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谈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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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

忘了时间的钟

旗下街因为《奸人坚》的热播而勾起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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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uangzhou.gov.cn　　 2005年7月19日 09:53:58 　　　　  
黄国声
旗　下　街
　　旗下街是清代广州城里的一个特殊街区，是八旗驻防制度的产物。
　　清廷统一天下以后，分派八旗劲旅驻防各省，居重驭轻，以控制局势，防范汉人；这是终清一代从不动摇、相沿不替的驻防制度。其时，全国八旗驻防点大小共计90余处，分布全国各重要城市及防卫要地，大省及边防要害地区设将军以统领之，次要者设都统，又次之者设守尉以统辖驻军。历代清帝虽口口声声“今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但骨子里猜忌防范之心，从未稍息。于是严分畛域，扬满抑汉，用尽心思。八旗驻防制度，即是此等措施中之一种。
　　广州的驻防是属于最高级的那一种，设广州将军一名。清初，占领广州后，清军便分散在老城（今越秀区范围），圈地及强占民房驻扎，将所有地方官员赶出老城外，在外城（即明代所筑的新城，今文明路至大德路一线之南，直至珠江边）暂设衙署办公，老城的衙署则由清军占用。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才明令各衙门俱迁回旧城，而衙署建筑为清军破坏略尽，于是在老城新建以供使用。又划定以归德门至大北门为界，东边为居民区，西边为八旗驻地，兵民分开，被迫迁出城的居民，始得复还旧地。
　　乾隆二十一年（1756），又进一步将西城旗境划分为十六段，满汉八旗合驻。满洲八旗八段，包括北起光塔路，南至大德路，东起解放路，西至西城根（今人民中路）这一地区。汉八旗八段包括南起光塔路之北，北至盘福路，东至解放北路以东之莲花井、机巷一带，西至西城根（今人民北路）地区。于是旗下街规模井然，自成一特殊街区了。清初八旗驻广州的人数是3000人，连同随军眷属，均居住在内。其后生齿日繁，汉八旗遂有出旗的办法，以解决人口过多、闲散人员无法安排的困难。
　　八旗兵既是征服者，又有特权，对老百姓的欺压是很自然的，凡有经过旗下街或旗兵把守的城门，常有勒索掠夺的事发生。如喜事彩轿、丧事灵柩出入，均须交纳钱物方得通行；卖菜贩物经过的，则肆意取菜取物；甚至调戏妇女，滋生事端。据父老传说，进入旗下街，必须两眼直视前行，不得东张西望。否则即被斥为“看姑娘”，或勒索，或痛打。被旗人雇请做工，因要进屋内，更要处处留心。据说，有一泥水匠被请为旗人修天窗，修好后，雇主指其“屋顶偷窥”，“看姑娘”，工钱不付，还要另掏钱赔罪。
　　八旗子弟由国家供养，衣食无忧，于是游手好闲。按规定，旗人不能擅自出城，不能经商。他们又不屑于做工、耕种，便终日斗鸡走狗，养花听戏，尤好养鸟。托着鸟笼，踱着方步到处闲逛，成了旗下街惯见的景象。由于一份薪饷要供养家眷，加上物价逐年上涨，旗人生活渐陷困境，而各地驻防饷银有定额，八旗人口又不断增加，其困益甚。有位西方人士形容19世纪末的广州驻防：“旗人的房屋比起一般汉人来，显得更加零落，被损坏的也很多。”这是实情，旗人的贫困化完全是当时的制度造成的。
　　广州人有斗鹌鹑的玩好，每年七八月间，捕鹑者携鹑（雄性）到归德门附近的魁巷出售，佳者每只值银数两，健而善斗者可高至百两。旗人久居广州，亦染斗鹑之习。据说调教鹌鹑之法，是饮完茶后将焗盅茶叶倒掉，放入鹌鹑，盖上盅盖，借余热的薰焗，久之便能增强战斗力。一旗人欲讹诈茶居，将鹌鹑置于焗盅内，等待店伙计上当。当时茶居规矩，如客人以盖敲盅示意加冲开水，老板即认为伙计偷懒，招待不周。所以伙计们不管客人盅内有无剩水，都逐揭盅冲加，成为习惯。旗人既怀目的，对此便不提示，不阻拦，水到鹑死，旗人即以此为“百胜将军”，价值不菲，索赔巨款。茶居经此事件后，就改变做法，凡客人不掀开盅盖置于一旁的，伙计即不加水，以免纠纷。现今我们揭开茶壶盖示意冲水的做法，就是由当时沿袭下来的。
　　八旗驻粤日久，有些人濡染汉文化渐深，至清中叶后，就涌现不少人才，如汉军正黄旗人徐荣，是位诗人，著有《怀古田舍诗钞》，曾任学海堂学长，以后中进士，官至绍兴知府。徐荣的弟子陈良玉，汉军镶白旗人，工诗词，著有《梅窝诗钞》、《梅窝词钞》，曾为学海堂学长，官至直隶知州。樊封，汉军正白旗人，副榜贡生，学海堂学长，著有《驻粤八旗志》、《南海百咏续编》、《蟫江集》。杨枢，汉军正黄旗人，外交长才，曾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比国大臣。这些人与汉族知识分子已打成一片，互相学习，相处融洽，盖已浑忘彼此了。
　　广州的旗下街虽有过种种不堪，但实较福州、荆州等地的旗境好得多，到了清末，满汉之间畛域消融，和睦相安。先外祖一家大小有病，均请满族名医傅星垣诊治，接送均恭敬隆重。所以1911年广州光复，只是统治者各派势力在争持反复，民间却无骚动。光复后，满汉两族亦没有发生不愉事件。据外祖说，当时只听见街上烧了一阵子鞭炮，就说已经反正了，整个过程很平静云云。如今来谈旧事，只想证明一切民族失和，都是封建统治者弄出来的，各族群众并无责任。解放后，两族更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同胞血肉之亲，浑然无间，是十分值得喜慰的。
钱路头与盲人院
　　今中山三路的钱路头街上的盲人院历史悠久，设立已逾百年。清代初设时名为瞽目院，专门收容无依失明人士入住。广东光复后，1912年成立陆军测量局，拨该院的南边大部分为局址，北半部仍为瞽目院，其后改称广州市健济院兼盲哑院。后来陆军测量局撤销，所占地方交还院方。解放后，政府加强管理和支持，改称为广东省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
　　盲人院原建在一低矮小山冈上，门前的钱路头街便顺势向北倾斜至今东风路边。所以，钱路头的原名是斜路头。斜路头的对面，是清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建成的造币厂（今黄华路省委党校），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民国初年斜路头即音转为钱路头了。名字寓意较佳，便一直沿用下来。
旧仓巷内状元居
　　旧仓巷，因宋时有盐仓在此而得名，其来源亦颇古远。该巷之尤著誉于清代，则因巷尾之凌霄里为清乾隆四年己未科状元庄有恭故居之故。关于其地其人，曾流传一个很富传奇色彩的传说，载于刘世馨撰《粤屑》中，原文如下：
　　雍正时，潮州有张某者，精堪舆术，善认气。慕省会山水雄秀，遂移家来羊城。登白云，陟梅坳，度东西得胜，逾观音山顶，夜宿其上。每五更起以望气，遂步寻至旧仓巷，喟然叹曰：“满城郁葱佳气，萃于此矣，十年内必发鼎甲。”于是买宅于旧仓巷北头之东，与庄宅对街而居。张有二子，皆秀才，亦能文。督课甚严，窃以大魁天下在转瞬间耳。乃乾隆己未，庄有恭状元及第，即对街住宅也。泥金之日，彼自惭术不精细，遂携家宵遁。说者谓彼能认气而未晓迎运，当雍正至乾隆年间，四丝管局，庄府居街西，门开巽，正迎吉运；彼居街东，门则向兑。此所以张败而庄兴欤？
　　庄氏故居，后为何氏所得。嘉庆年间，诗人方恒泰曾租住五年。及后，诗人温承恭也曾租用部分房屋，设馆授徒于内。解放后，庄氏后人仍有居住于此者。
　　庄有恭在应考方面，也确有本事。如朝考时，诗题为《春蚕作茧》，有恭诗有“经纶犹有待，吐属已非凡”句，识者谓其抱负宏远，真状元宰相之语，后来果官至协办大学士，良非偶然云云。其实这两句诗也说明不了什么，不过是庄有恭工于试帖诗，对应试文字揣摩到家而已。
　　清代的案牍县禀、属吏上呈大宪的文字，向用“恭维大人”四字套语。及有恭为浙江巡抚，下属上书呈文，不敢有触上宪名讳，于是想出变通办法，改用“仰维大人”或“辰维大人”四字。此语沿用至清末，民国后仍有恭维、仰维通用不改的。
广东人讲不好“官话”
　　广东人讲不好“官话”，自昔已然，与外省人士沟通，困难重重。为官施政，则因语言不通而造成恶果，为害至深。这方面的例子，相信是不会少的。
　　清初，戴名世撰《吴文炜传》，讲述他和吴氏相识的经过云：“岁甲戌五月，余与二三友人游于虎丘之上，适吴君过此，持刺来谒，偻然行也。余辈与之饮酒，问以粤东山川人物，吴君为土音，余辈多不能解，已而画一扇赠余而去。”吴文炜是广东的名诗人，中过举，赴过京试，所操官话蹩脚如此，其他人则更可知矣。名士相逢，不能互通款曲，交流思想，怅怅而别，宁非憾事？然而直到清末，情况似乎仍未见改善，例子是大文豪梁启超。“戊戌之后，梁启超得清帝召见，仅赐六品顶戴，未予实官。传闻启超不习京语，奏对时口音差池，不能达意，光绪帝不快而罢。”（《凌霄一士随笔》）这也难怪。
地下藏宝踪迹
　　广州市中山四路发掘出南越王御苑遗址，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不由使人想起，广州的地底下还有多少尚待发现的古迹和宝物，它们大致分布在哪里？从文献记载，我们会不时发现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线索，预示那地方可能沉睡着我们希望见到的东西。
　　明人黄佐《广东通志》引《番禺续志》云：“嘉靖戊午十一月，广州城隍庙后五丈，有大榕树颓柯久矣，其根下壤又丈余，有穴。道士扣之，其声洞洞然，曰：中必有物。发之，得獈木板数十片，皆两两对立，多不可致，且近神像，乃封之。盖唐、宋以来完缮楼橹板干也。”
　　楼橹是古时用以瞭望敌情的高台，这些木板就是捣制墙体用的夹墙板，所以是两两对立的。联系到城隍庙后这地方与御苑接近，在它的东北方越华路与仓边路转角处发掘出古城墙，则此处及其以北地带，是可能有古建筑埋在地下的。
　　清人黄芝的《粤小记》，多载异事旧闻，其中几条颇堪注意。其一云：“会城小北门内丹桂里，昔有塘一区，将湮。命工浚之，至四五尺，有大黑棺，乘以石础，尚完好，不敢动而止。按《郡志》载，汉以后古墓，多言在丹桂里，观此棺尤信。”丹桂里在清代已属城内，但由汉至宋，广州的古城较小，那时的丹桂里地方尚在城外，属于荒野，则此地曾丛葬古棺，就完全有可能了。其二云：“嘉庆间，会城高第里民家有井将淤塞，命工浚之，见铁绠藏泥淖中，牵引缕缕不绝，不知数百寻丈。主人惧，复纳井中，明日令人再取，已乌有矣。”高第里之北为玉带濠，地下恐多淤泥，铁绠复纳井中，自然下沉而不能再得。玉带濠之北则为城墙，三者其实很接近，铁绠之为何物，此外还会有什么，则不可知了。其三则是黄芝的亲身见闻：“广州小北门外数里，有岭曰鸿鹄，是多古坟，恒检得古砖，有隶书永历二字。余少时藏有古钱，文曰永历，亦隶书。”鸿鹄岭在今麓湖路之东，明代都御史黎贯即葬于此。可知这是有地位的人选作墓葬的佳地，古墓自然是很多的。
炮轰瘦狗岭
　　广州城东北的瘦狗岭，高130多米，一山屹立而旁无冈峦，自清代以来，即山体崩缺，形状十分难看。传说此山曾葬下明代黄萧养的先人，清廷厌之，为破坏其风水，每年派旗兵到此炮轰所致。
　　照例，每年的霜降日，由驻粤将军、左右都统率领旗兵，带着大炮从省城出发，来到岭前，排开大炮进行轰击，谓之打降。打降之后，就地架设营帐，宿营十日，每日早晨再轮番开炮。年年如此，瘦狗岭遂无完肤了。
　　这个传统的行动，是驻粤将军一个捞取好处的机会。因为每次均要向朝廷报告整个过程，以及军火军饷的开支等，而行程必定虚报。据父老传说，如小马站至大马站，报称行程一天；清风桥（在今吉祥路南段）至明月桥（在今广大路附近）亦报行程一天。地名都是实实在在的，朝廷也不易察觉。半日行军，却虚报出许多天来，军饷费用就相当可观了。
　　瘦狗岭之东为燕塘圩，这是广州东郊的一个大圩，碰到打瘦狗岭的日子，趁圩的农民便要迂回绕道，很是不便。不过，也带来一点好处，村民们在事后去岭上拾取弹丸，拿到圩上向商贩换取些物品，算是一种意外收入。
海幢寺话旧
　　旧时广州人在阴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这段日子，多有游春的习惯，所游之处，除芳村、花地外，就以河南海幢寺为盛了。海幢寺建于明代，是南汉千秋寺的故址。清初，平南王尚可喜要扩建，计划由尚可喜捐建天王殿，他的福晋舒氏捐建大殿，总兵许尔显捐建二殿、后阁，广东巡抚刘秉权捐建山门。占地广阔，局式恢宏，所用绿色琉璃砖瓦均由舒福晋布施。建成后，雄伟堂皇，自然为广大信众所景仰流连。原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均要营建王府，咨部请示，恳照王公贝勒制式，使用绿色琉璃砖瓦及台门、鹿顶。清代制度，皇宫用黄琉璃砖瓦，王府则用绿色。不料部里批复，谓“民爵与宗藩规制不同，平、靖二王是由民身赐爵，不能与皇族的王公、贝勒等同，所请使用琉璃砖瓦之处，碍难准行”。砖瓦早已制成，因部示不准，便搁下不敢使用。此时，尚可喜便用福晋的名义，全部捐给寺观。除海幢寺外，粤秀山的观音寺、武帝庙及城内的大佛寺均沾光使用该种砖瓦。其后观音寺、武帝庙皆圮毁，海幢寺则因年代久远，琉璃瓦因残缺及修葺更换而无存。据说到清代末年，仅剩香积厨和大斋灶有琉璃砖瓦。可是，又被古董收藏家看中，想方设法把它们换掉。相信现在的海幢寺里，这样的砖瓦已无影无踪了。
　　说来奇怪，海幢寺还曾是对外开放单位。清初，来华贸易的洋商，只准在十三行区域内活动，最远也不能超过靖海门（今靖海路）。嘉庆二十一年（1816），外商向当时的两广总督蒋攸铦请求指定一阔野地方，行走闲散，以免生病。蒋批准他们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到海幢寺、花地闲游散解，以示体恤。并规定每次限去十人，由通事带领，从十三行商馆后面出西炮台（今六二三路），向各口报明，带同前往，并限于日落时仍赴各口报明，返回商馆，不得在外逗留过夜。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势张，禁令日弛，除上述地方外，洋人还可到长寿寺等处游览了。
徐花农谤议满羊城
　　清光绪十七年（1891），翰林院编修徐琪（号花农）被简派为广东学政。在任期间，他依例主持了岁考科考，不料却惹出一场风波来。
　　这徐琪本有学问，能诗词，是大学者愈樾的学生。据说此两次考试，所取录的生员多为年轻貌美者，时人遂喧传徐花农喜欢拔抉英俊少年，更进而谓此辈少年多为世家子弟，疑花农受贿滥录。一时谤议沸腾，满城风雨。曾有一首讥讽花农的诗流行，诗云：“花农太史眼花花，鸿案题名尽世家。但得容颜惊落雁，任教文字笑涂鸦。若非小姐求佳婿，定是夫人觅艾豭。不有宋朝潘岳貌，劝君莫入学台衙。”艾豭，指年轻的公猪。春秋时有贵公子名宋朝，貌美而淫，与卫公夫人南子私通，时人谓南子为待配种的母猪，宋朝为公猪（公豭）。此诗辱及花农妻女，出语过于恶毒。又有人撰联云：“尔小子整整齐齐，或束带，或抹粉，或涂脂，三千人巧作嫦娥，好似西施同进越；这老瞎颠颠倒倒，不论文，不通情，不达理，十八省几多学士，如何东粤独来徐。”穷形极相，嬉笑怒骂，且流于人身攻击。本来，落第士子心有不平，写些嘲讽文字，唐宋以来都曾有过，这次的诗与联是否此辈所为，则不可知了。
　　徐花农本是世家子弟，他的曾祖徐潮，曾官至吏部尚书，徐潮的两个儿子徐本、徐枢，或为巡抚，或为军机大臣，父子被称为“钱塘三徐”。由徐潮至徐花农止，他家共出了六个翰林，为时艳称。花农担任广东学政时，不过34岁，少年倜傥，喜欢甄拔年轻才俊，也有这种可能的。由于谤议沸腾，翌年便有人奏上朝廷，弹劾他“考试各属生童，所出题目率多割裂经文，并关防不严，操守不谨”。朝廷将所奏发回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察，其后李将查明结果回报，谓“所参各节，并无其事”。事情遂告了结。
　　不过风波之起，亦非无因，徐花农所取录的生员，确实颇多西关的世家子弟。例如光绪十八年岁考，所取谭祖楷、祖任兄弟，就是探花谭宗浚之子；梁庆锵、庆瑄兄弟是翰林梁肇煌之子；潘元善是潘仕成之孙，等等。但也有例外的，如我的先外祖陈鸾诏、鸾谔兄弟，世居西关，分别在光绪十八年岁考和二十年科考中被取。他们先世并无功名，只是中等殷实商人的子弟而已。先外祖昆仲当时只有十六七岁，鸾诏公相貌朴实，鸾谔公则面白而美丰仪。被取后，例必晋见宗师，感谢甄陶，请求训诲，徐花农曾亲笔书赠鸾诏公一联，联云：“春至有时，奇花绕树；云出无意，长龙在霄。”赠鸾谔公联云：“采似玉山，神凝秋水；骨肖岩鹤，翅举云鹏。”照此看来，花农之喜欢英俊少年，也是事实。
　　三年任满，徐花农回京，光绪二十五年升任翰林院侍讲。后来被御史参奏，谓其在广东学政任内，袒裼裸裎，共督抚听戏。遂革职。晚年贫困，几至断炊。幸好门人甚多，有些是粤东巨富，时常给予接济，每年或至千两之多。而花农不知节省，仍要典当度日。
泰泉旧里的沧桑
　　广州的名人第宅，时代最古、保存历史最长，今天仍可寻其遗址者，只有明代学者黄佐的第宅了。现在，建筑物虽已荡然，街巷也已湮灭，但其遗址却可确知在今北京路的青年文化宫内。
　　黄佐与父黄玑、祖黄瑜都是明代广州的文化名人，而以黄佐的成就最高，名亦最大。他是位思想家，以程朱理学为宗，又是博学君子，对于典礼、乐律、词章，无不通晓。晚年家居，来从学者甚众，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均出其门下。因他号泰泉，学者遂称之为泰泉先生。其所居的街巷，就名为泰泉旧里。今北京路的健民药房旁边有条小巷，叫做圣贤里，从前，在圣贤里之南，与之平行的尚有大司成里和泰泉旧里两条街巷，黄佐的第宅就坐落于此。黄佐富藏书，曾在此建有宝书楼，是广东著名藏书楼之一。到清嘉庆年间，黄佐的裔孙、诗人黄培芳将宝书楼改建，改名为岭海楼，曾请当时的广东学政翁方纲题写楼名。培芳则在宅门前自书一联曰：“三百年里第，十七世书香。”世泽绵长，确亦名副其实。自黄培芳之后以至清末民初，时近百年，黄氏仍代有才人，如黄照文、黄鲸文、黄映奎、黄慈博等皆著述有成。几百年间，能以文章学术传家，绵绵不坠，里第仍能保存，是很难得的。
　　大司成里和泰泉旧里在抗日战争时遭日机轰炸，夷为平地，解放前曾在此开设游乐场，建国后成为青年文化宫，今其靠北部分即为两街故址。黄佐曾担任过南京国子监祭酒，朝廷曾为他立“大司成”牌坊在街口，以为表彰。20世纪50年代时，这牌坊仍矗立在青年文化宫门口，面向北京路，以后不知移去何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