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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连续发生的公共医疗救助缺位的悲剧,再一次促使公众将目光投向了医疗保障领域。一边是市级财政每年一亿重症救助资金花不出去,一边却是重病患者屡屡陷于无助之境。小碧心由于媒体报道引发全城捐款,获得的医疗救助尚可维系,但更多像她一样不幸的生命由于活在媒体聚光灯之外,只能孤立无援地等待奇迹。医疗救助体系问题积弊已久,改进非一日之功,广州如果能借助新型城市化管理改革之势,在厚墙中打开一条缝隙,善莫大焉。
上周五,全城关爱中,小碧心去世,尽管小碧心的去世是由于病情本身恶化而非治疗费用枯竭,但这一场爱心救助中民间力量为主的现实,和不久前市人大公布的每年一亿重症救助资金花不出去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刺痛了公众的双目。
作为专项转移资金的一亿重症救助资金,由于需要区级财政拿出30%的配套资金才能领用,造成区级政府毫无动力去执行,一项源于公益之心制定的政策就这样轻易地被下级用对策化解。这其中值得反省的有很多,首先是政策留的“后门”太大,在目前受困于经济危机、各级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的前提下,可以预料的是,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区财政资金大量被投入政府主导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中,能够用于教科文卫等民生支出的本来就少,更何况是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希望区政府主动拿出30%的配套资金无异于缘木求鱼。更重要的问题是,该项明显存在漏洞的救助政策是如何出炉的,制定时是否遵循了基本的决策程序,是否向重症病人、医院、媒体公众等征询意见,是否举行过公开透明的讨论,发现其存在偏差后,是否存在其他救济途径,这些深层次问题更值得反省。决策程序出了问题,未来还可能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带有“后门”的行政决策。
上周四,一对阳春前来广州治病父女令人同情。14岁的女儿刘新云被查出患上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称,治疗大概需要四五十万,她的父亲、50岁的刘家晓也在医院通过骨髓检查确诊为白血病。刘新云在家中排行第四,大姐已出嫁,二哥智力有点问题,三姐在东莞打工,小弟只有8岁。面对几乎让人绝望的困境,父亲刘家晓只能放弃治疗,将为数不多的治疗费用让给女儿刘新云。
由于这对父女不是广州户籍,因此无法按《广州市医疗救助试行办法》和《广州市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行办法》,从广州政府部门拿到每年最高为14万的医疗救助。户籍制度造成的医疗资源不平等,更加剧了这一对父女的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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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救济途径堵塞的情况下,民间慈善机构和N G O组织如何对这一对父女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这同样是广州主政者需要思考的问题。面对大量的个案,政府有限的医疗资源无法兼顾,而这正是民间力量可以大施拳脚的空间。而这么做,官方首先要做的就是拆掉制度的藩篱,开放民间机构登记的门槛,让更多有理想、有能力的团体和个人进入这一领域,其次官方要做的是制定平等透明的制度环境,通过税收、转移支付、专业人才培训、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让民间慈善力量自由而健康地成长,逐步让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一点一点退出目前的领域,放手让民间慈善填补退出后的空缺。
遗憾的是,阻挡民间慈善生长的制度坚冰目前仍未有融化的趋势,这其中既有政策层面转向的艰难,也有地方缺乏开拓勇气造就的畏缩,此时恰逢广州借助走新型城市化道路重提社会管理改革,如何迈出这破冰的一步,就看主政者的智慧了。
转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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