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成本与做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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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做人成本与做事成本 NGOCN 201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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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4-26 10:30:58

作者：冯永锋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东西中，钱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就像科学只是社会看问题的一个视角一样。在需要钱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两笔钱，一个叫做人成本，一个叫做事成本。我们需要一个单位，其实不是为了解决做人成本，而是为了解决做事成本。我们需要在项目书里写上项目官员工资，就是为了在解决做事成本的同时解决做人成本。 　　公益组织、环保组织过去有些羞答答，认为既然是奔着公益、环保而去，那么员工就应当不需要生活。好像公益和环保属于天堂上的事业，神仙们可以靠咒语飞升，可以靠意念长生不老，可以靠几滴水就普渡天下。外界是这么认为，内部也这么认同，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写项目书里，不敢考虑员工的做人成本，一味只考虑员工的做事成本。申请者这么想也就算了，基金会甚至也这么规定，有的规定项目书里人力成本为零，有的只允许极低的员工成本，好像员工拿了几分钱，公益、环保的品德就蜕化变质了似的，好像员工不拿那几分钱，公益、环保的执行力就会达到天堂级标准了似的。 　　很多人——或者说所有人，之所以要申请项目，不是因为缺乏做人成本，而是缺乏做事成本；为此，很多人不得不从做人成本中挤出做事成本，制造了不少人间悲欢。做人成本没有，做事成本充足也过得去。然而连做事成本也是极低廉的，有时候为了显示其公益性，只许采用某种交通工具；为了体现其公益性，只许住某种标准以下的宾馆，有时候为了形式化其公益性，只许吃多少钱以内的工作餐，甚至要求自带柴灶，随军做饭。这些规定当然都是好的，总比无谓的挥霍和奢华要显得纯正和廉洁。 　　但这样也不一定是好的，因为万事以效率为先，不管是产出不易计算的创意涌起、情感通达、理想传播，还是流水线上产品似的按件计数、货到付款，总究，任何项目，如果在设计过程中，被物质过度吓倒，其结果可能会严重降低效率，那么，这个项目的做事成本设计，也是存在着可修改的余地。 　　说我们被物质吓倒，大体是两大部分，一个是过度的节俭，一个是过度的奢华，其实都是“被物质吓倒”的两个表相，在这个时候，迷恋物质和害怕物质，其实都是公益、环保通路上的绊脚石。我想，便利而合适的交通工具、舒适简便的快捷旅店、当地人普通餐馆里的一顿通用美餐，是“与物质结拜兄弟”的基本道德，我们既不为物质所牵累，又不为个人偶尔涌起的贪欲所羁绊，应当是非常有利于做事和做人的通行范例。 　　公益组织、环保组织在给员工发放做人成本时，也同样被物质吓倒。公益、环保组织的员工，收益只能来自于工资，不太可能有奖金，不太可能有提成，不太可能有灰色、黑色、红色、彩色收入；而且，其在做事过程中，只能采用正派的方式去创意和推进，其创意的可能性就比社会其他行业缩减了一半以上。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保证可持续的创造力和执行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做事成本中同步解决做人成本，即在项目官员工资中，给予足够充足的比例，让从事体面职业的人生活得更加体面些。 　　于是有些资助机构就在想，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给这些机构的人，单独设计一些只针对人的资助或者奖项呢？比如给某些人一年十万元或者几十万元的资助，让其可以自由花用。这样是不是会给做事者一定的做人补贴呢？这样的做法当然很好，但确实不可过度推开，只能小范围内进行，在基金会业务中，应当只能属于极小部分的业务。 　　因为这种资助无形中把做事与做人给割裂开了。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二者同步的，大家在工作中领工资，就是在做事中取得做人成本，在做人的过程中同时做事。相比于世界上所有的修行方式，其实做事是最好的修行；相比于世界上所有的健康保证方式，做事是最好的保健医。一个不做事的人，做人往往也会非常困难，因为社会是个营养体，如果你不在里面挣扎着求生存，那么营养不会自动滋润到你身上。 　　十多年前，中国的科学系统曾经讨论过给科学家一些“长期资助”的想法，就是大家觉得做科学的苦，需要给一些生活补贴，让其生活得从容和体面些，不至于被凄苦、愁闷吓坏了神经，影响了创造力和传承力，但这个想法终究是以“项目资助”的方式得到了更多人的欢迎，因为，项目资助不仅仅意味着对你的认同，也意味着对你所做之事的认同和支持。 　　像中关村这样的创业基地，大量的人会遭遇各种不同状态的“投资”，天使投资、孵化投资、催化投资，其实都是对事不对人。很多资助团队说愿意资助人，那是因为这个人所做的事得到了社会承认，最终还是因为资助事而不是人。中国所有的公益组织和环保组织，经常在困扰的就是人才流失、业务不稳定，而这样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快地形成机构的业务线，然后稳定在这条业务线上，通过持续的做事，把人才培养出来，把业务水平提高。 　　说到这里，其实就是想说，我们确实需要资助做事的人，但我们更需要资助那些人做的事。一个无事可做的机构，人才是不可能成长的。一个无事可做的人，其可资助性也很值得怀疑。我们之所以愿意资助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做的事过去还相对靠谱，而其未来想做的事更加可信。如果你认同这一点，那么资助方的主业务，应当是资助项目，通过项目来扶持做事者的成长。 　　如果你愿意这样，那么我就要说，在资助做事者的时候，我们要改变当前骄奢、专制的习气，改为浸泡、卑微的工作路径。你的机构要成为做资助这件事的客场，而你的主场，是在你的资助对象的工作天地中，你应当和他们形影不离，你应当随时替他们着想。 　　一个人要做事，需要大量的资助扶持，最重要的是创意和意志力，钱最多只是辅助剂、添加剂、催化剂，没有钱可能很难成事，但没有钱绝对不等于做不了事，有了钱更不等于一定能成事。但钱如果没有事的辅助，就像一具肉体没有灵魂，钱将成为银行里的死帐，将成为一具完全没有活力的僵尸。听起来吓人，但活性全无的“灭活病毒”。 　　一个基金会要做好，最好的指标是大量的钱进得来，出得去；不仅仅这些的流水线能够畅通地形成河流，这条河流还能够形成美丽的风景，它正好流过最需要水的地方，它正好在最匮乏风光之处提供了新的风景线。而中国当前大量基金会的工作方式，无论是资助做事的人还是资助做人的事，都不小心犯了一些专制型的错误。 　　从资助方式来说，所有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等申请书的方式，都是专制主义者、社会能力欠缺者的工作方式，这样的工作方式就是员工越来越倨傲，同步的是识别力越来越差、行业生命力越来越虚，工作过程中与申请方发生冲突、角力的概率越来越高，其资助效率也将越来越差。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简便的就是文字游戏，通过几页纸对其他人进行欺骗，这是政府官员的通行做法，几千年来人们已经训练得成了本能，因此，指望通过纸面、电邮、电话来识别申报者的可资助性，必然会被申报者欺骗，必然会与申报者结怨。 　　在你给申请方钱的时候，申请方其实也给了你“事”，你资助他们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资助你的过程。你把钱给一个人需要勇气，他把钱接走也需要勇气。你把钱推给他花需要智慧，他把钱帮你花好，更需要智慧。 　　程序性的工作其实都是物质型的工作，应当是隐性工作，应当是在工作成本中占份额最小的工作，绝大多数工作应当在你所资助对象的阵营内完成，你的办公室应当在你的资助伙伴那边。和他们一起欢笑，和他们一起畅想，和他们一起设计，评估他们已经在做的，提炼他们未来可能能做的，这样，双方既可能结成战斗的友谊，还可能碰撞出真正有意义的项目火花。这就是我所谓的“浸泡资助法”的工作原理。 　　同样的观察术可以用来对待那些评奖。很多评奖组委会事先认定广泛的散播、专家的反复评审、网络的公开公示、申报者的现场面试，是世界上最透明最民主的过程，而且是唯一可采用的过程。其实，让申报者翘首以盼地申报，就已经犯了专制主义的错误，骨子里仍旧有金钱至上、奖励至上、授奖者至上、奖励者比申报者高明的思维作怪。公开不等于公正，让申报者之间互相角力不等于民主，网络公示恰恰可能引发了作弊风潮，专家的反复评审恰恰给了犹豫不决者以良机。 　　最近两年来，我一直在想“把困难推卸给谁”。绝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是因为把困难推卸给了不该承担的人。犯了错误的人是这个阵营的，承担错误后果的人却是另外一批，而且永远是另外一批。这样的结果就是社会永远处于错乱状态，今天的成功意味着明天的错误，身体的英姿意味着脚底下的践踏。 　　而资助方也在经常犯把困难转移给申报者的错误。这种把困难推给申报者的过程，其实是基金会或者说资助方贪图省事的过程。坐在办公室里工作好像是风光和舒适的，但其投入产出比却是最低的，负作用是最大的。让申报者全程公开、持续被评审好像是民主的，但其实很可能是最不人道的。世界上最好的评奖方式是诺贝尔奖，因为它们遵循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委员会来自于行业，行业人士当然持续在本行业浸泡，不愁发现不了本行业的好人好事。二是评审过程中秘密、坚决，但是秉持的原则是公正、谦卑，不是审视获奖者，而是尊重、仰视获奖者，这样，才可能年复一年地评审而不至于犯下大错。而犯下错误之后，又能够敏捷、主动地把过错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这样才可能得到社会的真正信任。用这种方法做事，才可能用这种方法做人。

谭何容易

巳阅

464982389

老乌：表示来过。

天山寒风

一个基金会要做好，最好的指标是大量的钱进得来，出得去；不仅仅这些的流水线能够畅通地形成河流，这条河流还能够形成美丽的风景，它正好流过最需要水的地方，它正好在最匮乏风光之处提供了新的风景线。不得了！

marco1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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