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叔公益团队转正受挫背后映衬草根组织艰辛发展

广州mark

坤叔团队采取“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助学模式，由捐资方直接资助受助方，财物捐助不需要经过中间环节。

坤叔（张坤）又去了广西宁明，为中越边境山区的400多名小孩送去学费和衣物。这位66岁的老人今年经历了两次心脏手术，如今走山路得要人搀扶着。
不久前，因组织名称被认为不合规范，“千分一公益协会”登记注册遭遇风波，这让坤叔有些沮丧和气愤。在东莞为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登记“松绑”后，坤叔第一个到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办理注册，一开始双方均乐见其成，但如今却因一词之差，双方互不让步。
在坤叔团队的“执拗”与主管部门的坚持背后，映衬出一个“草根”慈善组织顽强生长的艰辛与试图突围的艰难。在力倡社会建设的环境下，如何与民间组织达成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这对地方政府的执政智慧和魄力仍是考验。
不过，在坤叔看来，这些都不会耽搁他和他的同路人继续助学的脚步。
“千分一”这一名称有可能让公众误解为“硬性摊派”、“强迫捐款”,违背了慈善自愿的原则。
8月9日，坤叔连续第七年走进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为他的团队申请登记时，内心满怀着希望。此前，或因无业务主管部门，或因理念不被理解，坤叔的助学团队接连吃了“闭门羹”.
从8月5日起，东莞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率先“松绑”--公共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可直接申请登记，不用再寻找业务主管单位做“婆家”.
这是东莞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一条新政，为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降低了门槛。在7月召开的市委十二届八次会议上，市委书记刘志庚重点强调加强社会建设，提出要由“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着重培育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东莞的新政让坤叔看到了登记注册的希望。
申请登记当日，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利伟中表示，将尽快研究坤叔所递交的申请资料，即使达不到登记条件，也可以先备案，取得合法身份。当日还有媒体随行，各方都对成功登记持乐观态度。
坤叔申请的团队名称为“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对于注册的组织形式，利伟中为坤叔分析，如果是注册社会团体，性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组织原则上只批一个，且组织名称不能带有“千分一”之类的字号。而民办非企业单位则可以带有字号，在同一行业内能注册多个社会组织。所以，从定位上来说，“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比较适合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一定位也得到了坤叔的认同。
正当坤叔满怀憧憬之时，坏消息却随即传来。民间组织管理局经过审查之后，对“千分一公益协会”的名称给予否决。该局认为，“千分一”这一字号有可能会让公众误解为“硬性摊派”、“强迫捐款”,违背了慈善自愿的原则。
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三款，“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的名称不能使用。
该局还认为，“公益”二字涵盖面很广，除了慈善，还包括文化、就业、科技等公共服务范围，而坤叔助学团队目前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助学，所以“公益”二字亦不符合。
坤叔说，“千分一”的本意是，每个人奉献自己合法收入的千分之一，直接帮助有需要的人。他认为，“千分一”理念是团队的核心理念，也是需要推广的口号，必须要放置在团队的名称之中，而这一理念同样倡导个人自愿，并无强制摊派之意。
“既然愿意加入我们团队，自然是接受了‘千分一’的理念，怎么可能强迫捐献呢？”坤叔说。
坤叔团队内部商量之后，同意换掉“公益”二字，改名为“东莞千分一服务中心”.
但民间组织管理局坚持认为，不能含有“千分一”的字号。利伟中说，可以改名叫“坤叔助学社”或者“千分爱服务中心”,只要不叫“千分一”,申请就可以迅速被通过。
但坤叔团队并不愿妥协，双方就此陷入僵局。 坚持与迫切
就像一根扁担，两端都是数以千计的捐助者和受助者，扁担压在一位六旬老人的肩膀上，让老人有些不堪重负。随着年岁的递增，愈发力不从心的坤叔对于注册一个正规组织的愿望愈发强烈。在他看来，助学团队要逐渐“去坤叔化”,由专职人员负责运转。
坤叔对于“千分一”名号的坚持，缘于他对此理念的深度认可和急于推广的迫切之心。
事实上，在东莞，坤叔助学团队的名号远比“千分一公益协会”来得响亮，前者让坤叔从一个普通的企业家蜕变为专业的慈善家。
坤叔助学的事迹早已被媒体多次报道。从1988年开始，坤叔独立资助湖南凤凰县的贫困儿童上学，在坤叔名声鹊起后，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坤叔牵线，助学贫困儿童。1998年，坤叔卖掉自己唯一的建材企业，开始专职义务助学。在他的牵线搭桥下，湖南、广西、江西和四川等地的2200多名贫困儿童得到了1000多名热心人士的长年资助。
坤叔团队采取“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助学模式，由捐资方直接资助受助方，财物捐赠不需要经过中间环节。坤叔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最大地减少运作成本，并避免组织的贪腐行为。
在该模式的运作中，坤叔主要起到串联捐受双方的作用，他每年要亲自前往各地贫困儿童家庭探望，了解受助儿童的学习生活，并且搜集新的待捐助名单。随着受助儿童人数逐年递增，如今坤叔每年奔波于外地的时间超过190天。
这就像一根扁担，两端都是数以千计的捐助者和受助者，扁担压在一位六旬老人的肩膀上，这让老人有些不堪重负。而这个庞大的团队，几乎是靠着坤叔的道德魅力来维系和运转。
在坤叔记录的捐助者名单上，有不少人来自远离南粤的省市，他们大多出于对坤叔的信任，而选择直接资助坤叔提供的贫困儿童。有些东莞本地的捐助者，干脆放心地委托坤叔将装着学费的信封带给受助儿童，尽管这有违“直接捐助”的原则。绝大多数捐助者没空去看望受资助的小孩，实地探访的压力几乎由坤叔一人承担。
随着年岁的递增，愈发力不从心的坤叔对于注册一个正规组织的愿望愈发强烈。在他看来，助学团队要逐渐“去坤叔化”,由专职人员负责运转。
从2005年起，坤叔开始以“助学者协会”的名义申请登记，但当时东莞尚未放开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坤叔的团队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他们的助学理念也不被理解，申请接连被拒。
“助学也是一个行业？也要登记？”当时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如此回应坤叔。
3 未知的愿景
他的愿景是，以东莞为试验田，发动更多的人以直接捐助的方式帮助身边的各种弱势群体。这个宏大梦想的终点，是将“千分一”的理念从东莞推向全国。
“千分一”的理念则是到2007年才由坤叔团队明确提出，当时已有一些东莞的后辈陪着坤叔到各地探访贫困儿童，他们逐渐成为团队的核心成员。大家一起讨论团队的未来发展时想到，可以将助学的模式复制到其他公益领域，发挥该模式积少成多和直接捐助的优势，资助更多的弱势群体。
“我们其实是对团队以往的助学经验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千分一’理念，呼吁大家拿出收入的千分之一用于各项公益事业，并希望让公益成为一种习惯。”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卢叙安说。在他的名片上，除了印刻某企业董事长的名号外，还印上了千分一公益网的图标和网址。
出于推广“千分一”理念的考虑，从2007年起，坤叔开始使用“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的名称申请登记。但和此前原因一样，坤叔连续4年申请，都未被受理。为此，坤叔甚至跑到主管部门领导的办公室拍桌子。
坤叔之所以急于登记该组织，一方面是缘于自己年岁渐老，身体每况愈下，今年上半年，坤叔就因心肌梗塞两次动手术。另一方面，坤叔认为，必须依靠一个规范化运作的专业组织，才能有效推广“千分一”的公益理念，从而实现更广阔的公益梦想。
这个公益梦想显然不仅限于助学，“如果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助学，我们完全不必要登记，以团队目前的运作，已经能够将助学做得更大更好。”坤叔说。
他的愿景是，以东莞为试验田，发动更多的人以直接捐助的方式帮助身边的各种弱势群体。这个宏大梦想的终点，是将“千分一”的理念从东莞推向全国。
坤叔并不在乎，在他有生之年能否见到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
4 “刻板”的现实
政府部门太僵化、太刻板，这让人无法接受，如果我们注册时就先退一步，以后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妥协。
怀揣着全民公益梦想的坤叔坚持认为，如果放弃“千分一”的名号，必然无助于该理念的宣传推广，这样的登记注册毫无意义。
其实，在民政部门一方，利伟中也有自己的矛盾。一方面，他认可坤叔的“千分一”理念；另一方面，囿于名称规范问题，他又很难放开登记的门槛。
“坤叔大可以先注册一个组织，然后再宣传他的‘千分一’理念，这样两全其美。”利伟中说。
“可这不就变成‘挂狗头卖羊肉’了吗？”卢叙安反驳说。他不愿放弃“千分一”的名号，更多地出于一种“执拗”的理由，他认为“千分一”有强制摊派之嫌的说法太荒唐，“这只能说明政府部门太僵化、太刻板，这让我无法接受，如果我们注册时就先退一步，以后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妥协。”
卢叙安说，做慈善本就不是为了利益，不必要向不合理的要求妥协，至于代价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们所争取的，正是要先迈出这一步”.
不过，不管“千分一服务中心”能否登记成功，“千分一”的理念已经在实践之中。
在坤叔团队的设想中，“千分一”理念的实践，要引入小组化运作的模式。接受“千分一”理念的人将按照工作单位或居住地域划分成许多个“千分一”小组，每组人数二三十人，以组为单位，向受助者提供财物捐助。
卢叙安就在他自己的公司成立了一个“千分一”小组，小组从2007年至今，通过坤叔的串联，持续资助了20多个贫困儿童上学。
目前，在坤叔团队核心成员的带动下，东莞范围内已陆续成立了10多个“千分一”小组。
卢叙安担心的是，如果因为组织不能登记，而使得“千分一”小组的模式不能从助学推广到其他公益领域，就太可惜了。
5 谁先退让一步
在政府一方，应放下身段，避免以权威压人，在与双方商谈陷入僵局时，可以尝试引入第三方机制，通过专家座谈或社会参与，共同寻找解决之道；在民间组织一方，不一定非要囿于名称之争，如今很多为人熟知的公益项目或理念的组织名称并不会对宣扬理念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于“千分一”的理念和运作模式，长期关注慈善事业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表示，这一公益概念很不错，但在运作方面还须完善。
杨团认为，“千分一”理念的核心要素在于“自愿捐助”和“小组运作”,这不存在强迫性，而“千分一”组织也并非政府机构，不具备强制力，因此，认为该名称涉嫌“硬性摊派”、“强迫捐款”的说法站不住脚。
“但为了避免可能对公众造成‘强制摊派’的误解，‘千分一’小组在运作的细节方面还要进行完善。”杨团说，比如小组在筹钱时，一定要强调组员的自愿性和小团队的自发性，一旦让人误解为组织在开展私募行为，就容易触及法律禁区。“这需要组织在制度的设计上更加规范化。”
杨团认为，对于民间组织的长远发展而言，名称问题不应该是一个大问题，对于一个专业团队而言，理念和名称可以不必直接相关。
杨团建议，坤叔团队对组织的整个运作，从组织架构到理念推广，需要通过专业化的设计方案重新包装。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则认为，坤叔团队与民政部门的“对峙”颇有典型意义，这反映出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尚未学会如何相互合作。
邓国胜也认为，“千分一”这一名称不算违反法规，但民间组织管理局有自由裁量权，“千分一”涉嫌误导公众的说法也有道理，关键在于，该局引援的法规本身具有弹性，就看谁先退让一步。
邓国胜建议，在政府部门一方，应该放下身段，避免以权威压人，在与双方商谈陷入僵局时，可以尝试引入第三方机制，通过专家座谈或社会参与，共同寻找解决之道。在民间组织一方，也不一定非要囿于名称之争，如今很多为人熟知的公益项目或理念，其依托的组织并不被人知晓，组织名称并不会对宣扬理念造成很大的影响。
邓国胜说，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组织，都要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连名称都无法沟通，以后如何进行合作？”
事实上，在东莞，这种沟通与合作十分必要。自东莞大力倡导社会建设以来，多项新政都致力于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搭建桥梁。9月初，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开始筹建，市政府计划引进首批30家社会组织进驻孵化基地，接受免费培育两年，享受相应的政策扶持和综合服务。
杨团说，在社会组织登记门槛降低之后，将会有不少类似坤叔的案例出现。目前国内的普遍情形是，民间组织专业性不足，政府机构服务意识待加强，在双方沟通不畅之时，需要出现第三方的咨询机构，为民间组织提供专业化的技术支持，通过有效的方案设计帮助民间组织顺利“转正”.2011年10月09日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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