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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轶超指导孩子们学习。 音乐给了孩子们新的希望。
住在上海最荒芜破败的角落,他们不到十岁便习惯了清晨起来洗家人的衣服,煮泡面给自己吃,做弟妹的保姆,在嘈杂混乱的棚户区游戏……读书反而是次要的事——他们也很难得到进公立学校读书的资格。唯一的爱好?是想象以后怎么赚钱。而这一切,都被音乐慢慢地改变着。
上海逸仙路一排沿街房的二楼,每周总有几天,这里不断飘荡着欢快的钢琴声和清亮的歌声,窗外,是铅灰色的高架桥和尘土飞扬的马路。
乐声从楼上飘下,如一朵花在灰色的背景上绽放。一楼入口处挂着不起眼的绿色信箱,上面模糊地写着“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沿粗陋的水泥楼梯上去,推开门,世界豁然明亮起来,地上铺着光亮整洁的白色瓷砖,透明玻璃瓶子里插着鲜花,十几个女孩子正在练习合唱,身体跟着钢琴的旋律轻轻摇晃着。隔壁是间小小的电脑房,不时有孩子跑进跑出。墙上还贴着许多打印的文章。有几篇甚至来自《金融时报》。
这便是张轶超的“放牛班”。
“放牛班的孩子”——那是他们在大巴上颠悠的时候想出来的名字,开始有人觉得土,要求叫“火箭队”、“明星队”、“童年队”、“宇宙队”……两年过去了,他们开玩笑说庆幸没叫“宇宙队”,“否则就只有火星人邀请我们去演出了”。
33岁的张轶超斯文清瘦,毕业于复旦哲学系。见到他那天,他正和一个孩子在楼下打羽毛球,好脾气地跟孩子笑闹着。三年前,他本已打算出国,他改变农民工子女命运的理想已经走到了瓶颈,因为他发觉单纯的课外补习对他们的影响极其有限。就在那时,在美国女孩柯慧婕的帮助下,他们成立了“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他说,他终于找到了改变他们的钥匙,也立下了半辈子的志愿。
故事从已经拆迁的兰鹰小学开始。
那是间农民工子弟小学,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废弃的机场。旧仓库改成的教室,没有图书馆,没有操场,没有音乐课,甚至连厕所都没有。这是张轶超做志愿者的学校之一,当时,他已经有一个独立的志愿者机构“久牵”,专门帮农民工子女进行课外辅导,正经历教学成效无法持续的困扰。有一天,他和一个朋友聊起《放牛班的春天》,那是成立农民工子弟合唱团的灵感起源,而这也是他与柯慧婕不期而遇的缘由——她一直致于力用音乐帮助别人。
柯慧婕这样回忆第一次给兰鹰小学表演的情景:“当时是冬天,所有的孩子都集中到教学楼前的空地上,我穿着厚厚的外套,裹着围巾,迎着风吃力地抱着吉他,唱了一首曲子。解散后,孩子们竟然疯了似的围住我,抢着摸那把吉他,眼角还偷偷地打量我。孩子们对音乐的好奇和热情,让我非常意外。”
然而第一堂课她就失望了:这些孩子毫无基础,唱歌像喊叫,她必须从吸气、发音开始逐句教授。更让她头痛的是,他们完全没有纪律观念,公然在课堂上打闹、奔跑,她板起脸喊着阻止,嗓子都哑了。半个月后,9个孩子退出合唱团,有的是不达标,有的则是主动退学……
终于两个月过去,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演出,在南京西路的中福少年宫,观众都是驻沪领事馆和知名企业的外籍人士,当听到他们欢快地唱起《童年》,人们的眼睛湿润了。那次,他们募集到十万元的慈善捐款。而孩子们的兴奋却因为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女孩说:“少年宫的厕所比我家都干净。”另一个女孩则念念不忘那里的舞台:“很辉煌呢,舞台上有红色的幕布,大厅里空荡荡的但有巨大的灯,发出白色和橙色的光,那灯好像水晶一样。”还有台下那些外国观众的掌声,“有个人站起来说‘孩子,你是最棒的’。”
时间让张轶超看到了音乐的力量:歌声响起时,他们小小的脸庞散发出自信的光芒,台下的掌声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这个城市第一次对他们大度地敞开温暖怀抱。“当初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偶然,然而现在,我明白这是久牵的宿命。”
回乡之旅的初衷是美好的,但张轶超没料到这些在上海长大的农村孩子已经对故乡冷淡陌生。在上海,他们会不自觉自卑,而在老家,他们又充满优越感。他希望他们在那找到家的感觉,但他们找到最多的,却是由虚荣支撑起的自尊。
“放牛班的孩子”名气渐响,张轶超却觉得责任更重了。他得到了不少基金会的支持,资金已不成问题。但他不愿合唱团成为一个打着可爱和善心招牌的装饰品,他们应该获得更专业的指导,他陆续买回古筝、吉他等各类乐器,又请来专业的老师。
“你递给他一本安徒生童话,他看了,并且希望能够再看到格林、郑渊洁、安房直子等等,你能够摆摆手说‘够了,不要太贪婪’吗?不能,因为那是多么自然合理的要求啊!你成立了一个合唱团,使他有机会接触到音乐艺术,于是他说,希望能够有更专业的老师指导,希望能够学习乐器,你能够不耐烦地说‘你别得寸进尺,这不是你能拥有的’吗?不能,因为对求知欲的扼杀对一个教育者而言简直就是谋杀人的灵魂!”
同时,他也担心舞台上的风光让孩子们迷失自我,于是就有了2007年的回乡之旅——带着30个孩子走访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他想要他们看看自己的老家,学会坦诚自信地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
起初,孩子们的表现让他失望。在上海,他们不时感到自卑,可回到老家,他们又不自觉流露出在城市长大的优越感。“我们那里的跑道是塑胶的”、“这里真脏”、“演出只能站在地上,在上海我们是站在舞台上”……他们已经见过各种大场面:周笔畅的歌会、英国大兵的游艇、华丽梦幻的少年宫、金色的音乐厅、忽然落回泥土的舞台,反而不习惯:会刻意地与当地的农村孩子保持着距离,总把“我从上海来的”挂在嘴边。
12岁的王艳(化名)说:“农村孩子穿得真土,没有城里孩子那么多花哨的颜色。”但被问及城里孩子穿得如何花哨时,她却沉默了,“其实我来上海5年了,从没真正和城里孩子做过朋友。”
张轶超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场和人性弱点的较量。他要求每个孩子学会介绍自己的家乡:“你可以说‘我在上海上学,但我的老家在……’这才是一个最真实的你。”他安排合唱团给村民们表演,在黑漆漆地操场上,在大马路上……每次都会有一两百个村民围绕着他们,演出结束后的鼓掌热烈而持久。
回来后,一个女孩在日记里写道:“当英文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旋律响起时,老乡们屏住呼吸静静等待,我想,他们不是想去听那一串串的abcd,而是被我们提交的成绩单所打动,为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能在上海受到这样的教育,变得这么有出息而感到欣慰和荣耀。如同每次我飞奔回家把满意的成绩单交到父母手里,他们眼里饱含的感情。”
能够到孩子们中每一个人的家乡办一个音乐中心。让孩子们去给家乡的人唱歌,甚至长大后去音乐中心工作。“当有一天,孩子们把扎根农村作为理想,我觉得我的教育就真正成功了,因为家乡才是他们的根。”这是张轶超心里埋下的另一个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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