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公民”赴会 传递中国声音

乌托邦

“气候公民”赴会 传递中国声音由50多名青年志愿者组成“史上最强大”阵容，民间环保大使首次集体发力为拯救气候代言类别：国内新闻 作者：杨晓红 原创 浏览量： 646
　　发布时间：2009-12-09 手机看新闻
版次：AT02 版名：深度周刊 中国气候故事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作为气候大使的肖欣将带去一些从甘肃拿到的中国内地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实证，为气候贫困人群代言，“用真实的故事，去给冷冰冰的碳排放数字加加温”。

    中国民间气候大使们在会场外展开活动，将收集到的中国民众的气候诉求在哥本哈根“发声”。

    肖欣在甘肃。

    为贫穷人对抗气候变化。

    12月2日，志愿者们头戴北极熊造型的帽子呼吁公众关注气候变暖。

    绿色和平通过国内网民的投票选出的三位民间“气候大使”，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寅蓉、魏巍、李木子。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作为气候大使的肖欣将带去一些从甘肃拿到的中国内地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实证，为气候贫困人群代言，“用真实的故事，去给冷冰冰的碳排放数字加加温”。
    时至今日，气候已经成为政治家、商人、农民、小贩都要关心的问题。气候的改变将直接影响你我的生活。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 C )发布的研究成果：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更多是一场灾难，而中国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国家之一。
    在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到来之际，50多名中国青年气候使者从全球各地陆续飞抵哥本哈根。这也是历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简称CO P)中，首次最大规模出现的中国青年环保志愿者形象。他们的任务是，发出中国的声音，以行动表达中国普通公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
    “这几天前往哥本哈根的航班异常紧张，当地旅店爆满，但都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12月3日，来自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 YC AN)的环保志愿者詹育锋说，他希望世界也能听到中国“气候公民”的声音。
    草根的代言
    “在应对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为贫穷人代言，将是我最重要的使命”，24岁的肖欣很自信。戴着厚厚眼镜的肖欣，来自天津南开大学，目前正在读研一。
    作为乐施会全国网络海选诞生的唯一一名哥本哈根气候大使，肖欣承认自己很幸运。
    大学6年间，肖欣一直非常关注环境生态问题，而且积极投身各种公益活动。“学校‘绿色小组’、‘志愿者小组’、‘红十字会’等都做过，近两年更基本都在做志愿者”，肖欣认为自己之所以热心公益，可能得益于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也有可能跟自己第一次上大学踏进校园时，就有热心的志愿者帮自己拎行李并一直送到宿舍的经历有关。
    今年夏天，乐施会气候项目官员李宁来到南开大学为学生们开展工作坊活动。会上，李宁介绍了该国际扶贫机构应对气候变化正在采取的“I do”行动，让肖欣第一次接触到了“气候贫穷”这个词。“如果参加到这个活动中，就有机会成为I do大使，能到真正贫穷的地方访点，这一点对我非常有吸引力”，肖欣在会后特意找到李宁，表示希望能参加到这一活动中来。
    随后，利用暑假期间，肖欣跟往常一样去了甘肃支教。等她回到天津时，发现网上征集I do大使的活动已接近尾声。于是赶在活动结束前，花半个月时间通过网络提交了一份《社区节能策划案》和一份自己关于气候变化的认识。
    “按招募计划，原定是8月30日截止报名，后来网上许多人要求延期，于是又推后一周结束报名”，中国乐施会传播主任王彬彬事后透露，肖欣在提交报名后，正是由于其“刻苦认真”、“每天更新博客”及“实习经验丰富”而最终过关斩将。
    9月中旬，乐施会初选出来的11名气候大使前往甘肃走访。“气候变化并不是虚无飘渺的事，95%生活在生态脆弱区的人，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直接受害者”，为了让气候大使们能够真实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可能应对，乐施会安排他们分别走访了甘肃靖远县升阳村、定西市中庄香泉村、平凉市火连湾村，这三个村子正处于乐施会实施干预气候变化项目的不同阶段。
    在沟壑纵横、满目苍黄的高原上，肖欣说她亲眼看到一连好几个小时的车程，路边山沟里没有一滴水，路边的玉米棵普遍因干旱而长不高，即使长出来的玉米也灌浆不足。当地乡亲指着地里庄稼称：“小时候春天还能连着下几天雨，冬天也有雪，前几年是十年九旱，现在则已是十年十旱”。今年7月，当地盼来的唯一一场降水，却是一场大冰雹，几乎将靖远县所有的玉米打压在地里。“没了收成，村里青壮年都出去打工，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有的房子还塌顶倒墙，原住户都已经搬走了”，来自城市的肖欣说她看到的一切，都让她震撼。
    11月下旬，肖欣又一次去了甘肃踏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作为气候大使的肖欣将专门带去一些从甘肃拿到的中国内地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实证，为气候贫困人群代言，“用真实的故事，去给冷冰冰的碳排放数字加加温”。
    像肖欣这样的气候大使共有50多名，他们分别来自乐施会、绿色和平、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等N G O组织，而且全部是经过网络海选产生。
    12月3日下午，一个人在北京街头采集“中国气候之声”视频的上海姑娘陈寅蓉(Erica)，一边摆弄着相机整理图像，一边神情严肃地强调：“环保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气候变化其实与人人相关”。
    尽管此前她多是从事文艺方面的志愿者活动，大学毕业后正在一家公司实习，算不上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但英语过专业八级的陈寅蓉，对哥本哈根之行还是相当有底气：正因为我不够专业，但热心环保，不也正适合代表整体的中国青年形象？绿色和平公众项目主任虞鑫证实，最终选中这名上海姑娘，确实是想寻找来自普通公众的代表，来自草根的代言，而不是代表激进的环保主义者。
    虞鑫回忆，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国内外就有200多人提交中英文报名资料。“我们要求有过关的英语沟通能力、对气候变化有了解，11-12月期间有充足的自由时间，且不付任何报酬，原本也担心对普通人来讲，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太难了，没想到反应会这么踊跃”。
    由于参选者来自国内外不同地方，不可能同时到北京面试，筛选时，工作人员不得不通过网络视频、越洋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时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是充分了解，不可能随便敲定”。
    自筹资金赴会
    发起气候大使行动的，除了乐施会、绿色和平等这些老牌环保组织外，还有一家成立仅两年多的新面孔———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往届联合国气候会议(简称C O P)时，世界各国都有青年去充当特约观察员，中国几乎没有，有的也是少数随同机构前往的年青人，尤其是去年的C O P14会议时，与会的世界各地青年达到800多名，而中国只有一两名，能不能组织一个团队前往呢？”曾参加过C O P会议的C Y C A N国际事务部主任赵详宇一直在等待机会。
    今年5月，正在美国念大一的赵详宇特地休学，回到国内筹办他的CO P15青年团队。8月，CY CA N开始与腾讯网合作，在国内发布招募气候大使。同时在国外网站上，也悬挂出了招募启事。“我们要求不仅有全英文的基本报名信息，还要求有自己的观点、推介信，跟海外留学的操作模式完全一样”。
    CY CA N项目负责人李立认为，组建气候大使团队，主要是为了让中国青年走出去，有机会了解和参与国际会议，展示中国环保青年形象，“以前我们只有被别人扔进来的东西，被灌输得多，这次不一样，选派大使，本身就意味着有双向间的交流”。
    11月中旬，来自全球各地的50多名气候大使诞生。“除来自牛津、剑桥的8名留学生外，有12名学生由香港大学资助参加，其余30多名年青人来自内地，其中北京高校学生又占了近一半”，负责整个团队设计及活动开展的詹育锋，从深圳来京三年，目前正在北京服装学院念大四。自称“从小独立，父母忙于做生意，不做饭就没饭吃”的詹育锋，承认自己是因为设计才能被看中而入选的，而其他入选的气候大使则“一个个都很牛”：闫文静，曾怀揣5万元、独自游学欧亚非26个国家的现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李莉娜，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硕士，主攻环境政治和能源政治，曾在中欧社会论坛的“青年与能源和气候变化”组担任负责人……
    对于这些要前往遥远哥本哈根的中国青年而言，数额不菲的旅费是一个巨大障碍。“往返丹麦的机票眼下已涨至1.1万元，加上在会议期间的食宿、出行等，每个人平均费用要达到2万-2.5万元，除去港大学生代表，40多名气候大使的开销不是一个小数目”，詹育锋自己虽不负责筹集资金这一块，但也完全能体会到资金的重压，“筹资非常艰难”。要知道，今年1-8月，CY CA N的四名正职工作人员因经费短缺，已经完全没有拿工资了，部分外聘工作人员也因此离职而去。
    气候大使中年纪最小的王蕊，来自河北唐山一中。为解决往返费用，小姑娘拿着自己精心写好的三页策划书，小心翼翼地找到了学校办公室，被工作人员婉拒后再次找到学校校长。“你是唯一的高中学生代表？”几天后，校长终于提出赞助一半费用的建议。“比预想的(情形)好多了，终于拿到了人生第一笔赞助”，王蕊在博文中心花怒放。
    一个月后，负责募集资金的团队终于筹回了70%的行程资助款。目前能拉到的赞助资金，分别来自中国企业家基金会、耐克、W W F、美国一青年组织350°等，国内国外资金各占一半。“要写很多版本的中英文策划方案，然后挨家挨户上门去谈”，在哥本哈根会议前，CY CA N统计，尽管仍有较大的资金缺口，但所有从中国大陆出发的气候大使的机票都已经能够支付。“我们原以为如果实在筹不齐资金，就缩减一部分大使名额，现在来看，少量的缺口部分，参与者个人已经完全有能力解决了”，詹育锋称。
    12月2日，CY CA N国际事务部主任赵详宇一行四人先期飞往哥本哈根，进行会议期间准备。囿于经费和房源紧张，他们前几天只能在丹麦打游击，直等到6日才能一起入住预订的公寓。“8个人挤一间房，平均每人每天也要50欧元、计500元人民币呢”，3日，为设计所有青年气候大使名片又熬了个通宵的詹育锋对记者形容，为了此次大会，所有分成三个组的大使们，都在“不停地熬夜，疯狂地加班”，包括收集各种资讯、根据会议进程安排组织各种活动以及从国内准备海报、服装、横幅等，“电脑每天都要背在身上，哪怕进咖啡厅，当然也会背去丹麦，以便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及时沟通”。
    “一直在行动”
    “挑选气候大使，只是我们应对气候挑战的一个项目，其实我们一直在行动”，中国乐施会传播主任王彬彬称。尽管外界习惯将中国乐施会混同于环保组织，但实质上该组织是一家重点关注贫困、消除贫困的国际扶贫机构。
    早在1976年，以普通平民捐助为来源的乐施会在香港成立，1987年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并在广州实施第一个内地扶贫项目。2000年前后，中国乐施会又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与贫穷现象。“为保证公正、公平，我们的善款主要来自普通人，是平民慈善，主要是香港11万普通人的捐助，每月大约有880万港币的资助，只有极少数的3%来自企业”，王彬彬介绍，为应对气候变化，近几年，中国乐施会在国内贫困的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主要通过向当地推广太阳能等新能源、以及在干旱地区倡导养牛养羊种花苜蓿等改变传统种植结构、或在泥石流滑坡地区促改梯田等，帮助贫困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到2003年，中国乐施会在西部地区已开展了10多处应对气候变化实验点。
    “今年我们的项目是‘对抗气候变化，爱上零度贫穷’”，为迎接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中国乐施会除了在网络选拔气候大使外，今年10月，还在丹麦大使馆举办“气候贫穷公益广告创意大赛”沙龙，以及在北京市进行创意大赛作品巡展等。
    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为了提醒人们应对气候变化，今年3月，他们在北京永定门前，用激光投影在城楼上醒目地打出“哥本哈根会议倒计时300天”的字样。9月，绿色和平再用取自长江、黄河和恒河源头的少量水，经混合制作了9个冰雕儿童，让他们在北京秋天的阳光下慢慢融化。“气候变化已经发生，如果我们不去行动，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受到威胁，地球也将不宜于居住”，绿色和平项目总监施鹏翔表示。
    在五六年前，绿色和平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全球气候变化。四年前，绿色和平与中科院、中国乐施会等单位携手，共同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气候中国行”调查。“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北京城是从河上漂来的’，拥有永定河、拒马河、温榆河、北运河、泃河五大水系的北京，怎么近些年就变得干渴无比了呢？”环保志愿者们从后海的京杭大运河末梢出发，一路实地踏查：他们看到了夏季几近干涸的密云水库、河南大旱时的干裂农田并亲自攀登上被喻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观察冰川的消融……
    “2006年，作为领队(我)再次来到珠峰，看到的是日渐稀疏的冰塔林和冰川消融后塌方滑坡的山坡。消融中的冰川，是我们考察拍摄的主题，站在绒布冰川上，大量的科研背景资料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冰储量达1万亿立方米，是除极地冰盖以外全球最大的冰川聚集地。眼下它67%的冰川都处于退缩状态，退缩速度是全球最快的，如果继续以这种速度退缩，喜马拉雅冰川将很可能在2035年消失”，考察队员钟峪在日记中记录。
    此后，绿色和平还分别探访了长江、黄河及恒河之源，气候变暖不再是枯燥的数字，而是一串串严峻的现实。
    “作为‘气候中国行’的一部分，我们还与乐施会一起撰写了一份《气候变化与贫困》调研报告，证实95%生活于生态脆弱区的贫困人口，正在承受气候变暖恶果。目前这份报告已付印，希望能为中国政府决策提供建议”，施鹏翔说，“‘气候中国行’的最后一站就是丹麦哥本哈根大会。”
    12月5日，自然之友气候项目协调人窦丽丽也匆匆飞离北京，前往丹麦。窦丽丽同时带去的，还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简称《立场》)。《立场》用中英文语言，分别就国际谈判层面和国内政策层面给出了11条具体建议。如发达国家必须承诺在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40%，其中绝大多数应当在其本土执行，并制定出本土减排和通过市场机制减排的明确比例……
    “这些立场是在半年多时间内，通过国内200多家民间环保机构多次审议、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出台的，我们希望让世界听到中国公民的声音”，老牌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介绍，为应对气候挑战，自然之友近年一直在积极推行“低碳出行”、“建设低碳家庭”等活动，期望能从普通人生活和消费末端来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
    凝聚和扩散
    所以这些平时的准备，都是为了即将在哥本哈根上演的这一刻。从12月7日起，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街头将迎来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
    面对这个“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包括这50多名气候大使在内的中国民间力量，将周旋于各国政要与其他国际组织之中，为在这个影响人类进程的历史性时刻，发出中国民间的声音而奔忙。
    “中国要走上国际舞台，就必须有我们这样的青年去参加这样的联合国会议，很难想象占世界人口1/5，拥有4000万青年人的中国，却没人去关心如此重大的会议”，虽说别的同学已经开始准备毕业设计，詹育锋却没有一丝担心，他在出发前已经为CYCAN设 计 了 统 一 的T恤LO G O———一棵由无数圆点组成的深蓝色大树。“这包括凝聚和扩散两个概念，意味着我们青年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哥本哈根，尔后又将学习或交流过的东西带回国内扩散传播”，詹育锋称。
    大会期间，除了以博客形式发回会议期间各种见闻及思索，中国青年还将分别与美国、非洲青年各有一个专场联谊，“估计每晚只能睡3-4小时了”，詹育锋说他们早就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乐施会、绿色和平等具国际背景的老牌环保组织，则有更周密的计划与安排。已经连续两年作为联合国特约观察员的乐施会，对来自全球的30多名成员进行了分组，比如政策组、行动组、媒体联盟组、政府代表组等。“跟中国大陆只是由政府官员和学者组成政府谈判代表团不同，国外的谈判代表团还包括了N G O组织，所以乐施会成员在东南亚国家中也是作为谈判代表身份出现的，除可以参加一些O PEN的边会外，还可以参加一些闭门会议”，王彬彬希望能在会议期间通过民间组织的行动，对会议进程及结果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
    成立于1971年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近些年几乎每年都会参加CO P的缔约国会议。在今年持续一年的谈判预备会上，比如巴塞罗那会议、5-6月份的波恩会议，8-9月份的曼谷会议期间，绿色和平都与各国谈判代表团进行着积极沟通。“每个国家都带着自己的一揽子谈判计划而来，摞在谈判桌上总共有1尺多厚，但最终要谈到薄薄100多页，谈判代表的压力可想而知”，施鹏翔对哥本哈根会议前景捏了一把汗。
    曾多次参加过CO P会议的施鹏翔透露，来自20多个国家的绿色和平志愿者，在会议期间除参加公开边会外，还将在闭门会议期间，在走廊及时游说各国政府代表，或者打听会议进程，并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及活动反应。
    “联合国会议比较重视民众民意，比如某个国家故意拖延会议进程，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会场内旁听的N G O成员便会统一戴上红色京剧脸谱，当听到顺利推进的好消息时，会场N G O成员再统一换成绿色面具等”。
    绿色和平工作人员介绍，在大会开幕当天，他们还将在会场外竖起一顶高10米的地球帐篷，命名“地球拯救站”，外边围上一圈中国红灯笼，以及摆出一条5米长、2米宽的大型龙舟，龙舟身上密布小口袋，袋里插满“I care”、“I do”活动收集到的中国普通人形象与大会寄语，以及在会场前摆放巨大的世界地图，邀请与会各国代表签名等。
    除了各类环保组织外，也有一些中国青年以个人身份，来表达他们对哥本哈根会议理性的、甚至不乏另类的立场与声音。11月28日深夜，在哥本哈根大会前第九天，远在挪威生命科学大学就读的赵坤紧急发布观点称：中国公开承诺的2005-2020年减排40%-45%单方碳排放量的目标太高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承诺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牺牲，“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牺牲1%的G D P去承诺减排”，他甚至希望前往哥本哈根的温家宝总理能做出及时调整。
    “作为N G O，我们支持中国政府以更积极的姿态进入哥本哈根谈判桌，能取得一个既承担责任、又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谈判成果”，施鹏翔说，今年4月，自从该组织开设“Icare”网页以来，已有5万多双眼睛关注着哥本哈根，而实际上可能远超这个数字。
    《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
    由7家民间环保组织联合发起，用中英文语言，分别就国际谈判层面和国内政策层面给出了11条具体建议。
    “这些立场是在半年多时间内，通过国内200多家民间环保机构多次审议、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出台的，我们希望让世界听到中国公民的声音”
    □采写：本报记者　杨晓红
    图片均为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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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大家的.....保護地球是每個人的責任
期望氣候會會有個讓大家都滿意的結果!!!!!

翼~漫

一起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