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纪录电影离《海洋》有多远

广州mark

2011年09月09日 07:45:31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如果资助10部电影,让他们最终出品。或许你的国家价值观就悄无声息得到了传播,效果可能比几个在国外唐人街餐馆才能看到的电视频道要更好”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　实习生沈亦伶

　　一群海鸟像数百枚空对地导弹一样,扎进海里捕食鱼群；刚从壳里孵化出来的小海龟一路被追杀,幸运者爬到了海里；两个阵营的成千上万只螃蟹在海底“狭路相逢”,人们以为爆发了战争,其实是在集体蜕皮；海象妈妈抱着孩子一起游泳,鲸鱼像跳舞一样游泳；蜥蜴爬在岸边的石头上,懵懂地注视着人类的火箭划破傍晚的天际……雅克·贝汉的《海洋》来到了中国。网友cloris1113在微博上说,人类把割掉鳍的鲨鱼扔进海里的情节看得她大哭。
　　这是继《迁徙的鸟》,雅克·贝汉制作的第二部登陆中国院线的电影。70岁的前威尼斯影帝率领400多人的团队,耗资5500万欧元,费时6年多拍出了世界上最昂贵的纪录电影。“整部电影安静得如同海洋一般。寂静中,它直刺人们的内心。那深度,亦如海洋一般。‘地球不仅仅属于人类,它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只有在这里,才有我们的希望。’向雅克·贝汉——《海洋》的导演,致敬。”章子怡在博客中写道。
　　在《海洋》的热度下,业内人士不禁追问,中国何时才能拍出一部媲美《海洋》的纪录电影?

口碑虽好

　　“我们离《海洋》还非常非常远。”纪录电影《活着》的导演范俭有点无奈。雅克·贝汉能筹集到5500万欧元制作经费,动用12个摄制组、70艘船,远征70多次,在全世界50个拍摄点进行蹲点拍摄,并聘请100多位科学家为影片提供帮助。这在中国纪录片导演看来,不吝是天方夜谭。
　　70后导演卫铁是参与贾樟柯新片的《语路》拍摄的几个年轻导演之一。他以家乡湖北黄石一家小学为范本探讨传统文化变迁的纪录长片《人间童话》曾进入2009年釜山电影节的首映竞赛单元。但这部拍摄制作将近一年的纪录片只花了十几万元。范俭之前拍过一部关于北京的哥的纪录片,总花费才1万元。
　　几万、十几万人民币的制作成本是中国纪录电影的常态,导演自筹一点经费,带着三五人的团队就完成了整部影片的制作。大部分电影根本没有余钱去做拷贝、做音效,为真正走进影院做好准备,遑论宣传发行。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雅克·贝汉能为了一场暴风雨等待3年,能为了捕捉海狮妈妈抱着小海狮的镜头,第一年在船上和水中拍摄,第二年快速地跟随鱼的游动,但仍然觉得效果不够强烈。第三年就发明了新的摄影机,贴着海面,紧跟飞快地前行和捕食的生物。
　　中国导演们常抱怨的是,大多欧美国家都有扶持纪录片发展的基金,公司机构也有这样的基金,社会上还有类似基金。“美国可能申请的机构不低于6000家,而北京就一家CNEX,一家良友文化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纪录电影《小人国》导演张同道说。
　　中国纪录电影的市场票房更是不值一提。纪录电影不比商业电影赚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海洋》也无法和《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在票房上抗衡。但在全球电影票房前几位的国家和地区中,纪录电影像在中国市场这么不受待见的却是少有。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数据,2010年中国出品16部纪录片电影,进入院线放映的有13部,无一通过票房收回成本,13部纪录片总票房不过1000万元。其中《复兴之路》以超过200万元、贾樟柯的《海上传奇》以60万元、周兵操刀的《外滩佚事》以50万元的票房名列前三甲。
　　张同道用两年时间跟拍北京一家幼儿园,展示即使是父母也并不了解的儿童的真实内心世界的纪录电影《小人国》2009年进入院线,最终也只能以几十万的票房收入黯然下线。
　　而早年《三峡好人》上映的时候,口碑虽好,却创下了文艺片票房的最低纪录,成了名副其实的“票房毒药”——两天两大影院票房不过1400多元。有时候《三峡好人》一场观众才寥寥十几人。如此差的票房令院线方面顿失信心,立即撤下了影片。
　　而在2009年,韩国一部讲述八旬农夫和一头老牛故事的纪录电影《牛铃之声》在其国内的票房就高达1.2亿人民币。没有票房的结果,通常就是导演和制作方血本无归。
　　“一些纪录电影的导演要获得回报只能寄望着在国际影展上获奖。拿奖,或许能收回一部分成本,甚至有被买家看中真正放映的可能。不拿奖,也就自己放在家里看。但全中国能靠影展就回收成本的导演,顶多5、6个人。”范俭说。
　　范俭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时,全班10个同学中如今还在从事纪录片创作也就3人。不少同学在读书阶段拍了一个作品后,多年过去也没拿出下一部作品。
　　“这十年来,电视纪录片被电视剧和娱乐节目打压得不行。中国纪录电影的境遇更糟。”纪录片《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这样告诉记者。

中国还有几个MOMA?

　　从北京东直门地铁B口出来,往东北方向步行不到半个小时,前面一幢像两颗钻石连接在一起的建筑就是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北京,乃至中国目前唯一一家艺术影院。
　　曾经在看片无门的境况下,北京不少艺术片爱好者都把中国电影资料馆这样的地方当成艺术影院。电影资料馆虽拥有大量片源,但它毕竟是研究性机构,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放映活动,只在每周四和周末进行学术放映。北京的一些外国驻华使馆、文化中心偶尔也会有一些电影展映活动,但这样看片的机会并不多。2009年底,MOMA的出现填补了中国院线的一段空白。
　　MOMA播放的影片并不是纯粹艺术,记者在它最近的排片表上也看见了《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蓝精灵》等商业大片的身影。“要理解它,它也需要生存。”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导演都对MOMA抱有一丝宽容。
　　“因为中国的艺术院线太少了。而进入院线放映一直是纪录电影乃至艺术电影的难题。中国电影的布局就是一部赚钱的机器。”张同道说。记者在京城的一些影院看到,即使《海洋》这样的“最贵纪录电影”,也仅仅能获得上午9点、下午2点等放映场次,一家影院一天也就1-2场。
　　2009年,张同道的《小人国》原计划在500多块数字银幕上公映,但遭遇进口大片《2012》和三部国产新片冲击,绝大多数影院根本不给这部儿童纪录片安排场次。
　　“按商业院线的模式,进入院线,票房也肯定不好。最差的上映场次,周一至周日。前面五天,大多数人这个时候在上班。周六周日有几个人看,或许刚刚有了点口碑。不好意思,下线了。”纪录电影《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说。
　　事实上,针对艺术电影宣传发行资金短缺,短时间内票房无法与商业片抗衡的特点,欧美的艺术院线通常会采取长期滚动播放的方式。一部艺术电影,一周只放一场,但播放周期会达到数月甚至更长。靠着口碑的积累,看到影片的观众就会越来越多,票房也会越来越高。
　　“大众的需求是多元,文化也应该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才是繁荣的文化。文化的单调是给生活带来灾难的。国外有分层的市场,有纪录电影院线,有文艺片院线,分层更细,更有品质。”张同道说。

一个成功范本的探索

　　范立欣已经记不清自己的作品《归途列车》究竟拿过多少奖。但在同行眼中,他最大的成就却是为这部纪录电影筹得了100万美元的经费,虽与雅克·贝汉5500万欧元还有天壤之别,但在多以几万、十几万,顶多百万人民币为成本的中国纪录电影界无疑是个奇迹。更重要的是,或许它可以复制。
　　在2008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之前,曾是央视记者的旅加导演范立欣和大多数中国纪录电影一样,靠自己和制片人自己的钱拍摄。拍摄团队有一个摄影师、一个录音师,一个助理,就是他自己。拍了一年半,花费20万人民币不到,已是弹尽粮绝。
　　当时一家官方机构有意出资25万人民币合作,条件是国内所有版权。范立欣认为价格太低,没有谈成。“如果当时他出50万,我也许就答应了。”生意没有谈成,但对方最后还是慷慨把钱借给了砸锅卖铁的他,让他得以继续工作。
　　2008年恰逢南方冰雪灾害,60万人滞留广州火车站。范立欣和他拍摄的主角一家就在现场。在当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的公共提案单元上,范立欣拿出3分钟的片花,没做任何演讲,合作意向和钞票像雪花一样飞来。
　　“这种电影节,台下坐着BBC,NHK等20、30家国家纪录片大买家。如果你的提案得到他们的青睐,他们就会以当地版权为条件提供经费,进行预购。”
　　一位美国工人看过电影后告诉范立欣,他很敬佩中国的劳动人民,因为中国人能吃他们不能吃的苦。电影里的爸爸跟他一样,只是想让自己的女儿生活得好一点。“我们一模一样,中国不像媒体上那么可怕。”
　　“一年全世界有很多电影计划因为资金原因胎死腹中。如果资助10部电影,让他们最终出品。或许你的国家价值观就悄无声息得到了传播,效果可能比几个在国外唐人街餐馆才能看到的电视频道要更好。”　
　　有了百万美金,《归途列车》制作水平顿时有了大幅提高。分离的录音,声音剪辑,调色,混音,范立欣都请了专人制作。后期剪辑更是请到了法国电影大师侯麦的御用剪辑师雪美莲操刀。
　　于是,年轻导演范立欣一飞冲天。美国和加拿大的影院票房超过40万美金。范立欣总结自己的成功。最重要的是加拿大的生活经历,让他和有操作经验的国际制片公司合作,然后通过电影节上的提案,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支持。“虽然我拿了国际买家的钱,但他们一旦选中你,在拍摄过程中就不会对你的工作再进行干涉。”
　　如今,范立欣每天花大部分时间接受采访,也在联系《归途列车》在中国商业院线上映的事宜。“圈里的朋友给你很多中肯的意见,但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做。中影的朋友表示愿意做发行商,但没有钱给我做宣传,大家都没有经验,吃不准。我就是作为一个新兵学习怎么发行纪录片,争取找到一条路,帮助以后的片子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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