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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与民间人士共议发展广东“全民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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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 09:03:31 |


                                其實我嚟打醬油
发表于 2011-3-1 02:35:32 |
GOOD
 楼主| 发表于 2011-2-18 10:53:57 | |阅读模式
专家学者与民间人士共议发展广东“全民慈善”———
现场互动全民慈善,掀起你的盖头来
    “全民慈善助力幸福广东”论坛昨日在江门举行,与会嘉宾热烈探讨广东建设“全民慈善”的实施方式。           高笑 摄
    打造珠三角“慈善万人行”品牌
    昨日是元宵佳节,江门、中山等地都举行了“慈善万人行”活动,适逢珠三角文明城市群论坛之“全民慈善助力幸福广东——— 从慈善万人行论培育珠三角慈善文化”在江门举行,与会嘉宾提议在珠三角各大城市推广“慈善万人行”模式,将其打造成为珠三角联合举办的品牌慈善项目,以此践行“全民慈善”理念。
    全民慈善别再低调
    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珠三角地区一直保留着较好的民间慈善传统。
    中山早在1988年就开始“慈善万人行”活动,已经持续了23年;江门利用侨乡资源打造出“慈善公益万人行”、“爱心100”、“慈善一日捐”等慈善文化品牌,让做慈善融汇成侨乡的城市品性;深圳于1990年成立了国内首家义工联合会,志愿者队伍已在珠三角遍地开花。
    不过,珠三角慈善在全国的高知名度仍局限于企业与富人,平民的慈善行动并不太为人所知。在官方统计中,平民慈善的效果难以显现出来。
    “广东人做慈善太低调了。”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在不只一个场合这样说。广东传统的“侨乡慈善”等模式虽然具有朴素、直接、可持续等优点,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比如受助人群有限,影响范围较小;项目单一,创新不足,专业性与效率不高;草根慈善组织数量多但规模小,相互间交流合作少等。
    不过,从2010年底开始广东省首倡的“全民公益”却不再低调,掀起了一轮全民参与公益慈善的新高潮。
    “要吸引全民参与到公益慈善活动中来,就必定不能再过于低调,而必须鲜明地‘亮出你自己’,以富于创意的形式吸引大家关注、参与和传播。”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表示认可,“全民慈善”离不开全民参与,离不开政府倡导。
    政府搭台民间唱戏
    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及民间人士普遍认为,当下我国的政策制度对于民间慈善仍然存在太多的限制。
    “政府部门没有着力于调动民间慈善力量,服务于民间慈善,而老想着如何管控,或者是过分‘工具化’地对待民间慈善,‘全能政府’制度形态之下的民间慈善承受了太大的压力。”郭巍青提到,广东著名的公益组织“麦田计划”,在制度压力之下,疲于应付财务、城管等等五花八门的审批和检查,难以匀出精力致力公益慈善。
    来自广东“灯塔计划”的志愿者现场提问时也提及,他们十年农村助学,至今却仍未获准在民政部门注册。这让在座的江门市副市长李葳也表示惊讶。
    现场的专家学者及民间人士认为,发展“全民慈善”的关键之一就是政府如何对待民间的慈善意愿、力量与行动,政府管理与民间慈善如何协调。
    在论坛中,嘉宾们通过讨论认为,政府管理与民间慈善的良性关系,应该是政府搭台,民间唱戏,政府帮助监督管理,培育民间慈善力量。邓国胜认为,“民间慈善力量固然还不够强大,但正因为如此政府更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对于公共事务,不再仅仅由政府去解决,而应成为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曲栋认为,“全民慈善”所倡导的这种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代表着民间活力和公民责任意识的提升。
    创意+执行=慈善品牌
    “全民慈善”理念需要实际行动来实现,慈善行动需要具体项目支撑,慈善项目需要打造品牌、做出创意、落实行动,这是论坛嘉宾们所达成的共识。
    “微博打拐”的火热吸引了嘉宾们的兴趣。郭巍青认为,抛开最初动机、实际成果,至少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意项目”。“如何吸引公众参与、响应,是发展‘全民慈善’需要精心考虑的问题。”公益慈善事业是非盈利的,很难通过利益来吸引人的支持参与,因此尤为需要有创意的项目来推动运行。
    邓国胜也提出,目前中国的慈善主要还是“被动员”模式,珠三角地区未来仍需大力发展慈善组织,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慈善动员,通过慈善组织为公众搭建参与慈善的平台。
    从未来的趋势看,邓国胜认为,体制内的慈善组织虽然已经表现出去行政化的冲动,但仍需逐渐加大改革的力度,不断增强其自主性。体制外慈善组织则需要提升专业性与规模,不仅需要大量规模小而美的慈善组织,也需要“超级航母”的出现。
    通过“创意+执行”塑造出的公益慈善品牌项目,将吸引更多人加入“全民慈善”的行列中。
    在讨论中嘉宾们认为,广东首倡“全民公益”时提出“月捐计划”,采用政府倡导加扶贫基金会运营加银行系统支撑的模式,如果发展得好,将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品牌项目。目前中国响当当的慈善品牌“壹基金”最终在深圳得以成功转型,也被认为是一个可喜的讯号。中山、江门的“慈善万人行”,动员上万人参与募捐,深入民心,不仅值得坚持,更值得推广。
    在昨日的论坛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江门市副市长李崴,中山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院主任曲栋,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广州启智服务总队队长李森,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有限公司、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企业传讯部总监麦兴桥等嘉宾同网友就“全民慈善”的概念和实施方式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专家和网友的共识中,慈善不仅是单纯捐钱,全民慈善也不等于富人接济穷人,政府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而应更多地给民间慈善组织搭起乐善好施的平台。
    全民慈善≠富人掏钱
    郭巍青:我们今天讲的全民慈善,应该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强调所有人参与慈善。这就使得所有的主体都是平等的,不区分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每一个人都做力所能及的事,这样就给予底层、草根的普通人一份自豪,给予他们主体的概念。
    汶川地震的时候,万科老总王石先生提出不要竞争比赛谁捐款多。王石的观念是对的,他是要让低收入的每一个普通工人都能够感觉到我是有能力参与到救助事业当中去的,并不是捐一千、捐一万的人才可以做这件事。让所有人可持续地参与这件事,慈善事业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我理解的“全民慈善”里一定要有的含义。
    麦兴桥:全民慈善我想了这么几个词,第一个是全民参与,你行我也行,你可以做我也可以做;第二是方式多元,不仅仅是捐款这一种形式;第三,只要有益于社会,能够帮助他人,这就是慈善的本质。
    公益慈善≠财物捐献
    曲栋:传统上提到慈善,就是捐款,有钱的多捐,没钱的少捐,其实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
    比如说垃圾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上海、广州都有一些小区的居民,他们主动将垃圾进行分类,利用一些先进的方法将垃圾进行处理,这样就减少了垃圾的产生,对社会环境起到保护作用。再比如说前几年炒得很厉害的金光纸业,破坏了云南等地的原始森林,浙江餐饮协会的会长就提出所有的店不可以使用金光纸业的纸,这背后也是指向对于公共事务、公益事务的关注,以及采取的行动,这些都是普通公民可以做的事。
    李森:做慈善其实不需要有很多钱,可以是“零门槛”的。作为年轻人,可以通过百度、谷歌找到一个公益组织,在网上报名,参与志愿服务,参与义工服务;老年人的话,可以在身边找到一个居委会,报名参加志愿者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整个社会也有很多服务项目,给志愿者进行选择。
    慈善品牌≠政府持有
    网友:政府提出募捐让人感觉是“又来了”,但民间的资金募集又不能完全让人放心,究竟慈善品牌或者项目要怎样做才能有公信力?
    邓国胜:目前只有政府办的慈善机构,才有公募的资格,但实质上慈善事业要发展,就要打破这样的一种垄断。因为这样没有了活力,很难形成品牌。相反,民间的慈善组织不是体制内的,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生存。所以活力来自民间,只有民间的活力激发出来,才能更好地打造公益慈善品牌,才能更好地吸引更多普通民众参与。
    而政府一定要回归它的本位,还民间慈善本来的面目,政府不要通过强制性的手段逼捐、索捐,政府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李崴:政府在慈善公益事业中首先应该发挥倡导和引导作用。比如说我们的红十字会、江门市的慈善会,这些是在政府的范畴内成立的。但全民慈善单靠这两个机构是不够的,还要有私营的、民营的,政府需要引导它们来创立、发展。
    其次,政府还应该宣传、推广慈善观念。我前段时间专门翻了一下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里面都没有“慈善家”词条,前一些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有一个“慈善事业”的词条,它是这样说的:“从同情、怜悯或者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者是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社会效果存有争议”。这种理念落后了,我觉得我们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不单只是提倡慈善行动,而且要通过广泛宣传普及慈善文化和慈善价值观。
    慈善服务≠不用报酬
    郭巍青:很多公众觉得我捐100块,这100就一定要原原本本地去到被捐赠人那里,这个概念对不对呢?如果我捐100,只能有90块到,其中10块钱用于工作人员中间的服务,这叫不叫没有公信力呢?我的观点是应该提倡新一点的观念,特别是小额捐款、全民慈善来说,100块钱的捐款一定要有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培养和支持能够专业化将事情做好的人,所以它一定不是100给、100到,一定是100给、90到或者是80几到,控制在合理、正常的范围内就是对的。
    邓国胜:根据国际经验,通常慈善组织许可的行政经费比例是20%左右,比如说我捐100块钱,20块钱用于行政成本、管理成本,因为我要用于监督和管理,否则捐的钱会用得更加糟糕。当然,不同的组织情况也不同,规模越大,可能组织能力越强,行政经费比例越低,比如5%左右。
    李森:资金对于民间志愿者机构、民间慈善组织来说确实是很需要的。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尽量压缩成本,志愿者自己坐公共汽车到老人院、福利院开展志愿服务,但再怎么省都肯定会产生一些行政经费,我们尽量采用分摊、AA的原则进行分配。像启智服务队,行政费用每月大概几千到上万,还有办公场地的租金等,我们通过AA原则,每一个人过来报名参加组织,给15到20块钱的一次性报名费。
    李崴:比如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工,他们不等同义工,他们的专业化工作是应该有酬劳的。因为公益事业的发展,必须要随着社工的水平、品质的提高、发展,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持续,不然的话是发展不下去的。
    麦兴桥:其实对于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来说,假如你有一个20%的开销,但是这20%的开销是为了让你的慈善捐款有一个更大的效益,有一个更好的效果,我相信这样的话人们是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说,他并不在乎说你拿20%形成你的专业化运作,但他在乎这20%是怎么花的,另外那80%又是怎么花的,也就是透明度的问题。
    ◎政府角色本来就是倡导和引导。政府参与慈善倒不一定更有公信力。开始的时候政府会办一些慈善会,但不宜长期发展,应该提倡更多的私营、民营的慈善组织发展。
    ◎关于对“慈善”的理解,我曾专门搜索“慈善事业”这一词条,它在世界不同国家的百科全书里有不同的解释。
    中国的“慈善事业”词条带有施舍色彩,指从同情、怜悯或者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者是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社会效果存有争议。
    英国则是指“民间非赢利组织利用其资源服务于社会”。美国对“慈善”的解释是“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通过资金或者其他形式,提升社会福祉”。
    三者对于“慈善”的褒贬相差太大了,可见我们政府有必要宣传推广新的慈善理念。
    ——— 李崴(江门市副市长)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慈善机构要保护捐赠人的隐私,而据我调查,慈善机构做得最公开透明的一点就是公布捐赠者的名单,哪怕你捐了10块钱他们也公布你的名字,但是这钱用到哪里去了却谁也不知道。
    ◎我建议珠三角的城市之间相互合作,把正月十五“慈善万人行”变成一个统一的行动,我们来共同参与践行“全民慈善”。
    ——— 邓国胜(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公信力问题是慈善的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失去公信力,慈善必将崩溃。
    ◎过去的慈善是富人帮助穷人,现在“全民慈善”提倡的是全民共同、平等地参与,共同对抗贫穷、灾难与不幸的命运,这将带给人们一种不分高下贵贱的自主性与自豪感。
    ———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理解的“全民慈善”,是对于公共事务,不再仅仅由政府去解决,而成为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这种观念的转变,代表了民间活力和公民责任意识的提升。
    ◎捐款是慈善行为,但其实每一个人可以做的慈善行动还有很多。比如垃圾分类,比如选购商品时抵制那些污染企业的产品,举手之劳而影响深远。
    ——— 曲栋(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中心执行主任)
    ◎我作为捐款人,在乎的不是捐100块钱里面的20块要作为项目执行管理费用,而是我要清楚地知道,这20块钱是怎么花的,花钱做到什么事;余下80块钱又是怎么花的,花了起到什么作用。
    ◎老板们想清楚,你做慈善的动机是什么?中国人怕露富,为什么怕露富呢?因为害怕人家来找你啊。他说是税局,以前可能是邻居、邻里,要饭的人也来了。但慈善是一种责任。你是要自己好还是大家好。你自己好,有肉包子躲进里面吃。可周围人都不好,你自己会有多好?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就不怕别人找了。别人找你,说明你有能力帮助别人,在这过程中你的能力也增强了。
    ——— 麦兴桥(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公司企业传讯部总监)
    ◎跟大家分享我的座右铭,以个人点滴努力,推动社会整体进步。
    ——— 李森(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队长)
    ◎我是做管理咨询的,因此跟很多老板打交道。我知道很多老板有心做公益慈善,但是真正能够持续做公益慈善的是极少数老板,为什么呢?因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没有好的平台帮助他们来做,他不知道怎么去做。第二,好不容易做了之后会引来一些麻烦,记者来找他们了,税局来找他了,或者各种各样的人来找他,做了之后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所以他们想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这是我们慈善的理念和机制出现了问题,如果富人都不想做的话,想搞全民慈善就更难了。
    ——— 现场观众
    ◎我认为要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还是需要一个社会的连锁机制,要有一个公益产业链。比如现在比较火的“随手拍照解救行乞儿童”,我想它可能需要一个体系,普罗大众拍照发现了孩子,但是110是不是可以及时去解救,这些孩子有没有地方收容,这些孩子也需要专业心理机构援助,还有像我们的支教体系,义工组织一些活动。还有宝贝回家这样的组织帮助他们找到父母回到家庭,孩子回到家乡后如何继续生活和教育。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方方面面许多组织机构的共同努力。
    ——— 灯塔计划代表
    南方日报记者 赵新星
    实习生 陈妙灵 张莉岚
    摄影 高笑 统筹 谢苗枫 陈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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