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社论－－避免“一对一”式慈善尴尬宜开放民间慈善组织

乌托邦

避免“一对一”式慈善尴尬宜开放民间慈善组织
日期:[ 2007年8月24日 ] 版次:[ GA02 ] 版名:[ 社论 ]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上一篇   下一篇   　　湖北襄樊22名贫困大学生一年多以前接受当地工会组织的女企业家的捐赠,其中三分之二未给资助人写信。据说这样的表现让资助者心寒,其中5名学生今年没能再获捐赠。媒体组织捐赠的负责人认为,大学生不知感恩,缺乏正确对待他人和社会的“阳光心态”。

　　关于贫困大学生的心态,似乎确实有讨论的必要。实际上,贫困的年轻人如何接受自己的身份、接受对他们来说格外残忍的社会现实,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社会命题。但是反过来,捐赠者的心态也未必就很健康。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对受惠者的要求；但是施恩不图报,这也是对施惠者的期待。实际上,也只有不图报答的捐赠,才具有道德含义,否则就变成了一种交易,仿佛是去购买一种名叫“感恩”的商品。当然我们可以说,不图报答的捐赠,它也有其心理动机,那便是收获个人的道德满足感―――但这是一个自足的过程,而美德之所以为美德,就是借由这种方式让自己与他人都受益。

　　但是,我们看到捐赠者似乎非常期待受资助的大学生写信来,否则也不会因为心里不是滋味就停止了捐赠。就像人们批评大学生不知感恩,这是一种道德谴责；如果指责捐赠者是想花钱来购买“做恩人”的感觉,那更是诛心之论。事实不过是,这一场风波中,捐赠者和被捐赠者的表现都让人感到不美好,让人觉得慈者不慈、善者不善,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找不到美德的影子,难堪且让人失望。

　　不过,组织捐赠的机构要求学生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本来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资助方本来就有权在资助之前提出一些要求,例如这些钱必须用在哪些方面,又或者这些学生在学校的成绩必须达到某个标准―――大概捐赠者或者慈善机构,都必须借助类似的方式来保证它的钱不被滥用、完成初衷。但是,在襄樊这个具体案例中,当地工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它只起到了一个中间人的作用。这一慈善项目采取的是“一对一”的方式,就是说出资人与受赠者必须直接接触,而那封“汇报学习生活状况”的信,也要直接写给捐赠者。

　　写信给资助机构或者资助个人,听起来这似乎是非常小的差别。但是只要稍微体会一下受赠者的心态,就会明白这个差别很大。直接写信给资助人,就意味着要面对一种非常不对等的关系,而且几乎是强制性地、必须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后来的情况证明,这种强制性不仅是心理压力,而且是行动事实。让人非常想要逃避的,或许并不是感恩,而是对感恩之心的强制要求。

　　古希腊人认为,善是一种技术,就是善于行善。从这次襄樊“不知感恩”的案例来看,慈善也是一种技术,行善的操作方式,很可能会改变它的结果。“一帮一”结对子这种社会救济方式相当原始,它让捐赠和受赠双方直接接触,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和地位不平等,在古代社会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但是在现代社会,以平等为人际交往的原则,“恩人”逻辑很难被接受消化。

　　与平等原则相匹配的慈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早就大量存在。简单讲,就是以慈善机构为主体,去完成收受捐赠和资助救援的工作。这种方式不仅能够避免前述尴尬,而且能够更好地统筹善款、规模使用；同时,在一个民间慈善事业充分发达的社会里,可以实现功能细分,各个基金会有其不同的诉求与取向,针对特定的人群―――这种细化当然可以提高社会慈善的效率和准确性。

　　在我们国家,慈善组织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都具有政府背景。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目前尚不具备合法性,这种情况不仅遏制了民间慈善力量的发挥发展,而且直接造成了“一对一”这种慈善模式的流行。这种模式的弊端,在襄樊“不知感恩”的事件中,在不久之前“小娟私吞善款”事件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实际上,中国目前每一次有关慈善事业的讨论,都在集中呼吁民间组织的合法身份。长时间持续的呼吁大概还是有效的,民政部22日透露,《慈善法》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其中将包含对慈善组织的规范―――这一规范到底能不能突破官方垄断的局限,将是该项立法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

乌托邦

慈善不能成为精神索取
日期:[ 2007年8月24日 ] 版次:[ GA22 ] 版名:[ 个论 ]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上一篇   下一篇   　　■谁是谁非之长平专栏
　　在襄樊市的一个助学活动中,主办者宣布取消5名大学生继续受助的资格,原因是他们“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就因为没有当面言谢,慈善变成了对受助者的惩罚和谴责。主办方和捐助者真的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吗?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主办方组织的19位女企业家一年前曾经作出承诺,以结对子的方式,每年向22名贫困大学生捐助1000～3000元。承诺至少是一种君子协定吧,这些钱也不多,大学生们应该不会怀疑捐助者中途毁约,还有可能根据这个承诺安排了自己的学业和生活。如今,承诺才兑现了1/4,女企业家们就要取消,没有听到感谢这个理由实在是有些勉强。不仅如此,还把他们作为“不知感恩”的“无情大学生”典型予以公开谴责。杀鸡吓猴,其他还在继续接受捐助的大学生所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能说这5位大学生没有过错。但是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中,女企业家们的做法过错更大,不仅使已经深受物质之困的穷人又增加了精神压力,而且扭曲了慈善的意义。

　　在中国,慈善被普遍视为一种施恩的行为。施恩的观念中不仅有自身高人一等的意思,而且往往要求受惠者的回报。这样就会给受惠者造成非常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感到屈辱,所以就有“嗟来之食”那样的故事。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古人两头劝,一边强调“施恩勿念”,一边强调“受惠莫忘”。由于施恩者总是掌握话语权,所以书上到处写满了“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类训诫。

　　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慈善的定义有所不同。比如基督徒会认为它是依照上帝的旨意,怀着对他人的爱来为自己赎罪。从世俗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自我道德的满足,一旦付出,即已获取。在犹太教义中,慈善被视作一种公义,有钱人不过是上帝选中来保管和分配财产的人,自然应该散发出去。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又从社会正义的要求肯定了慈善的公义性,比如罗尔斯就认为,穷人获得救助是一种权利。我们最容易接受的是一种功利性的分析,即认为穷人能得到救助,社会就不会动荡,而稳定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富人。

　　这些慈善观念都对具体的受惠者没有要求,很难想象比尔・盖茨期待着非洲艾滋儿童寄来什么礼物,或者巴菲特到中东国家去接受群体叩拜,公费上学的美国学生也不会给布什写感谢信。美国的确有个感恩节,但它的来源是白人对本土印第安人的感恩,和我们常想的穷人对富人的感恩、人民对政府的感恩、儿女对父母的感恩根本就是两回事。

　　在爱心和公义的观念支配下,慈善行为往往通过教会和慈善机构进行。捐赠者可能知道钱款的使用方向,或者大概的受助人群,但对跟具体的受助者保持联系未必有兴趣。结对子这种慈善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对慈善机构和救助渠道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施恩图报”的心理在起作用,捐助者期望借此享受恩人的待遇。我参加过希望工程“1+1”的回访活动,发现“恩人”们以看望受助学生的名义去接受感谢的时候,很少有人在意孩子们心理上的别扭。

　　从整个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有钱有权的人对穷人做得太少,要求太多。他们出力的时候,就要求无私奉献；他们受惠乃至获取应得利益的时候,就要求知恩图报。农民终于结束交了多年的苛捐杂税,电视上总是看见他们在感恩；下岗工人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先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煤矿工人生命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被救出后的第一句话却是感恩；贫困大学生得到捐助后没有写感谢信,就要被“取消资格”。

　　“知恩图报”固然是一种应有的情感,但是不能成为捐助者的公然要求；“施恩勿念”才是慈善业的基本态度。否则,感恩就会成为穷人在物质贫困之后,进一步遭遇到的精神索取。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