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声音都有价值

乌托邦

每一种声音都有价值
摘要：2010年7月，我和我的团队参与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一个大学毕业生，通过了笔试、面试，却在体检环节被检测出携带有H IV病毒，因此被拒绝录用为教师。从该个案开始，我们一共协助了三起教师招聘艾滋歧视案。从安徽到四川，从四川到贵州，像接力棒似的。
    公民之声(    □于方强
    2010年7月，我和我的团队参与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一个大学毕业生，通过了笔试、面试，却在体检环节被检测出携带有H IV病毒，因此被拒绝录用为教师。从该个案开始，我们一共协助了三起教师招聘艾滋歧视案。从安徽到四川，从四川到贵州，像接力棒似的。
    第一眼看到案主咨询材料时，就考虑到一定会引起巨大争议。从起诉开始，关于艾滋感染者能否当教师的讨论就在互联网上炸开了锅。当然，反对的声音是排山倒海般袭来。当事人受不了这种压力，几乎不敢再上网阅读新闻。
    而为了倡导的目的，我们也开始就这个话题频频与媒体接触。有一次，还参加了深圳卫视的一档现场谈话节目———说是谈话，实际上和吵架差不多。主持人站中间，正反方左右排开，直接对视，肾上腺素想不上升也难。
    经历多了，也就渐渐熟悉了那几种反对理由：1.你怎么知道艾滋病不会通过血液、性、母婴之外的途径传播呢？科技在不断进步，说不定哪天就告诉我艾滋病也会通过×××途径传播。2.他为什么不向社会披露自己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呢？教师要为人师表，如果他是通过性途径感染上艾滋病的，道德上就不符合教师的形象。3.你怎么不为那些孩子着想呢？作为父母，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百分百安全，任何危险都不要靠近他。
    第一种观点是关于人生观的。人类不能全部认识这个社会，是不可知论的一种，最顶尖的哲学家都说服不了，我们当然也不能。第二种观点是纯技术的。个人隐私权和公共知情权的边界划分，以及道德如何作为制度准入的评判标准，是法学家的事，公众理解不了也正常。()
    但第三种观点是应该被改变的，也相对容易改变———不过是让公众学会如何理性思考。在“艾滋感染者能不能当教师”的命题里，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安全，是正常的利益诉求。但要求尽可能的安全，甚至达到百分百，则是非理性的。
    为了己方利益而无限扩大诉求，苛刻到进入非理性的境界，是公民社会之大敌。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准则就是没有价值上的道德判断，每一种声音都是有价值的、值得尊敬的。不同利益群体在交流中彼此磨合形成“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和谐社会，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生机勃勃而又不充满丛林法则。这种通过多次博弈而形成的一个对各方伤害都不是最大的方案，就是妥协，它通常被形容为“智慧”或者“艺术”。
    事实上，人生处处充满风险，从来都不存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但在一个不理性思考的社会，很多高风险都容易被我们忽略。比如吸烟，全球每年因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是五百万，其中中国一百万。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成为世界上产烟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四成产量)和烟民最多的国家(超3亿)。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家长为了孩子和自己的健康要跟红塔山死磕的，更不用提打官司索赔了。



    艾滋病呢？全球艾滋病感染率是5.6%，但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全球感染艾滋病的人口只占感染总数的三分之一，每年因为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不到三十万。显而易见，吸烟和使用汽车对我们生命的威胁远远大于艾滋病。
    所以，有一次被问到如何看待公众的反对声时，我脱口而出，这取决于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在人终归要死这一前提下，是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暂时残忍地活着，还是心存敬畏地与其他生命平等共生，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存在方式。如果因为担心喝水被呛死就立法决定所有人不得喝水，因为担心阴沟翻船而立法决定填平所有阴沟。我们一定会回到丛林社会。
    在风险的选择中，美国人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上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事件”就使美国人陷入了安全和自由的议题抉择中。美国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的名义，起诉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要求媒体停止发表关于越战的一份国家机密文件。社会舆论和司法审判却最终站在了言论自由和宪法至上这一边。最终成为美国结束越战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新闻自由面前，美国人的决定是，只有信息的自由分享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和个人安全，他们愿意为此承担一定的风险。
    那我们呢？()
    (作者系南京天下公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