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广州人心灵家园的那边

忘了时间的钟

2008-09-05 11:04:28.0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文明路186号是南洋风格骑楼的代表作,这种独特的建筑艺术形态在今天的广州可找到多处。



当年专为南洋归国华侨兴建的华侨新村是中国商品房的雏形。



南洋华侨、“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所建的永安堂还在,不过功能发生了变化。本报记者姬东实习生顾珣摄



广州人下南洋最早时曾是一部华工为求生存背井离乡的血泪史,图为当年聚集在香港的中国劳工。资料图片

     开篇语
     奥林匹克的圣火刚在北京熄灭，公众的目光即将聚焦在2010年的广州，这是继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后，时隔二十年，中国又一次举办亚运会。
     广州作为一座见证了中国近代开放史的大都市，有着放眼亚洲乃至全球的国际视野。为亚运会呐喊助威，也记录广州与亚洲各国的交流历史，南方都市报推出大型策划《广州城，亚洲心》，讲述过去的故事，聆听当下的声音，让友好交流的火光再次照耀羊城。
     写在广州边上
     当“老四老五”又何妨？
     读罢《南方都市报》（8月3日）刊出的《谁说广州（人）没文化》。广州人，我们都来心平气和。
     大约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教我看《中国地图》。我非常委屈和不解，为何我们的广州在版图上是那么靠下的位置，而伯父住的北京和姑妈住的上海在那么中间的位置。我问爸爸是否可以把广州放到中间来。爸爸安慰我，二姨的香港也在下面，离我们很近。随之能辨认海南岛和台湾，还有与广西连接的越南。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广州在边缘。
     其实，不论从中国的地理版图还是文化版图上看，广州一直在边缘。如果把中国比喻作一个大户人家，广州就是一个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好厨子。厅堂上讨论江山社稷和书房里的舞文弄墨似乎都与他无关。而采购和烹饪才是厨子之重要任务———成就了“南方丝绸之路”和“吃在广州”这两块金漆招牌。但“金牌”数目不代表综合实力。
     随着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和强烈的“全球化”浸泡，城市面临的是“增值”、“保值”还是“贬值”的问题。城市发展的动力要素更为多元和复杂。
     在城市排位之争中，我们是否有必要强求“老三”的地位？
     从历史轴线上看，从2000多年前的“楚庭”到今天，广州都只是中国绵长海岸线上众多的贸易重镇之一，这是广州的常态。只是，广州在两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让它处于“非常态”———“清乾隆时期的唯一通商口岸十三行”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前者成就了“天子南库”，后者铸就“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机遇，让广州暂时走到了“风口浪尖”。
     1757年，偌大的清帝国只剩下广州一处对外口岸。全国进出口货物汇集广州。当一个大户人家把几道大门关上，只留一扇侧门开着，此门必然繁忙、也必然拥堵。当大管家、门房都靠在大门背后上闸固锁的时候，厨子被派遣前去应酬着洪水猛兽一般的货物交易。虽然到了1850年的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已位列第四，但坚船利炮已守在不远处随时要撞门而入。
     随后的百年，强盗的侵入和更迭的家长，让这大家族持续门庭破落。1949年解放后，虽得以修复家园，口粮和银两都紧缺。这时候的广州和中国的其他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一家大小同吃同饿，厨子也不例外。
     1979年，家长喊厨子去开门探风———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广州这道门撞入中国大地。
     大户人家的厨子一般就在院落深处的大厨房里尽心尽力精心做好每一道菜，过忙碌有序的日子。当门户破落或外界动荡、前台掌柜和大管家都不方便出来应酬的时候，一个勤快、可靠、熟悉井市交易的“厨子”都会临危受命，被调遣到门堂前，打点棘手的事情。成了，缓和了门庭之需；败了，并没有伤及中枢神经———那只是我家的一个厨子。鸦片战争的门户是被踹开的，广州只能硬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是主动去打开大门。
     当一切都平稳兴旺后，广州就该泰然回到它原来“常态”的位置。只要整个中国良势发展，我们做“老四老五老六”又何妨？
     □卡门（广州人，媒体从业者，目前在研究城市发展史）
     一座城市的亚洲情怀
     胸怀篇·下南洋
     地理广州
     下南洋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大的人类迁徙，而其中以“下南洋”最为壮观，这是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
     从1840年到1930年的90年中，是下南洋的历史高峰期，上百万华人移居南洋，足以抵消本土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缓解人口压力，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当中又有部分创业成功者或回归故土或往返两地开展经贸互动，极大促进了广州经济发展。
     到1950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原先下南洋的华人又大量回流，他们也为广州的文化技术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情怀亚洲
     引发多层面互动
     “下南洋”这种历史上少见的流民运动深刻地影响了广州与南洋之间的交流发展。
     对流入地南洋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军，他们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中国殖民史》）
     对流出地之一的广州而言，下南洋华工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回流时把资金投向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转型。不仅在思想方面产生了启蒙作用，而且开启了广州第一波现代化的进程。
     可以说，以华工下南洋为纽带，广州与南洋之间形成长期多层面的社会互动。
     放眼录
     为什么是广州？
     一座城市承载了历史，是因为历史选择了这个城市。
     正如涌入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矿工催生了旧金山（圣佛朗西斯科），沙俄在远东的扩张制造出了伊尔库茨克，那么，明代之前在中国历史画卷中还属于普通角色的广州，为什么在近代会产生如此大的历史作用？是一部中国近代对外交流和开放的历史，使得这个南方蛮夷之地变成了中国的最前沿，让风起云涌的近代历史从广州着墨。
     雄唐盛汉之际的中国有着开放的胸襟，但在明朝的时候，历史来了一个大转弯。从对外开放逐步转向自我封闭，明政府从洪武年间规定私人“片板不准入海”开始，直到嘉靖年间屡下禁海之令，清朝建立初期，为了巩固统治秩序，也颁布海禁令，不准商民出海贸易，违者处死，货物全部没收。以后又多次下达“片板不准入水，粒货不许越疆”的命令。由于政府税收减少和沿海民生困苦，在经历了诸多反复之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外商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
     于是，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交流唯一的门户仓促登上历史的舞台，尽管在这里引发了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扇窗口也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第一批有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中国人就从这里出发，无论是投资建厂的实业救国，还是暴力排满的民族革命，广州必然成为一个新兴中国的中心重镇。
     清朝的死水微澜之后，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命途多舛的一百年，在红色中国成立之后，广州又一次成为门户焦点。西方国家则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国家急需外汇从国外进口工业设备和稀缺生产生活资料，出于一种自救的需要，将突破封锁的外贸尝试变成了沟通世界的窗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办了。在那个意识形态对抗的年代，广交会几乎是我国外贸活动的惟一窗口，成交额几度占到全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
     这第二次“一口通商”的历史造就了广州甚至广东敢为天下先的弥天大勇，在左祸方止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也必然先从这里吹起。当代中国的第一批创业者也只会在这里汇聚。
     从一口通商85年的广州十三行，到冷眼向洋的民族自救，从计划体制的统制贸易到全球一体的开放融合，广州从默默无闻的南越古城一跃成为时代大潮中的新兴大都市，这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的开放史。
     所以，秉承了历史的基因，书写广州的明天，也必然是去面对和迎接下一轮对外开放交流的机遇和挑战。
     寻访之旅
     “下南洋”，一场改变命运的集体冒险
     如果写一部中国流民史，“下南洋”、“闯关东”和“走西口”应该算是最为生动和壮丽的几幕。
     由于中国历代政府对于自由迁徙的流民都是抱有深深的警惕性，这些大规模流动的群体常被视作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直到上个世纪末，国家还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将人民束缚在土地上。但就在这种传统与现实的双重阻隔之下，大规模的流民进程还是发生了，相比起山东人“闯关东”和晋陕人“走西口”这种在自己土地上游走，广东、福建人“下南洋”就显得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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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改变的不只是家族命运
     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清末开始的。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为实现南洋殖民地的开发而产生的大量劳动力需求，便开始大量招募华工，“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
     而在所谓“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次人口爆炸，寄居在土地上的大量人口一旦碰到“乱政”或者“天灾”时，找出路谋生便成为超越文化观念约束的现实行动。根据研究机构的调查表明，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中国人在下南洋时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
     学者们认为在中国面临实现近代化任务的时候，华人大量移居南洋的过程，与中国半殖民地化加速进程、南洋殖民地化加深进程是同步进行的。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下南洋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就不再只是个体谋生的境遇改善了，它带给我们的是历史大机遇和文化大碰撞，它对东南沿海的发展促进，可能只有汉代张骞通西域可以媲美。流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至少这减弱了人口压力带来社会动荡的几率。
     看看这些从南洋归来的游子们为祖国土地带来了什么宝贵财富吧！从橡胶、咖啡、烟草等等经济作物，到电车、自来水等现代产物，以及酒店、百货公司、机械化工厂等先进生产营销模式，还有巨大的资本投资，这一切使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业城镇一下子变得时髦光鲜起来。
     民族冒险精神的一场洗礼
     但是如果仅仅认为下南洋只给我们带来了种种物质好处的话，那就无异于割断了我们的一条精神纽带。
     我们只要认真审视一下，就会发现下南洋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
     在1860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北京《续增条约》之前，民间“出洋”是被禁止甚至要杀头的，政府有“侨民如弃民”的心态，民间的保守情绪同样存在。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景尚不明朗的前提下，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仅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
     这些远走海外的游子，不仅有着创业的冲动，也有着学习的心态，还孕育着个人的觉醒，到了辛亥之际，他们已经把民主和人权的火种点燃了故土。你还能说下南洋只是一场利益驱动着的迁徙吗？
     我们如果能超越过去那种以斗争哲学来定义的华工潮，用大历史的眼光看这段“西方列强殖民者压迫和诱骗中国贫苦青壮年到国外做苦工”的过程，就能发现这其实是这个民族精神深处的洗礼和升华，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民族现代性，在下南洋的那会就已经树立了方向。
     ◎南洋印记
     下南洋不单止存在于历史的宏大叙述，对于广州而言，时代的产物变成了活生生的周遭，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和若干年前一样，继续体验着从南洋舶来的生活方式。
     虎标万金油
     老广州在使用万金油时一定会认明“虎标”，老虎的图案正是爱国侨领胡文虎先生毕生的心血。
     1920年，胡文虎先生在南洋研制出“亦中亦西”的万金油，以老虎图案为商标，胡文虎的“万金油大王”美誉正是由此而来。
     位于沿江中路149号的永安堂是胡文虎20世纪30年代投资兴建的，解放前曾是仅次于爱群大厦的广州第二高楼。
     双喜烟
     如果以消费者忠诚度来判定，那么广州的“红双喜”香烟无疑是本土第一品牌了，不过大部分广州人都知道一个史实，就是“红双喜”源出“南洋双喜”，而老双喜“南洋双喜”正是由南洋华侨简氏兄弟一手创办的南洋企业。
     据有关史料载，19世纪末，在“洋烟”进入中国并不断扩张直至逐渐垄断中国市场的背景下，中国的民族卷烟生产企业兴起并开始参与市场竞争，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记载：“矿工居无定所，以惯吸南洋公司双喜香烟之故，每转一埠，辄载该香烟而去；于是逐渐畅销于暹罗、新加坡等南洋群岛。”
     几经历史风波劫难，“双喜”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发扬光大，今天广东“双喜”还荣膺“中国名牌产品”称号，成为广东卷烟行业首个上榜品牌，能被人凭吊往日风雨的，大概只剩下东山新河浦一带简氏兄弟留下的故居“简园”了。
     双黄白莲蓉
     今天提到在国内大名鼎鼎的广式月饼，老广州们耳熟能详的品种就是“双黄白莲蓉”月饼，在每年的月饼订货会上，广式月饼屡创新高，“双黄白莲蓉”也走向全国成为“吃在广州”的另一张名片，但是可曾想到，白莲蓉月饼也和南洋有关呢？
     1916年，南洋著名华侨马玉山在香港注册成立马玉山饼干糖果有限公司，随后设分行于广州十八甫，除生产饼干、糖果、中西饼之外，“马玉山”还创制了白莲蓉月饼，深受市民欢迎，该公司也成为广州最大的食品公司之一。
     由于时局变换，经历几番合并改造之后，如今广州已经找不到“马玉山”的厂房以及其品牌产品了，但是“双黄白莲蓉”却永久地保留在了广州人的中秋食单上。
     口述历史
     在下南洋这一流民的过程，以华侨为桥梁纽带，广州与南洋的交流源远流长，这种从民间到官方、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交流互动深刻地影响了广州这座城市。
     出去是求生存发言人：黄庆昌广州博物馆研究员
     清末民初是下南洋的发轫期，对广州而言，这不啻是一段现代化进程的启蒙期，广州的诸多“第一”大多是那个时期完成的，至今还保留着的文明路南洋骑楼就是一个见证。最近在广州博物馆举办的《情系桑梓———华侨华人文物特展》反映了早期华工筚路蓝缕的历史。
     记者：清朝的时候曾经实施严酷的海禁政策，那么广州又是如何出现大规模的移民呢？
     黄庆昌：这种开放并非是清政府自愿，而是被迫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公然地在中国输出劳动力，广东话里面的“卖猪仔”就是当年华工输出的悲惨状况的写照。另外一个方面，广东省地少人多、灾荒频仍，也是导致灾民被迫移居海外的原因。
     记者：移民到东南亚的华侨是否还保持着原来的风俗呢？
     黄庆昌：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当地文化的融合，表现于社会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移民的广州妇女爱穿着传统的华人服饰，很多广州人都保留着吃消夜和糕点的习惯，有些受英文教育的广州家庭的摆设也仍然保持中国传统风格。
     记者：当时很多民族工商业都是华侨创办的吗？
     黄庆昌：虽然刚到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普遍从事的都是很低下的工作，有人用“三刀两小”形容，三刀是剃头刀、菜刀、剪刀，两小则代表小商小贩。但是因为他们勤劳肯干，所以也逐渐积累资本，开始创办实业。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引导之下，他们纷纷回广东投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越南华侨陈启沅，于1872年在家乡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成为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缫丝的民族资本工业。另外新宁铁路的总理就是华侨陈宜禧，还有被誉为中国现代百货业先驱的“四大百货”都是华侨创办的。
     归来是作贡献发言人：余定邦，中山大学教授，前华侨研究所所长
     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因素，新中国建立后有一次大规模的南洋华侨回流，这一时期广州安置了大量华侨。地处番禺区南部万顷沙的广州珠江华侨农场创办于1951年，是全国第一个华侨农场，先后安置来自东南亚15个国家的归难侨5500多人。回归的南洋华侨为广州的发展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记者：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曾经出现了一次东南亚华侨归国的高潮，您认为原因何在？
     余定邦：客观上的因素是因为二战后，越南、印尼等国出现的排华运动，迫使华人相继逃离。主观方面，则是出于华侨积极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景和落叶归根的心态。广州有个华侨新村，曾经是专门安排他们居住的地方，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要出一万元人民币就能够买一栋小洋楼。这也成了中国最早的商品房雏形。
     记者：据说当时归国的华侨为广东省乃至中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
     余定邦：是的，比如归国的广东籍华侨有几位都是专业的羽毛球运动员，像汤仙虎和侯加昌。他们把印尼的羽毛球技术带回国，并加以发展。
     记者：在那个年代，华侨还作了哪些比较重大的贡献呢？
     余定邦：现在的广交会就是当时华侨积极推动建立的，广交会曾经四易其址，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广交会总能看见华侨的身影。可以说早期的广交会正是在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突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还有一个就是在教育上，当时为了华侨及子弟的教育，创办了华侨补校，也就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前身，后来暨南大学也在广州复办了，很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华侨都是在那里接受的教育。
     亚洲视野
     新“下南洋”发言人：黄利民新加坡旅游局华南区处长
     目前，以华人华侨为纽带促成的广东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增多，这一时期广州与南洋地区的交流是一种由民间蓬勃而起、政府积极响应的双向互动。
     记者：东南亚已经成为广州人出国的首选，这种热潮的形式有什么特点和增长趋势呢？
     黄利民：随着旅游线路的不断发展，大家对东南亚旅游的要求已不仅仅停留在景点观光，更上升到了对旅游景点的深度探求层面。人们更多的是希望能获得更深刻的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体验。
     记者：政府对这种旅游、留学的民间交流形式有什么促进措施呢？
     黄利民：以新加坡为例，在旅游方面，新加坡为游客提供便捷的签证政策，中国公民可以在1-3个工作日内拿到观光签证。留学方面，新加坡不断完善教育服务，非常欢迎学者来进行长期或短期的交流。
     记者：未来广州与南洋之间有什么远景文化发展交流预期呢？
     黄利民：我们会在中国开展更多介绍新加坡的活动。而对于新加坡人来说，中国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我们也希望更多中国学生认识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找到一个立足亚洲、放眼世界的视野。
●撰文（除署名外）：本报记者闫涛
●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黄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