汤燕雯、李书福、陈逢干、周建云被评为“2006十大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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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飞现象：感动中国
　　
网友声音：前两天看到中国十大慈善家的报导，当然我对余彭年先生以及其它企业家们除了钦佩以外，并无任何微词。那是以所捐赠的钱财数量来衡量，如果以善心来排列，我倒认为丛飞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首善”。
“歌手丛飞”
　　他凭借美丽的歌喉和多样的才艺，挣到过300多万钱物，却把这些钱物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孤儿和残疾人。>>>
“义工丛飞”
　“我叫丛飞，来自深圳，义工编码是2478。我做的事离不开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今后我还会一直奉献下去，帮助别人，我很快乐……”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站在哪个舞台上，丛飞都是这样亮出自己的“名片”。>>>
“爸爸丛飞”
　　他先后资助了178名贫困失学儿童，300多万家财散尽，还欠了十几万外债。而面对承诺和索要，却在深深自责：“不能唱歌挣钱了，那一百多个孩子的学业怎么办？” >>>
“男人丛飞”
　　“很多人说我傻，但我知道，生活里什么最重要。哥哥的为人谁都比不了，他对我的好，谁也比不了。生活中，钱很重要，但没有精神层面的生活，再多的钱有什么意思？”
——丛飞的妻子邢丹如是说
“好人丛飞”
　　“丛飞的资助让我懂得了上帝在最初并不薄待任何人，他总是给人相同质量的人生，关键在于你的需要，你要多一点世俗的幸福，那么精神的愉悦就会酌情递减，反之亦然。”
——湖南省汉寿县《沧浪》主编胡诗词评价丛飞
● 富豪慈善：引发争议一片
置疑捐赠真实性 捐的是“真金白银”吗？
　　杨澜在胡润“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位居榜眼，不仅没有得到喝彩，却引发了不少质疑。包括其捐助的是否是“真金白银”的疑问以及追问“杨澜夫妇资产到底有多少”，以及是否涉嫌“偷税漏税”等。
置疑捐赠动机 企业捐赠摆脱不了功利？
　在胡润看来，国内某些企业在慈善捐赠时，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功利之心。如正泰集团就坦言慈善捐赠对于企业的声誉会有正面影响。而一些烟草公司的捐赠也有企业形象方面的考虑。>>>
置疑捐赠额度 中国富豪有多“抠门”？
　　50位慈善家的捐赠额占他们拥有财富的3%，对比《商业周刊》上美国前50名慈善家———5年内共捐赠了650亿美元，占他们财富的45%。
置疑慈善主体　为何总是富豪唱主角？
　　慈善榜发布后,人们几乎都在关注榜上和榜外的富豪们,而民间的力量则被忽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是靠屈指可数的富豪来支撑的。>>>
置疑富豪榜　为何与慈善榜不般配？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内地最有钱的富豪，未必是最大的慈善家。由此引发的中国富豪社会责任的讨论，一时沸沸扬扬。>>>
富豪榜的“靶子效应”
　　据北京某报载，“慈善榜”出炉后，北京传出某小区数十辆私家车被严重划伤的新闻，这些车大都是好车、名车。
　　“我要告胡润。”这是上海一个房产富豪得知自己上榜后的第一反应。>>>
特殊现象　半数捐赠绕过慈善机构
　　至少一半的慈善家捐赠没有通过慈善机构，而是捐向某些慈善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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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捐款数字衡量爱心是否公平？
大部分网友都认为，爱心是不能简单地用数字来衡量的，甚至是不能衡量的。
慷慨不在贫富，在于是否尽力而为　　
　　尽管穷人富人的慈善行为的绝对值可能相差很大，但是用一个名叫夏日玫瑰的网友的话说：真正慷慨的人，是挣了一块钱就把一块钱拿出来给予最需要帮助的人，相比一个有1000万拿出1万的人，前者更慷慨。>>>
爱心不在数字，而要看效果 　　
　　慈善，不止体现于数字的多寡，更是爱心的权重所值。质疑者关注的不是这些捐赠能带来何种作为与帮助，而是肤浅地琢磨你拿出了多少现金。看来，在中国做慈善还有些风险。>>>
爱心不必比较，但可以累加　　
　　今天我们一些媒体在向富人发难，认为富人们捐款太少没有慈善之心，我想说的是，富人有富人之难，普通人有普通人之富，每一个人都像丛飞一样及时行善，并从行善中感受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快慰，这是最为重要的。>>>
　　一位普通市民说，做好事的愿望谁都有，为什么非要用钱来衡量？如果是这样，义工怎么看待？不富裕但收养了孤儿的普通人又怎么看待？一个人捐多少钱不是第一位的，只有全社会都来关注慈善事业，资金总量才会越来越大。惟有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慈善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并且有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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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深圳出了一个丛飞？



　　义工在深圳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有困难找义工、有时间做义工”，已经成为深圳人的时尚。
　　深圳市义工联合会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义工团体，成立于1990年6月。15年来，秉承“服务社会，传播文明”的宗旨，倡导“参与、互助、奉献、进步”的服务精神，传播“助人自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互助理念，伴随深圳的腾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令人瞩目的成绩，走出了一条具有深圳特色的义工发展之路。
　　深圳义工以青少年为主、中老年为辅，平均年龄为28岁；素质较高，50.9％的义工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职业覆盖较广。截至2004年12月31日，市义工联共有团体义工单位2577个；注册义工139073名，其中个体义工45055名，团体义工单位下属义工94018名。15年来，累计组织超过300万人次参加义工服务，为各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提供人力支援和后勤服务近30万人次，为各种大型活动提供服务超过70万人次，平均每位注册义工每年服务时间超过30小时。按照一个人除掉节假日外每年工作260天、每天工作8小时来计算，全市注册义工的服务时间相当于2019个人全职为社会提供服务。

国外义工小知识：外国的义工服务活动起步早，规模大，社会效益好，在国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已逐渐步入组织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轨道，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运作机制和国际惯例。参加义工服务活动成为广大公民的自觉行动。
　　1998年，美国约有1.09亿成年人参与了 义工活动，56%～62%的妇女每周奉献3.4个小时、49%的男人每周奉献3.6个小时从事义工服务活动。
　　国外义工服务的主要特点：与公民的成才和就业全面挂钩；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义工服务活动的切入点。  

　　“这个人的生命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这个人的伟业和这座城市一样巨大。” ——有位网友用这样两句话送给丛飞做墓志铭。
　　丛飞，一位深圳的义工，他的爱心，与他所生活的城市深圳是分不开的；深圳，一个年轻的城市，孕育了丛飞这样高尚的人，也孕育了无私奉献的城市文明。

● 义工：丛飞和他的名片
　　“市义工联就是我的娘家。”1997年，丛飞担任深圳义工联艺术团团长，这项没有一分钱工资的工作，成为他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点。8年来，丛飞在市义工联这个爱心大家庭里，在不断播撒爱心的同时，内心的爱也在不断升华。
　　
　　“深圳义工精神是雷锋精神的延伸。”丛飞未加入义工联之前，更多的是“单枪匹马”做好事。加入这个以助人为己任的组织里，让丛飞感悟到人生新境界。他很快就融入到这个爱心大家庭中，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参与社会公益演出，频繁地出现在大家乐舞台、福利中心、老人院、孤儿院等地，还深入到劳教所、收教所、戒毒所帮教演出。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在无私帮助别人的同时，义工也升华了自己。丛飞，深圳市义工联正式注册的6万多名义工之一，在义工无私奉献的氛围中，更坚定了自己以奉献社会为快乐、以奉献爱心为己任的信念。>>>
● 深圳：孕育爱心的城市  
　　“我想在深圳像丛飞这样的人有非常多，而且深圳出现的丛飞现象也不是跟风，绝非偶然。”——深圳团市委书记张文。
　　深圳有孕育爱心的土壤，深圳是一个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的城市，平均年龄是27.8岁，建设25年，这些人朝气蓬勃，使深圳充满了爱心的信念。
　　深圳的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人均收入在全国也居前列，使他们有能力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儿童和弱势群体。
　　志愿者对深圳这个城市影响也很大，很多深圳市民也积极参与义工的活动。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市民形成了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风气。
● 义工服务为何变成了"强制劳动"?
　　其实，全国很多城市都有义工存在，义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城市文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名片。不过，有些城市在义工制度安排上似乎多了一些刚性，少了一分人文主义。
　　北京海淀区将义工服务纳入中学生毕业考核，规定初中生每学年要做20天义工，高中生每学年要做30天义工才可毕业。
　　上海普陀区则在公务员队伍中倡导义工理念，规定公务员义工每人每年累计参加义工服务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并作为公务员年终述职考核的参考。>>>
　　广州对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强制规定，有能力但未就业的低保障救济人员，须参加社区环境卫生的清洁、社区治安巡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等公益劳动，每人每周公益劳动时间不少于3个半天（10.5小时）。每月两次不参加公益劳动者，经批评教育无效，将受到包括不批准低保等处罚。>>>
　　
　　这样的义工制度安排，引发了不少争论：将义工服务变成“强制劳动”，是否违背了义工“志愿性”的原则？

乌托邦

谁来救救中国的慈善事业？


● 三大困局
QQ 小调查
您如何看待慈善排行榜
能引导富豪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
可以满足某些富豪追求功名的目的
纯属炒作，以满足发起人的私利
我不关心

您认为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最根本的条件是
富豪积极慷慨的捐赠
政府要积极倡导和规范
公民更加自觉地参与慈善活动
制定和出台慈善法
民间慈善组织不断壮大


   


【我来说两句】

1 官重民轻，社会参与度低
　　长期以来，我国的慈善工作形成了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运行机制，但是，这种运行机制难免带来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
2 慈善公益事业的监督、管理欠规范
　　有部门把自愿捐赠活动转为变相摊派，甚至挪用侵占捐款。有的组织借捐赠进行营利活动。一些企业借慈善之名，行宣传之实，出现事前承诺、事后赖账的捐赠，甚至出现借捐赠名义行骗、促销等违法行为。
3 被救助者社会回报意识的缺乏
　　一些受到丛飞帮助的人，却把他的无私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当丛飞卧病在床的时候，竟有受助学生家长来催款：“你怎么还没有把学费送来？”得知恩人身患重病，一些已经大学毕业的受资助者，却没有向恩人伸出援手。>>>
● 立法能否挽救中国慈善事业
慈善立法是当务之急？
　　 “一部专门用于民间公益捐赠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已是当务之急，其目的在于使政府、捐赠者与接受者各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保障，并使这一事物成为全社会认可和理解的正常现象。”>>>
政府是否应唱主角
　　政府正确的角色，应该是倡导者、管理者，搭建平台、倡导民众捐赠，并对慈善机构进行监督、规范，而不能限制民间组织的筹款空间。>>>
慈善事业发展靠民众
　　对于慈善事业整体发展而言，普通民众才是真正需要发动的主体。在美国，民众10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赠，占到了慈善筹款总额的70%。在香港，慈善组织世界宣明会的筹款总额中，个人捐赠也占到了60%。“公众的个人捐赠行为不应该被忽视，只有把绝大多数人调动起来，慈善才能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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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扛起中国慈善事业的大梁？http://news.QQ.com 　 2006年04月24日22:57 　 新华网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各媒体上有关慈善问题的议论层出不穷，这让人颇感欣慰，因为这种议论的势头无疑表明了人们已经开始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慈善事业。

在这些议论中，对中国缺乏富豪慈善家，以及为什么会缺乏富豪慈善家的议论尤为引人注目。许多人从传统、制度、宗教、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寻找中国富豪慈善家缺位的原因，并进而得出结论说目前中国缺乏产生富豪慈善家的土壤。

5月10日，英国人胡润抛出了一份“杰作”——胡润版《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据悉，这份由胡润领衔的欧洲货币与中国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联手打造的“慈善榜”，是内地首个此类榜单。能排出这样一个排行榜来，这说明在中国的富豪中慈善家有也还是有的，至于多少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对于慈善问题的看法也同对其他任何问题的看法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无意对他人的评论再作评论，但是对慈善这样一个牵涉面甚广的事情，有那么多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富豪身上，倒是让人禁不住心生疑虑：慈善究竟是谁的慈善？富豪必须要成为慈善家？

富豪、慈善家与富豪慈善家

如此频繁地提及富豪、慈善家，并把富豪与慈善家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疑是在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贫富差距已经拉大之后的事情。

20多年前，一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真得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不知道从哪年起，富人的奢侈生活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常常令那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瞠目结舌。最低800多万的宾利车一售而空，最低消费两万的饭店门庭若市。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外地进京民工到达的第一站——北京西客站旁，有一家名为潮皇食府的餐馆，其中一只日本吉品鲍价值1280元，这相当于那些民工在家务农的六个亲人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血汗收入。

而与此同时，多辆豪华私车被砸、被划事件频频发生，富豪被杀、被打、被绑架的新闻也不绝于耳。案发原因固然有许多种可能，但是穷人的仇富心理却也很难被彻底排除。

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富起来，总是能让那一小部分富人惴惴不安：那挥之不去的仇富情绪和历史上轮番出现的杀富惨剧会不会也殃及到他们？怎样才能在保证富有的同时又能保证生命和财富的安全？

除了一部分富人之外，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也纷纷从道义、国计民生和社会前途等角度出发，将慈善，尤其是富豪的慈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就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或者说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基础上，才如同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则，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诚信的大厦会倒塌；我们也不知道，那一天仇富的心理会演变成另一场暴民政治；我们同样不知道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会不会遭到破坏，从而出现旧体制复归。

无论是富人们出于良心、责任和自身安全考虑，还是专家们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似乎富豪从事慈善事业并支撑慈善事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问题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

在对中华慈善总会等慈善组织的调查中，许多工作人员均以捐赠者名单是单位机密为由拒绝透露具体情况，但是除了其中的一家以外，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都表示，中国的上榜福布斯富豪肯定没有在这些全国性的基金会捐过钱。

即便是在去年抗击非典那样的事件中，富豪们也远没有我们所期待地那样慷慨。中华慈善总会的有关人士说：“我们接收到捐款总计774.7533万元人民币，其中只有一个富豪以个人名义捐款，捐了200万人民币。”

此外，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在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中国，慈善捐赠或许能成为弥合社会伤口的一剂良药。尽管无论是富人自身出于对安全、社会责任等的考虑，也无论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出于社会公平和社会良性运转等角度考虑，更无论是当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逐步加大的现实等等，都在重复地强调着富豪捐赠的必要和重要。然而，当今富豪捐赠的稀少却让无数人不得不从传统、文化、宗教、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制度等方面寻找当今中国富豪慈善家稀缺的原因，也不得不从导致富豪慈善家稀缺的原因着手，力图对症下药式地为富豪慈善家的大量出现营造出更有利的环境。而且，乐观地来看，这种种努力大都会有所收效。

但是，观念、制度的改革以及主、客观环境的改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很难准确地估计出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长。在这个过程中，谁来支撑慈善的蓝天？

中国经济的发展孕育了富豪，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现实又产生了对慈善家的需求，而事实告诉我们，在富豪和慈善家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荣幸还不属于今天的中国。

谁来扛起慈善的大梁？

不难发现，近年来“慈善”这个离我们似乎很远的词越来越频繁地走进人们的视野。犹如一股越来越汹涌的潜流，慈善的力量正在涤荡与净化着人们的财富观、道德观、价值观。慈善正成为一道渐次增强的光线，照亮我们还有些蒙昧的心灵。

在有关慈善的评述中，有一种一定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能给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慈善业以有效的启示。“给予既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荣耀；慈善未必是普遍的义务，但一定是人人的权利。”

实际上，慈善之心本来就无关财富，但由于慈善事业是花钱的事业，评价标准很容易就放在了钱上。富人捐赠金额大，就很容易占据媒体的焦点。而且，货币的边际效用随财富总量的增长呈递减趋势。增加一万元的收益对平民百姓来说简直可以庆贺一下，而对超级富豪来说则根本不算什么。拿出几百万甚至几个亿去行善，对平民百姓来说绝无可能，对富豪们来说虽不能说是九牛一毛，但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这就是说，对富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的确有着更大的行善空间。

然而，有着更大行善空间且处于媒体焦点的当今中国富豪捐赠的现状却是这样的：

就胡润慈善榜看，50名富豪捐出了10.2亿元的现金和物资，这连三峡大坝投资的零头都不到。

另据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透露，“中华慈善总会在7年中，筹集的善款近12亿元，其中海外50%、港澳台10%多一点，内地捐款只占30%.”又据悉，这30%中企业、个人所占比例不高。

倒是一些民间组织及普通个人的慈善行为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

就在不久前，民间慈善团体深圳狮子会奔赴江西，为井冈山的白内障致盲残疾人免费治疗，掀起一股热潮，不仅井冈山的白内障残疾人喜极而泣，也感动了深圳。

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回忆说，1991年华东水灾的时候，让他最感动的还是普通群众的捐款，捐款数额占了大部分，超过了企业和富豪。

此外，有记者在全国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的河南省上蔡县了解到，今年以来，有很多爱心家庭纷纷向该县民政局询问“艾滋孤儿”的情况，有的还主动要求领养艾滋病致孤儿童，希望给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截止到4月，已有120多个爱心家庭向“艾滋孤儿”敞开了怀抱。

与富豪慈善家相比，中国更多的是平民行善者，孙海明、宣正英夫妇就是其中之一。6年前，他们收养了一个患有先天性脑瘫和癫痫症的4岁孤女。在这6年里，他们每星期都要为她就医而奔波，每个月都要为她支付上千元的医药费，还必须和拒绝接受她的幼儿园、小学没完没了地交涉，教她喊一声“爸爸”需要半年时间，满头乌发6年后变得白发苍苍……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动摇。

他们没有太多的钱，但他们愿意付出比钱更宝贵的东西：时间，精力和无穷的爱心。如今像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并不少见，他们的故事足以让那些用钱来衡量善心的人马上闭嘴。

同情心是人类一种天然的感情，慈善是人类情感中所含的利他行为。自有人类社会后就有了对慈善事业需求，做慈善之心和财富状况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尽管穷人富人的慈善行为的绝对值可能相差很大，但是用一个名叫夏日玫瑰的网友的话说：真正慷慨的人，是挣了一块钱就把一块钱拿出来给予最需要帮助的人，相比一个有1000万拿出1万的人，前者更慷慨。而且，我们也不难理解富起来之后的一顿山珍海味远远比不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时从邻居手中接过来的一瓢稀粥。

在采访中，一位普通市民说，做好事的愿望谁都有，为什么非要用钱来衡量？如果是这样，义工怎么看待？不富裕但收养了孤儿的普通人又怎么看待？一个人捐多少钱不是第一位的，只有全社会都来关注慈善事业，资金总量才会越来越大。

就算是在有着世界著名的富豪慈善家的美国，一般群众的捐款也往往占整个慈善捐款的大部分。

慈心为人，善举济世，这不仅应是一句充满爱心与关怀的口号，更应该体现在看得见的行动之中。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话放在计划经济时代渐行渐远而贫富差距却已经逐渐加大的时代里依然意义深远。慈善正在形成一种力量，在这股力量的推动者中，有你、有我、有他，惟有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慈善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并且有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一天。

共同幸福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马克思曾对人类的幸福前途作过天才美妙的设想：在一个富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产品按需分配，人们再也不用殚精竭虑地为稻粱谋，也不用惴惴不安地为衣食忧。尽管有很多人质疑过它的实现可能性，也有很多人因为它太遥遥无期而索性对它不再抱有希望。但是，谁都无法质疑和否认的是它最起码深刻地揭示了人类那么多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幸福生活。

而对于一个贫富有差距的社会来说，慈善无疑是通往共同幸福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加油站。

其实慈善事业在中国早已有之，并可追溯到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以及后来的儒家仁义学说等。近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以及中国实业家的兴起，“慈善企业家”在清末民初已经初露端倪，倡导“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的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市场经济时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人们对慈善的需求再次被提上日程。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我们大多数时候只看到诸多企业借“慈善”之名，行“宣传”之实，甚至出现事前“承诺”，事后“赖账”的捐赠。

我们期待中的慈善绝不是沽名钓誉的伎俩，也不是自我宣传的广告，更不是为了躲避什么、遮掩什么，而是出于本质的真诚，并以超功利的信念作精神背景。

共同幸福需要慈善，慈善需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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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飞走了 教给我们及时行善http://news.QQ.com 　 2006年04月24日18:36 　 新京报 　  丛飞走了。

一个行善者走了。一个歌者，将自己拥有的数百万家财捐给那些失学的孩子们，他得到了社会恒久的尊敬。

行善者都是迫于自己灵魂的要求，才走上行善之路的。行善者不忍心看到在自己的生活周围还有那么多苦难在发生，那些不幸的人们无力自救，只有期待社会与陌生人施以援手。

行善首先是向善，像向往光明、向往快乐一样向往着善，没有行过善的人不知道，行善却也有大快乐，这种快乐是精神上的一种安慰。当我们乞求社会财富与地位时，我们是一个弱者，而当我们行善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是社会的强者，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帮助真正的弱者的人。

在台湾花莲，有一位老人，证严法师，她主持的慈济会里有一句话，让我震撼：行善要及时！他们的会员向别人捐赠时，就心诚地向对方说一声：谢谢。为什么要向被救助者说一声谢谢呢，因为是对方让我们表达了慈善之心，让我们得到了一种心灵感受，灵魂得到了一份安慰。我们的民间曾用神话的方式来鼓励人们向善：说那些在道边乞讨的人们，他们都是神派来的，来试探人间的善良，施舍的人们都会得到神更大的回报与关爱。那些不关怀他人苦难的人却得到了惩罚或下到地狱之中。

我的记忆中我的祖母深受佛教精神影响，她不是佛教徒，但她的日常语言行为却深受佛教文化浸染，她的口头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她对陌生人也怀有一份特别的尊重，她说：万年修得同渡人。这些看似寻常的语言，却具有伟大无比的精神力量，一是它从精神上鼓励了行善者，也从精神上惩戒了做恶者，二是对同船同车的陌生人会怀有一种叫“缘分”的情感，这种情感对和谐社会人际关系、化解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具有重大意义，比那些“不要与陌生人说话，不要把自己的行李物品交给陌生人看管”这样的训戒语言要高明千倍。这些日常语言现在怀想起来，真是充满着温暖的善意与人文关怀。正是有这样一份善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家还有我们村子在极度缺粮的情况下，每年春节前后都有一批批从淮河以北南下的乞讨者，都能得到我们各家各户的救助，吃饭时会向乞讨者添一口饭，不在吃饭时间，会向他们的布袋里添一酒盅米，点点滴滴的帮助汇成小溪，滋育着无数难民，使他们苟活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对乞讨者说，我们家米也不够，你去向富人或政府求助吧。因为有这样一份来自儿时的内心体验，我到了城市，只要发现道边有老人乞讨，我都会捐出一点零钱，我如果与自己小孩一道，这样的活动有时我会让小朋友去做，让他学会给出一点，而不是每天想着再得到一点。

今天我们一些媒体在向富人发难，认为富人们捐款太少没有慈善之心，我想说的是，富人有富人之难，普通人有普通人之富，每一个人都像丛飞一样及时行善，并从行善中感受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快慰，这是最为重要的。

从今天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行善的人，只要口袋里装一些零钱，只要有人在道边乞讨，你就施舍；只要有人上不起学，在力所能及之内，你就勇敢地关注和帮助他们。你要做的是感受这种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内心体验，至于乞讨者会不会因此富得盖高楼，或是被幕后黑手盘剥，那需要政府与媒体去跟踪或制约，我们要做的是及时行善。(作来）

相关专题： 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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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 缺少的是喝彩和爱心http://news.QQ.com 　 2006年04月24日18:40 　 解放日报 　  爱心，是安顿自己同时温暖他人的一种力量。所以，直面慈善捐赠质疑，杨澜淡定的解释就是“只在乎是否快乐”。


快乐，是不应当被轻视的，即便在慈善这一庄严主题中。因为，通俗地揣度慈善的意义，不就是让我们社会的快乐来得更快一些、温暖变得更暖一些吗？

杨澜在胡润“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位居榜眼，却引发所谓“真金白银”的质疑，是不明白慈善的规则，还是借质疑炒作？莫非，其对慈善的理解已然偏题？慈善，不止体现于数字的多寡，更是爱心的权重所值。质疑者关注的不是这些捐赠能带来何种作为与帮助，而是肤浅地琢磨你拿出了多少现金。看来，在中国做慈善还有些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观念的日渐解放，慈善已不再是人们只可远观的，而是可以触摸到的了。看到了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希望，我们欣喜，同时也对慈善当前的生态环境隐忧。

中国慈善，缺少的不是这种肤浅的质疑，不是吹毛求疵，而是缺少喝彩、缺少对慈善的爱心。有数据表明，国内每年的慈善捐款额度在全国GDP总量所占比例不到万分之二，而发达国家一般要占到百分之二左右。于此背景下，我们需要余彭年、杨澜、黄如论等有识之士引领慈善的旗帜，彰显爱心。在一个贫富差距正拉大、仇富心态亦不乏的时代，他们的行为难道不值得我们喝彩、更多一点喝彩吗？而太多的质疑，只会令后来者忧虑行善的如履薄冰。

比尔·盖茨的310亿美元捐赠，其中就包括现金和权益两种形式，胡润也再三表示这是国际通行的慈善统计惯例，为什么到了杨澜这里就非要质疑一下？是不是有点苛刻了呢？慈善事业在中国尚不成熟，需借鉴国际先进技术进行操作。海外的慈善基金会设立专门的投资委员会，进行专业投资管理，以期获得更高、更安全的资本回报，这是基金会保值、增值的通行办法。正如有关人士所言，我们整个社会应该加强慈善方面的教育，营造慈善环境。遗憾的是，包括某些媒体在内，目前对慈善的理解还仅局限在简单的捐钱捐物上，这种质疑恰是慈善知识准备不足的表现。

在“质疑论”中，还不乏“是捐款还是投资”的揣测，这也有些杞人忧天。据可查资料显示，杨澜将阳光文化基金会设立在香港，正是要自觉地接受香港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审计，难道香港政府会允许任何慈善基金会沦为一个私人谋利的工具吗？

何况，质疑“对杨澜慈善捐赠质疑”又岂能拘泥于“慈善排行榜”？从报道中我们也可看到杨澜的慈善行为，是步履清晰、有迹可循的。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澜连续两年在“两会”上递交了关于完善慈善机制、推进慈善立法进程的议案；杨澜夫妇这些年相继救助了不少贫困学生、下岗职工等；新近成立的阳光文化基金会也将加强慈善机构人员的培训……这表明，他们的慈善行为是理性的、一贯的，实非突发奇想。

其实，质疑“对杨澜慈善捐赠质疑”更非拘泥于杨澜一人的慈善行为，而是呼唤一个良好的慈善生态环境。常常，我们多的是吹毛求疵，少的是爱心。也许，唤起国人的慈善意识需要以这种质疑来作代价，但我们更祈望那些已经播下的爱心种子，少经风雨，多沐春光。给慈善以爱心，慈善将让我们的快乐来得更快、温暖变得更暖。

乌托邦

余彭年20亿捐款居慈善榜首http://news.QQ.com 　 2006年04月24日22:52 　 东方早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昨天，胡润第三次发布了中国慈善榜，最终，国内最慷慨慈善家的头衔被年过八旬的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摘走，其以20亿元的捐赠额取代了前两年的慈善“状元”黄如论。

而在同时推出的2006年慈善企业排行榜上，李嘉诚基金以6.7亿元位列第一。排名第二的依旧是著名的邵逸夫基金会，去年捐赠6亿元。第三名的金光集团同时也是在跨国公司中捐款最多的，去年捐赠2.8亿元。大连万达是最慷慨的民营企业，从2003年至今，他们总共捐赠了约7400万元，主要捐献方向为教育、公共建设，位居慈善企业榜第16名。

据悉，这是胡润第三次推出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榜，第二次推出胡润2006中国慈善企业榜。榜上的100位慈善家中有54位来自去年的百富榜。

特殊现象：半数捐赠绕过慈善机构

昨天公布的中国慈善榜显示了一个特殊现象：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没有通过慈善机构，而是捐向某些慈善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

据报道，余彭年表示，他当年捐赠的10台救护车一度成为当地官员的座驾，这使他开始关注资金的使用，甚至深入到采购过程中。2002年，他向深圳市人大打报告，要求立法“保护我要捐献的慈善财产的安全和合理使用”。但因没有先例，此事一度搁浅。如今，他又一次向国家提出要求，并且已经立了遗嘱，以确认自己财产完全用于慈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宁向东表示，国内的捐赠环境不容乐观，统一让一个机构使用善款，未必是一种好事，可以尝试多渠道的捐赠方式，避免慈善腐败。

捐赠动机：企业捐赠摆脱不了功利

胡润表示，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海外华人基金的慈善捐赠往往较为透明，捐赠方向也以教育为主，他们往往认为教育是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最佳方法。如李嘉诚不仅捐钱，且把自己大量的时间花在慈善事业上。

在胡润看来，国内某些企业在慈善捐赠时，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功利之心。如正泰集团就坦言慈善捐赠对于企业的声誉会有正面影响。中国的大型国企在公益捐赠上则往往以灾害救济为主，这也和它们的政府背景不无关系。而一些烟草公司的捐赠也有企业形象方面的考虑。

颇具意味的是，作为亚洲最赚钱公司的中石油也成为了去年中国捐赠最多的国企。但胡润幽默地表示，和中石油1300亿元利润相比，他们1.27亿元的捐赠就显得不那么多了。

慈善发展：和国外相比差距仍大

另据了解，今年50个上榜企业平均将年销售收入的0.15%用作了慈善事业，而根据胡润百富榜介绍，国外前十大企业将年销售收入的0.5%捐献给公益事业，“这与国内公益事业起步时间不长不无关系。”胡润说。

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

据介绍，过去一年，慈善行业发展速度非常快，今年的慈善家榜从2005年的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比去年的13.5亿元翻了近4倍。榜上的100位慈善家从2003年至今，共捐赠了56亿元人民币，教育、社会公益和健康以及一些突发性灾难事件仍然是企业家们热衷的捐赠领域。胡润认为，这也无形之中促进了社会对这些领域的关注程度，甚至会引起国家的一些政策导向。

从勤杂工成为五星级酒店董事长

作为今年的新科慈善“状元”，余彭年的人生经历颇为不凡。1954年，他被人诬告“有海外关系”，于上海被抓，罪名为“逃亡地主”。1958年，他从上海来到香港，由于人生地不熟，英文有限，广东话又听不懂，没有任何背景，找工作十分不易，只能从勤杂工做起。此后，他赤手空拳创业，尝尽酸甜苦辣和人间冷暖。在50年的经商生涯中，他先打工后做老板，终于在地产建筑、酒店业闯出一片天地，在港台地区工商业中声名鹊起。最终，他从勤杂工成为五星级酒店董事长和著名慈善家，身价高达30亿港币。

而和余彭年的创富经历相比，他的捐赠也颇具特色———其20亿元财富全部用于白内障病人的复明手术即彭年光明行动。

对此，余彭年表示：“我捐赠主要的目的是吸引海外侨胞等更多人来参与这种活动，把慈善事业做得更好，这是我的目的。”

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前十位

1、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20亿元捐赠）2、阳光媒体投资的杨澜（5.5亿元捐赠）3、金源集团的黄如论（4.47亿元捐赠）4、蒙牛的牛根生5、吉利控股集团的李书福6、赵汉青7、香江金海马集团的刘志强、翟美卿夫妇8、天地集团的杨休9、天狮集团的李金元10、合生创展的朱孟依

首富“不慈善”：百富榜前四名捐赠不到4000万元

尽管今年慈善家排行榜从去年的50人扩大到了100人，但还是有很多国内著名富人的名字没有在列。“事实上，慈善事业尚未成为国内企业家的共识。”胡润说。

据他称，国内有一部分企业家对此保持低调，不希望公开自己在慈善领域的贡献，如鲁冠球、楼忠福、李兴浩这些广为人知的企业家们。而另一方面，新崛起的“首富”们的目光尚未投向慈善事业，如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废纸回收大王张茵等。

胡润认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慈善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拿去年百富榜的前四名（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而言，他们所有的捐赠加起来还不到4000万元人民币。相形之下，比尔·盖茨则捐出了他全部财富的62%。

他同时指出，有部分慈善家也在香港从事慈善捐赠，如杨澜、李金元，因为他们认为香港的慈善环境比较优越，相关的法律也比较健全。

乌托邦

富豪榜与慈善榜不般配问题何在http://news.QQ.com 　 2006年04月24日22:48 　 新华网 　  2005年最新公布的胡润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中，内地富豪前三甲中的黄光裕和陈天桥排在第36位和第28位。
  
而在富豪榜上排名仅为97位的黄如论却成了胡润慈善榜的中国首善之人。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内地最有钱的富豪，未必是最大的慈善家。由此引发的中国富豪社会责任的讨论，一时沸沸扬扬。

贫富差距、仇富心理引发富人绑架案

据北京某报载，“慈善榜”出炉后，北京传出某小区数十辆私家车被严重划伤的新闻，这些车大都是好车、名车。而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多起豪华私家车被砸、被划事件。该报最后做出结论：这类案件作案者一般很难归案，案发原因很有可能是一些人的“仇富”心理所致。

据资料统计，当下中国有亿万富翁1000余人，百万富翁达到300余万人，其中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富人群体还将进一步壮大。

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起。绑架对象主要是两种：一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和名人；二是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

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国内富人阶层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暴力事件一直层出不穷。2003年1月22日，山西民营企业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人枪杀于办公室；2003年2月22日，身价数千万的浙江温州乐清富商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人刺杀；2004年12月“中华第一兔老板”千万富豪何刚遇害；2005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拥有上亿元资产的知名民营企业家云全民遭绑架撕票……

北京市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位黄姓专家表示，绑架富人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因素，一个是个人因素。绑架富人现象的背后的确有着社会差距扩大、社会出现分层的事实，但也应该考虑到一些个人因素。需要分析的不仅是绑架对象，更应关注的是绑架实施者的身份构成。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则从社会学角度认为，实施绑架者一般属于两种人，一种人是生活过不下去，还有一种人不一定很穷，但由于对社会心存不满，心理存在不平衡。

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中国年人均收入低于637元温饱线的绝对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收入高于温饱线但低于882元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口为5617万人。上述两类人合计为8500万人左右。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直逼警戒线。慈善榜在这个背景下诞生，有着中国的时代背景。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慈善原本是分开的两个字，“慈”代表“慈心”，“善”代表“善举”。慈心是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善举则是社会行动层面。慈心源自佛教，善举来自儒学。将“慈”与“善”合为一个词，标榜以慈心施善举的行动。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张海洋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慈善的核心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对社会制度的完善。

张海洋教授认为先富者、企业家、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非正式制度有关联。古今中外，过度的贫富差距都很敏感，但是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传承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儒家文化，财富与道义互利互助。

目前企业家们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捐赠：一种是直接捐赠到某些慈善项目；另一种是捐赠给各类慈善机构或者政府，由他们有的放矢地用于不同领域的慈善活动，另外一些企业家显然在慈善领域有了更长久的规划——建立慈善基金会。

然而，富人行善需要氛围与机制，没有人是天生的慈善家，目前国内的慈善组织机制还不健全，财富的二次分配渠道并不畅通，这样，高敏感与低渠道通畅组合便滋生了社会矛盾，社会分配机制存在着问题，贫富差距也日益拉大。

任何慈善行动的前期都需要引导，特别是对于尚属“新富”的中国富豪阶层来讲，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培育慈善富豪的土壤。

中国大陆十大慈善家（按姓氏拼音排序）姓名出生地年龄

黄如论福建54

李春元及其家族山西73

李金元河北46

刘志强、翟美卿夫妇广东41、41

楼忠福浙江51

孙才科及其家族辽宁53

薛永新四川53

杨卓舒黑龙江53

余彭年湖南83

宗庆后浙江60

此外，张海洋教授建议应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外相对完善的慈善机制经验相结合，来完善我国的慈善事业。只有立足于慈善排行榜的相对意义和绝对价值，我们才能更为从容地理性思考我国的慈善事业，才能探索出解决慈善事业现实难题的正确思路。只有这对于我们才是真正有益的。

国外靠机制让富豪乐善好施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也是全球最乐善好施的慈善家。据《福布斯》杂志估计比尔·盖茨个人资产达480亿美元，他将自己30亿美元的微软公司年度股票分红捐赠给了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比尔·盖茨和他的夫人梅琳达·盖茨累计为慈善事业和非营利性活动捐赠了100.85亿美元。

美国贫富差距同样严重，但是美国的富裕阶层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国内外的富豪在慈善事业为会出现如此的差距呢？

对比慈善事业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上，政府很少直接参与慈善事业，而是通过政策的制定，特别是从财税政策入手，强化政府支持力度。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政策支持，一方面是对企业和社会成员的慈善捐献给予相应的免税待遇，承认慈善组织的独立社会地位，并对有关慈善组织或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

美国目前有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可以支配6700亿美元，资金规模占美国GDP的9%。而2004年国内现有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组织获得的捐助总额约为50亿元人民币，仅占当年中国GDP的0.05%。

这其中很大原因是我们只有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等7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而个体纳税人的捐赠，免缴的税额只在3%以内。

另一方面是对个人所得或遗产征收超额累进税等。按照美国的遗产税，即使家财万贯的家族，到第四代所获得的遗产也只能为零，美国超过300万美元遗产，就要适用最高的遗产税率55%。对于企业家们来说，与其多半被征税，不如捐给慈善事业留下美名。

财税政策向慈善事业倾斜，表面上看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这种倾斜能够带动更多的民间财力来办社会公益事业和救灾济贫事业，从而减少政府的压力和负担。

此外，这些国家的政府还对民间的公益慈善组织进行监督。在美国，政府支持社会办慈善事业，但同时政府对慈善机构的界定及其财务活动有一套完整、规范的管理办法。根据联邦法，美国的税务局通过三种方式来监督慈善机构的动作，一是慈善机构提供的年度报表，包括年度收支明细账，其付给董事、执行官、骨干雇员和五个收入最高的员工的薪酬等等；二是通过审计慈善机构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审计对象每年会有不同侧重；三是通过评估对违规的慈善机构给予处罚或罚金，最严厉的处罚莫过于取消一个组织的免税资格——这无异于将该组织判了死刑，不过这种处罚很少使用，更常见的是处以罚金，而且受到处罚的是参与违规行为的个人而非慈善机构。

然而，由于传统伦理、社会保障等种种原因，中国富人在捐款之前，往往会担心后代可能面临的生存压力

乌托邦

上海一房产富豪：我要告胡润http://news.QQ.com 　 2006年04月24日22:55 　 第一财经日报 　  “我要告胡润。”这是上海一个房产富豪得知自己上榜后的第一反应。该房产企业今年首次上榜，在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为18亿元。对于这一数字，该富豪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并不准确，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他认为，自己企业对很多数据并没有披露，但是胡润却根据自己的一套体系计算出来这一资产，并不属实。同时，对于胡润没有通过个人同意而发布榜单，并将其名字列入其内，该房产商认为也着实不妥。

有人乐意去揭开盖子，但是被揭开盖子的人并不乐意将财富公之于众。今年房地产界冒出来的这些“黑马”不仅不大乐意上榜，而且纷纷斥责胡润所公布的数字有失公允。

上榜对于房地产商来说似乎并不是个好消息。当财富转化为对外界公开的具体数据时，更多的房地产商感觉到的是一种不安。记者了解到，一些房地产企业早就在榜单公布前对胡润团队发出公函，首先是拒绝发榜，同时拒绝将总裁的信息公开；其次是宣布胡润团队所调查的数据是错误的。

“胡润的团队之前找过我们，但是我们老板婉拒了他们的调查请求。随后胡润又通过其他的报表对于我们公司进行了研究，并且就此发布了公告。但是事实上这个数字并不准确。”浙江一家上榜的开发商也对胡润百富榜所公布的财富数字进行了质疑，但是该企业也拒绝对企业现有的发展规模进行披露。该开发商认为：可能是因为今年推出的几个项目，以及公司品牌的日益做大，让平时低调的公司进入了胡润团队的视野。

顺驰集团董事长孙宏斌从去年第95位上升至今年第36位，可谓“黑马”。但当记者告之孙宏斌这一信息时，孙宏斌低调地表示，其人在美国，不方便回答这一问题。而胡润则对本报记者点评说，去年顺驰集团的销售额为100亿元，利润为7亿元，如果孙宏斌的企业规模依然大幅扩大，那么孙宏斌的个人财富也会继续攀升。

上榜的一位开发商对本报记者坦言，现在的市场对房地产并非很有利，这个时候将企业或许并不准确的数字公开之后，很多企业担心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胡润则表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房地产企业透明度增高，这是新上榜房地产企业增多的原因。”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浙江南都集团、中国银泰、南京天地集团以及广州深圳的京基集团、上海西郊庄园置业纷纷上榜。

“以前房地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现在大的项目做多了，企业想低调都很难。”胡润举例中国银泰说,这一企业在北京国贸的对面就做了一个大项目，土地的价值、项目的花费，这些都是榜单评定的标准。同时，包括绿城集团、世茂集团，这些房地产企业所拥有的土地储备，都已经成为胡润对于财富数字的佐证。

乌托邦

慈善捐赠为何总是富豪唱主角http://news.QQ.com 　 2006年04月24日22:47 　 新华网 　  4月11日,胡润2006中国慈善榜在京公布。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以自2003年至今20亿元的捐赠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今年的慈善家榜从2005年的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

胡润的中国慈善榜能够产生一种"催款单"效应,那些在富豪榜上位居前列,在慈善榜上没有出现的富人,就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道德压力,这将促使富人向善,毕竟,没有哪个富人愿意被贴上"为富不仁"的标签。慈善榜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但是,有一种现象不能不提。慈善榜发布后,人们几乎都在关注榜上和榜外的富豪们,而民间的力量则被忽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是靠屈指可数的富豪来支撑的。以美国为例,1999年,美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款总额为1900亿美元,其中85%的捐款来自美国普通民众,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在我国,中华慈善总会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

不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慈善事业,其基础是非常脆弱的。那么,民间的慈善捐赠何以如此清冷?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全面发展不无意义。

民间对捐赠态度冷漠,首先就与慈善事业始终为政府所主导的机制有关。慈善事业的特性决定了,它应该是一种民间行为而非政府行为,一旦政府主导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就容易"变味"。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下文件搞捐赠摊派,自愿的捐赠活动被扭曲成为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更可笑的是,这种权力主导下的捐赠,往往按照级别排列,从而形成捐赠的"潜规则"。比如,单位一把手捐赠200元,下级就只能低于这个数额,否则,就"疑似"给领导找难堪。

政府主导下的慈善事业,不可避免地要增加公益事业的运行环节和运行成本。而且,由于寻租现象经常与权力结伴而行,权力主导捐赠的结果很容易导致腐败。去年3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所披露的山西省民政厅动用救灾捐赠款建造办公楼和宿舍楼即为一例。这种行为哪怕是个别现象,也会使政府主导下的慈善事业的整体形象受损。

因而,从全球范围来看,非营利组织才是公益事业的主体。遗憾的是,我国的一些所谓民间慈善组织,也常常由于挂靠在政府机关而具有浓厚的政府色彩。这是因为在现行的制度下,慈善机构被要求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这对慈善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造成了损害,成为制约我国民间慈善机构发展的一个瓶颈。

税收政策也是一个原因。我国虽然有很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老百姓捐赠很难享受到。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曾经介绍说,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元,为了拿回捐款的税收抵扣50元,他经历了10道手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位司长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所遭受的困难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则是善款去向不公开、不透明。在胡润2006中国慈善榜上名列第一的余彭年,1988年的时候,曾给湖南捐赠了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但是,本应用于急救病人的车成了某些领导的专用车。盛怒之下,余彭年将捐赠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几家医疗机构。然而他没想到,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

应该认识到,富豪由于捐赠数额较大,他们的捐赠行为常常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这种关注本身给富豪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无形资产",这也可以算作是对富豪善心的一种回报吧。而民间的个人捐赠,唯一的回报就是善款得到善用,这是对他们爱心的最大回报,倘若善款去向不明,其积极性比富豪更容易遭受重创。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教育、医疗、住房等压力太大,因教育和医疗等因素致贫、返贫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加重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在这种担忧之下,人们莫说捐赠,连消费都顾虑重重,导致政府拉动内需的种种努力始终难以见效。这或许可看作是民间捐赠积极性不高的一个根源吧。冯光明

乌托邦

余彭年20亿捐款居慈善榜首http://news.QQ.com 　 2006年04月24日22:52 　 东方早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昨天，胡润第三次发布了中国慈善榜，最终，国内最慷慨慈善家的头衔被年过八旬的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摘走，其以20亿元的捐赠额取代了前两年的慈善“状元”黄如论。

而在同时推出的2006年慈善企业排行榜上，李嘉诚基金以6.7亿元位列第一。排名第二的依旧是著名的邵逸夫基金会，去年捐赠6亿元。第三名的金光集团同时也是在跨国公司中捐款最多的，去年捐赠2.8亿元。大连万达是最慷慨的民营企业，从2003年至今，他们总共捐赠了约7400万元，主要捐献方向为教育、公共建设，位居慈善企业榜第16名。

据悉，这是胡润第三次推出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榜，第二次推出胡润2006中国慈善企业榜。榜上的100位慈善家中有54位来自去年的百富榜。

特殊现象：半数捐赠绕过慈善机构

昨天公布的中国慈善榜显示了一个特殊现象：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没有通过慈善机构，而是捐向某些慈善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

据报道，余彭年表示，他当年捐赠的10台救护车一度成为当地官员的座驾，这使他开始关注资金的使用，甚至深入到采购过程中。2002年，他向深圳市人大打报告，要求立法“保护我要捐献的慈善财产的安全和合理使用”。但因没有先例，此事一度搁浅。如今，他又一次向国家提出要求，并且已经立了遗嘱，以确认自己财产完全用于慈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宁向东表示，国内的捐赠环境不容乐观，统一让一个机构使用善款，未必是一种好事，可以尝试多渠道的捐赠方式，避免慈善腐败。

捐赠动机：企业捐赠摆脱不了功利

胡润表示，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海外华人基金的慈善捐赠往往较为透明，捐赠方向也以教育为主，他们往往认为教育是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最佳方法。如李嘉诚不仅捐钱，且把自己大量的时间花在慈善事业上。

在胡润看来，国内某些企业在慈善捐赠时，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功利之心。如正泰集团就坦言慈善捐赠对于企业的声誉会有正面影响。中国的大型国企在公益捐赠上则往往以灾害救济为主，这也和它们的政府背景不无关系。而一些烟草公司的捐赠也有企业形象方面的考虑。

颇具意味的是，作为亚洲最赚钱公司的中石油也成为了去年中国捐赠最多的国企。但胡润幽默地表示，和中石油1300亿元利润相比，他们1.27亿元的捐赠就显得不那么多了。

慈善发展：和国外相比差距仍大

另据了解，今年50个上榜企业平均将年销售收入的0.15%用作了慈善事业，而根据胡润百富榜介绍，国外前十大企业将年销售收入的0.5%捐献给公益事业，“这与国内公益事业起步时间不长不无关系。”胡润说。

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

据介绍，过去一年，慈善行业发展速度非常快，今年的慈善家榜从2005年的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比去年的13.5亿元翻了近4倍。榜上的100位慈善家从2003年至今，共捐赠了56亿元人民币，教育、社会公益和健康以及一些突发性灾难事件仍然是企业家们热衷的捐赠领域。胡润认为，这也无形之中促进了社会对这些领域的关注程度，甚至会引起国家的一些政策导向。

从勤杂工成为五星级酒店董事长

作为今年的新科慈善“状元”，余彭年的人生经历颇为不凡。1954年，他被人诬告“有海外关系”，于上海被抓，罪名为“逃亡地主”。1958年，他从上海来到香港，由于人生地不熟，英文有限，广东话又听不懂，没有任何背景，找工作十分不易，只能从勤杂工做起。此后，他赤手空拳创业，尝尽酸甜苦辣和人间冷暖。在50年的经商生涯中，他先打工后做老板，终于在地产建筑、酒店业闯出一片天地，在港台地区工商业中声名鹊起。最终，他从勤杂工成为五星级酒店董事长和著名慈善家，身价高达30亿港币。

而和余彭年的创富经历相比，他的捐赠也颇具特色———其20亿元财富全部用于白内障病人的复明手术即彭年光明行动。

对此，余彭年表示：“我捐赠主要的目的是吸引海外侨胞等更多人来参与这种活动，把慈善事业做得更好，这是我的目的。”

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前十位

1、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20亿元捐赠）2、阳光媒体投资的杨澜（5.5亿元捐赠）3、金源集团的黄如论（4.47亿元捐赠）4、蒙牛的牛根生5、吉利控股集团的李书福6、赵汉青7、香江金海马集团的刘志强、翟美卿夫妇8、天地集团的杨休9、天狮集团的李金元10、合生创展的朱孟依

首富“不慈善”：百富榜前四名捐赠不到4000万元

尽管今年慈善家排行榜从去年的50人扩大到了100人，但还是有很多国内著名富人的名字没有在列。“事实上，慈善事业尚未成为国内企业家的共识。”胡润说。

据他称，国内有一部分企业家对此保持低调，不希望公开自己在慈善领域的贡献，如鲁冠球、楼忠福、李兴浩这些广为人知的企业家们。而另一方面，新崛起的“首富”们的目光尚未投向慈善事业，如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废纸回收大王张茵等。

胡润认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慈善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拿去年百富榜的前四名（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而言，他们所有的捐赠加起来还不到4000万元人民币。相形之下，比尔·盖茨则捐出了他全部财富的62%。

他同时指出，有部分慈善家也在香港从事慈善捐赠，如杨澜、李金元，因为他们认为香港的慈善环境比较优越，相关的法律也比较健全。

乌托邦

中国慈善大王之争：余彭年捐款能排美国前30位http://news.QQ.com 　 2006年04月25日10:17 　 南都周刊 　  第 1 2 页  
(引言)在热热闹闹的慈善榜后面

掩饰不住一个苍白的事实

至少在今天的中国

真正能够服众的慈善大王

还没有出现

是财富的积累还不够？

是捐赠的机制还不够通畅？

还是富人们没有像卡耐基一样

意识到“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策划张东生执行陈建利、兰红、苏岭

4月18日，由民政部作指导单位、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官方版”中国慈善榜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与媒体见面，黄如论、刘沧龙、邹锡昌、袁熙坤、古润金、李春平、汤燕雯、李书福、陈逢干、周建云依次获得“年度十大慈善家”荣誉称号。

就在一周前的4月11日，来自英国的小伙胡润在清华伟伦楼公布了他的2006年中国慈善榜，深圳的余彭年以20亿的慈善捐赠高居榜首，杨澜、黄如论、牛根生、李书福、赵汉青、刘志强翟美卿夫妇、杨休、李金元、朱孟依进入前十。

两个慈善榜的先后出台，暗中“较劲”意图明显。但公众更感兴趣的，却是两个榜单的巨大差异：不单排名不一致、上榜的人面孔迥异，就连那些同样上榜的人，他们的捐赠数额都完全不同。

以力帆董事长尹明善为例，在胡润榜中，他以捐赠2300万元排名第34位，而在“官方榜”上，他排名在第63位，2005年捐赠732.28万元。1500余万元的落差，让尹明善自己都糊涂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连他本人对具体捐赠金额也不太清楚。

而著名公众人物杨澜则直接被慈善榜拖入了质疑的漩涡当中，在胡润慈善榜上，杨澜以5.5亿的捐赠额高居第二，旋即引来媒体和网民的一片质疑声。“官方版”慈善榜上，杨澜最终落选。

更多的抱怨则指向富豪“为富不仁”，捐得太少，怀疑慈善中介对善款的使用效率，并担心善款的最终流向；媒体在迎合民众情绪的同时，也以一个“公正底线者”的形象出现，指责慈善事业的缺失和错位；慈善机构一方面奚落公众和企业缺乏爱心，一方面狠批捐赠免税政策；企业家也在忙于辩解，不是不捐，而是捐了麻烦多多，还会受到“出风头”的嘲讽。

卡耐基临终时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洛克菲勒也说，只有行善才能涤荡灵魂的自私。人在致富后应回馈社会已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一种共识，中国的传统智慧中也从来强调乐善好施、回报社会。但至少在今天的中国，真正能够服众的慈善大王似乎还没有出现。

一切都还只是开始，胡润的慈善榜开始于2004年，福布斯慈善榜、“官方版”慈善榜也是两三年的事。恰如中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一样，中国的慈善大王还在路上。

胡润：寻找中国的卡耐基

记者兰红上海报道

胡润的每一次出场，必定引发一场关于中国富豪们的新视角和新的口水战。哪怕这一次，他为这个乐善好施的国家带来的是慈善榜，仍然不可预计地陷入纷争。当然，他很清楚围绕在他身边的那片质疑声；他也知道，那些人在质疑什么。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转动着手上的杯子。咖啡厅里音乐舒缓，跟着曲子，他的身子甚至不安分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这是一个珍视现在处境的人。他很容易地适应了刚刚进来不到两分钟的室内环境，并且用那双蓝色的眼睛，习惯性地对面前的人进行了瞬间的判别。只是，他已经适应了的中国，会不会让他找到一个新版的卡耐基呢？

中国人也做慈善吗？

南都周刊：4月18日，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和《公益时报》联合发布了一份中国慈善榜，和你4月11日发布的慈善榜相比，我们发现同一个人的捐赠数额差距非常悬殊，排名也不一致。这是为什么？

胡润：是有很大差别，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在计算捐赠款项的时候，不仅计算现金，也计算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比如余彭年捐赠的20亿元，这部分现金和财产，不能抵押，也不能贷款，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数字是有效的。在杨澜和牛根生身上，也是如此。第二，我们公布的是累积了3年的数据，而他们的数据以去年为主。

南都周刊：这也是你第三次推出中国慈善家排行榜，2004年推出这个榜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胡润：1999年，我决定和朋友们一块做一份“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有这个想法的第二天，我就在考虑，我该通过什么方法找到这些富豪们呢？在国外，找到富豪的方法很简单，最富的人应该是捐赠最多的人。比如，比尔·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可是，1999年，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

2002年，我的一个朋友重提此事。可我们发现，时机还是不够成熟。没多少人真正在做慈善事业，捐款数字太小，而且互相没有太大差别。2004年，我们动手了。然后，一年一次地继续着。

南都周刊：三年时间过去了，有哪些变化让你记忆深刻呢？

胡润：之间有什么变化呢？我想是数字越来越大了吧。今年触动比较深的是碰到了余彭年。以财富总数来说，有多少中国人能上全球财富500强呢？但按照美国《商业周刊》的统计数据，余彭年的捐赠额度放在美国也能够排在前30位。

这不仅让我惊讶，让国外媒体也惊讶。这两天，我刚接受CNN的采访，他们疑惑：中国人也做慈善吗？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啊，中国人吃穿住用行，应该样样都归国家管，为什么还要做慈善？

杨澜的5.5亿怎么算的？

南都周刊：事实上，中国人也很惊讶。比如，很多人质疑，杨澜真的捐了那么多钱么？你能否跟我们透露一下，你到底怎么计算出来呢？

胡润：我们的做法其实和《商业周刊》、《泰晤士时报》没什么差别。无非三条途径：找慈善机构、找企业家本人、找公开消息，比如财务报表。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核查从这三个渠道得到的数据。如果说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想主要是我们将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也算进去了。

比如杨澜，她把自己所持有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股份的51%承诺捐赠给慈善事业。目前为止，这51%有法律保护，大概值4.5亿元；加上杨澜以前做的慈善事业，有1亿元左右，所以，加起来，她的慈善款项有5.5亿。

南都周刊：如果每一个人的捐款数额都要经过核查，那么，做完一份榜单，你大概要接触多少位企业家呢？

胡润：坦率地说，很难分清楚我是为了做慈善榜还是百富榜才去接触他们的。只能说，我们每天要接触很多人。有媒体说我们大概接触了2500人，或许比这还多也不一定呢。

当然，不是所有上榜的人，我们都接触过。比如排名第六的赵汉青，从中国人民大学的官网资料看，他捐了1亿元给校方建教学楼，可是他本人不愿意出面，中国人民大学方面也不愿意提供他的联系方式，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他。但那笔捐款是确定无疑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他放在榜上了。

南都周刊：看来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上慈善榜。除此之外，这些企业家们还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胡润：反应倒是蛮有趣的。有些企业家不配合百富榜，却很配合慈善榜，比如，李金元、许荣茂；但有些企业家却恰恰相反，比如楼忠福。他们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我想，或许是他们信佛教、信道教的缘故吧。

中国的慈善大王在哪里？

南都周刊：从百富榜和慈善榜的数据对比中，也有很多问题耐人寻味。比如，为什么更多的知名人物没有捐赠？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慈善者越来越多呢？

胡润：慈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三角关系，涉及到企业、慈善机构和政府三方的责任。对于身在其中的企业家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应该先把慈善做好，还是先把企业做好？

我们拜访过的一家企业，拥有2万多个员工，每年纳税1亿元，他们也在为这个问题困扰。我认为，企业对社会最大的慈善是创造就业和缴税，做慈善并不是企业必尽的义务。所以，不需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不如，慢慢来。

南都周刊：中国是否有可能产生像卡耐基那样的慈善大王呢？

胡润：非常有可能。卡耐基的特征是什么呢？他是全球首富，于是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慷慨的人。在中国，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穷人把所有的钱捐出去，从而成为卡耐基。要成为卡耐基，必须先把财富累积上去。这一点，我对中国很有信心。

南都周刊：除了财富积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需要做的？

胡润：在中国有一个问题，人们对慈善机构不是那么信任，他们总是担心这些机构会从中克扣一部分的钱。这些机构真的很年轻，虽然有一些机构历史悠久，但开始正常运作也就是1994年的事情，他们在人才、系统和品牌信任度上，还做得不够。在这方面，不妨学学国外的经验——除了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之外，企业捐赠的时候，可能会另外给慈善机构捐一笔钱，以保证它正常运作。

另外，让民间慈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分重要。最近，我和德国一位知名企业家Florian Langenscheidt交谈时，他的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民营慈善机构往往能够用1块钱，便能够完成政府需要花费3块钱完成的事情。


余彭年：20亿捐赠并不为多

记者高爽实习生刘伟苏随萌深圳报道

20亿只是杯水车薪

南都周刊：在胡润慈善榜中排名第一位，高兴吗？

余彭年：这个问题也有很多记者问我。得到这个荣誉，我高兴，但又感到惭愧，因为我无法根治全中国的白内障病人。这个第一名对我来说非常不重要，海外的、国内的慈善家如果都能超过我，这才是对白内障患者的大好事。

南都周刊：我明白，但这个事情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荣誉。

余彭年：我都八十多岁了，我要名誉来干什么用？只要老百姓记得我说我好，对我就是最大的满足。

南都周刊：这几天在互联网上的评论余彭年的名字受到广泛关注，一个是你排名第一，一个就是你的捐赠额达到20亿元，非常惊人。

余彭年：在北京也有个外国记者这样问我，说你捐了20亿，数目很大啦。我说我的看法和你不同，我认为捐赠的数目不是很大。

南都周刊：哦？为什么这样说？

余彭年：国内白内障患者有多少你知道吗？全国十几亿人，有几百万例，很多都集中在贫困地区，而且现在每年新增长的病人大概是40万例左右。但我能做多少白内障手术呢？到现在做了还不到十万例。我说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我的20亿，对全国的白内障患者来说，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南都周刊：你的心情我理解，但如果按照普通人的心态，20亿元这样一个数字，也确实是数目很大。

余彭年：我这样说，如果我有一百亿的家产，我也会全部拿出来做这个事情，而且绝对是毫不犹豫！

南都周刊：我相信。

余彭年：但这也同样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彭年光明行动

南都周刊：大家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20亿元的捐赠是怎样的一个构成？

余彭年：几年前我就把自己全部的财产都捐出来了，我的固定资产全部捐赠，包括彭年酒店和在香港的不动产。现在的这20亿，主要是我彭年酒店的大楼，彭年现在的市值大概是接近20亿吧，再加上没有卖出产权的写字楼收租金，按整数算吧，就算20个亿。

南都周刊：评估是由胡润方面完成的？

余彭年：他们有一套计算方法，根据面积和酒店在工商银行的托管资料，还有营业收入等等好多项，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南都周刊：你的其他不动产暂时没有计算进去？

余彭年：对，香港和大亚湾的不动产没有计算进去，等我在香港的酒店盖好了，也会捐出来。这么多钱，我留着干什么？没有留的必要。这话几年前我就说过了。

南都周刊：从2003年年底启动的“彭年光明行动”，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启动仪式上你曾经承诺，用五年的时间，走全国的九个省和自治区，救治十五到二十万例白内障患者。现在刚刚两年多的时间，好像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吧？

余彭年：救治的数量没超过，到现在做了十万例吧，但医疗队去过的地方已经远远超过了九个省。

南都周刊：今年大概有几个省的行程已经确定？

余彭年：后天要去江西南昌，下个月去贵州，还有黑龙江，确定要做一万例。

南都周刊：你有没有计划，比如说这个事情要做多长时间？要让多少患者解除痛苦？

余彭年：这个肯定是长期做，我没办法跟你保证我会做多长时间做多少病例。我只能说，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南都周刊）

乌托邦

严介和：我没必要上这个榜

记者苏岭广州报道

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2005年胡润百富榜第二名

打造中产是更好的慈善

南都周刊：你最近一次捐款在什么时候？

严介和：我个人最近没有捐款，因为我不管具体事务，太平洋下面的子公司和孙公司有捐款。

南都周刊：你是去年胡润百富榜蹿升至第二位的黑马，但在今年的胡润慈善榜中却没有名字，为什么？

严介和：这两个榜我都不看重，因为都没有什么权威性。百富榜不准确，慈善榜也是如此。比如有的人做慈善搞得很大，但他不愿意留名，留名容易搞得麻烦，毕竟社会上各种心理都有。

以后太平洋基本上所有的榜都不会上。太平洋和我个人的社会责任都是很强的，但都没必要去上这个榜。太平洋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不需要打造什么美誉度。

南都周刊：去年有报道称你正考虑把太平洋系的75%股权陆续赠送给管理层，已经实施了吗？为什么这些不用来捐助慈善事业呢？

严介和：这个计划正在着手实施，我认为这是更好的慈善。

让中产阶层唱主角，这是我们国家的目标。只有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社会贫穷阶层才会越来越少。我是直接扶持到有增长潜力的人，让他们有能力在将来回报社会，这种回报的面会更宽广，量更大，作用更明显。

直接捐赠的话，对整个社会而言，相当于杯水车薪，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培育中产阶层，是我的一个探索。

企业回报社会要量力而行

南都周刊：富人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严介和：真正的企业家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不能称其为企业家。

现在企业家、实业家和资本家通常统称为企业家，但真正以社会为本位的企业家不超过5%，35%是实业家，60%是资本家。企业家是围绕社会运转的，实业家是围绕企业运转的，资本家是围绕钞票运转的。资本家除了赚钱还是赚钱，赚钱的做，不赚钱的不做；赚大钱的先做，赚小钱的后做。他的思维就那么直白，除了钞票还是钞票。实业家有利于企业的才做。企业家是社会认可的事情才做，个人的效益和企业的效益建立在社会利益的基础上。

南都周刊：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担当了社会责任？

严介和：确实。中国的企业家都有爱国热情，当资本的积累完成后，他会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不过，我认为民营企业回馈社会既要有感性，也要有理性，不能光有感性神往，而无理性的回归。回报社会与危难之中救人不同，应该力所能及，不能影响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南都周刊：有的民营企业担心捐赠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不去捐赠，你是否有这样的顾虑？

严介和：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我们企业大了，找得到我的人很少，信息对称不上。公司规模大，法人治理比较完善，各种分支机构比较多，求助者直接跟我对接的比较少，一般下面的部门就处理妥当了。

中国社科院专家葛道顺：应该鼓励普遍捐赠

记者陈建利北京报道

质疑富人捐赠是全球现象

南都周刊：胡润发布2006年中国慈善榜后，一方面网民和媒体在指责中国的富人“为富不仁”；另一方面却对排在第二位的杨澜的捐款数额表示怀疑，为什么会这样？

葛道顺：个人和企业的捐款的动机和目的是丰富多彩的，有完全纯公益的，就是为了行善。但客观上不排除有功利性质的，比如获得个人声誉和企业的美誉度，提高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增加品牌的社会认可等。每一个捐赠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他利和自利的不同组合，很容易引起质疑。对富人的捐款目的质疑在全球也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很正常。

南都周刊：但中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葛道顺：一方面，我们对慈善的定位出现一些问题，社会对慈善作用的预期太高了。慈善虽有“第三次”分配之称，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调整收入分配应该以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为主。

还有一个比较对象问题。媒体喜欢拿中国和美国相比，而不管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可比性。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慈善机构掌握的财富相当于GDP的近10%。而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运作方式与韩国、日本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相类似，捐款水平相差不大，我们发展慈善事业应该更多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

南都周刊：一些企业主也反映，他们怕被别人指责出风头，或者怕惹麻烦而不敢捐，或者偷偷地捐。

葛道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个企业捐款见报后，两个月内别想得到安静。首先是工商税务回来查账，是不是偷税漏税了？然后是政府主管部门、各种慈善机构的劝募接踵而至，媒体、困难对象等也会随之而来。总之，捐一次款，麻烦事一大堆。

另外一个现实是，对企业财产的保护没有对公民和家庭财产的保护明确有力。企业财产的形成有一定的社会性，原始资源的获取和财富的分配等都不一定绝对公正的，甚至不一定绝对合法的，所以，公众眼里，一些民营企业的私有性并不是很纯粹，在这种情况下，把企业的财产拿出来“晾”，风险非常大，尤其是财产审查这关。

要倡导“众人拾柴”

南都周刊：在本次胡润排行榜中排在前十位的富豪，有八位是通过成立了自己的基金来运作善款的，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捐给国家的慈善机构？

葛道顺：捐款并不是捐出去就OK了，没有一个畅通的捐款机制，捐款者对捐赠过程和效果不能把握，看不到捐献的价值，或者捐献不方便，都会反过来影响并决定其是否捐献。

我国的慈善中介机构，大部分是官办的，发育程度不高，公信力不足，善款的筹集和执行职能合一，其善款的使用也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反馈，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不少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在公众场合，很少感谢捐款者，一发言往往就是居高临下，抱怨公众和企业缺乏善心，或者指责国家的捐款免税政策。这样的一种形象，怎么能获得公众认可和信任，为其机构募集到资金？

南都周刊：无论是在日韩还是在美国，在慈善捐款上，普通人的捐助数额往往占很大比例，基本上都在70%以上，而我国普通人群的捐款在捐款总额中占的比例非常低。但北京一家媒体做的调查表面，中国普通人有回报社会意愿的达到90%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葛道顺：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有善心的，只是看有没有实现善心的条件。普通人的捐赠因素更多的是方便性。如果捐款数额不大，而又很麻烦，一般人的选择会是放弃捐款。

南都周刊：怎么摆脱这些困境？

葛道顺：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引导少数企业和个人的大额捐赠，而应该鼓励大多数人、大多数企业普遍捐赠，在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鼓励企业适当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参与捐赠，形成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方炎松(广东省慈善总会秘书长)

捐赠问题比较复杂，牵涉到很多方面。第一是国人包括企业的财富承受与西方有差距；第二我国慈善事业开展历史比较短，才10多年，机构运作还不像国外那样有法律规范，使捐赠者有疑虑；第三是我国整体上的慈善文化、理念不够发达，还没有形成比较大的慈善气氛，因此导致我国慈善捐赠的规模不大，数量比较少。

目前我国的慈善机构数量不多，民间捐赠不活跃，造成资源与需求极不成比例。我们慈善总会目前没有重大疾病的求助资金，但重大疾病需求很大。全国白血病的患者大约有380万，光干细胞的移植费用就达1万亿人民币，显然不是哪一个机构能够解决。

2004年，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向广东省慈善总会捐款的企业和个人可以获得税前全额扣除。除我们之外，全国另外有五家国家级的慈善机构有此权利。我们做过一些宣传，但力度还不太够。慈善榜的推出对国内的慈善事业会有推动作用。

我个人去年捐了好几次钱，有几千块，比如海啸、省里六七月份水灾等。

阿来(知名作家)：

我最近没有捐过款。一个人做慈善多是因为觉得社会和各方面帮助过他，怀着感恩之心，当有能力的时候就去帮助别人。这个前提是社会要对他有恩。

中国的商人可能有两类：一种是通过不太正常手段发财的，其财富不能见光；另一种是通过正常手段发财的，但越是通过正常手段，可能付出越艰辛。我自己曾经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而且是帮国家做，当时感觉心力交瘁，没人来帮扶，越通过正当途径，越是这样。

慈善机构的管理也有问题。现在不管国有的还是民间的慈善机构都不够透明，监控不力。我本来想捐给看不起病的人，但钱最终去哪儿，我不知道。这样，谁还愿意捐？现在有余力的人很多，但连纳税人的钱流向都不可知，民间的机构大家更感到不可测和不可控。

潘苏静(广州全职太太)

我现在捐助了贵州凯里的两个孩子就学，每学期出两个孩子的学杂费，自己能够控制，知道钱到哪里去了。我对慈善机构的捐款没什么热情。国内的捐赠机制不够公开和透明，如果把钱捐给中华慈善总会，不知这钱到底去了哪里？用到哪里？合理与否？只知道捐钱的渠道，不知道运作的方式。

李新平(深圳某私营企业主)

我多是捐款给老家，比如去年、前年家乡修路和学校建楼，电话打来，我捐了几万。这只是力所能及。如果捐款跟税务挂钩最好，这样我宁愿多捐一点，用于慈善比单纯纳税更有意义。

禹剑(上海某咨询机构合伙人)

名人与社会责任没有百分百的关联。只要他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的财富，他爱怎么使用是他自己的权利，只要不违法就不能苛求。国家的责任创造一种捐赠的氛围，到时，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大家都会有动力去做。

我在今年三月份参加了一个小规模捐赠，是一个北大毕业支教的老师发起的，要募集3000元用于10多个学生的高考报名费和其间的生活费，每人限捐100块，此活动只在有限圈子内开放，第三天就募够所需资金。（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