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光：读懂那个特殊年代的志愿服务情怀

子森

读懂那个特殊年代的志愿服务情怀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观后感

谭建光

习近平同志2021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说道，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2022年9月，根据“三千孤儿入内蒙”感人故事拍摄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公演。我是2022年8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研讨，实地考察的时候到了电影《狼图腾》《海的尽头是草原》拍摄基地，看到刚刚拍摄电影留下的场景和设施，有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草原上小城镇的商店、学校、卫生站、蒙古包等等，也有汉族小孩和蒙古族牧民的各种服饰、道具等。因为“三千孤儿入内蒙”的1960年，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经常听父母讲起“苦日子”（1960——1962年）的事情，感受非常深、印象非常深，就特别关心和关注这些孤儿的经历。回到广州以后，我抽时间上网观赏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先后看了两遍。最近，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讲课和调查，再次听到基层干部、志愿者骨干讲起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有了更深的感情。回来之后，第三次观赏电影并深入思考。作为志愿服务研究专家，我就特别关注“三千孤儿入内蒙”与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关系。有些研究观点认为，中国内地的志愿服务是改革开放后从外国特别是欧美国家，以及港澳地区引进的，在此之前没有真正的志愿服务。我原来也认同这种观点，但是伴随在全国各地的深入调查，就逐渐改变观念，发现中国各个年代都有志愿服务的元素，而且在一些特定年代有志愿服务的类似事件。我看了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也搜寻和阅读一些有关“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材料，感觉确确实实蕴含着志愿服务的精神和行为。为此，特撰写观后感，与广大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分享。

党和国家深切关心特殊困难时期的“三千孤儿”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遭遇持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北方地区连年发生特大干旱，粮食歉收现象突出；南方水灾严重，一些地方颗粒无收。父母告诉我，在我出生的1960年，作为矿山工作有收入的家庭，也面临生活困难，需要靠我父亲的徒弟上山打猎帮助解决食物问题。但是，我实在年龄太小，对于那时候三年“苦日子”带来的艰辛和困难记忆不多。长大之后，通过查阅资料和听人讲述，才知道北方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灾害特别严重、很多家庭陷入困难。仅仅是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市，就有许多孤儿被送进了“儿童院”“福利院”等，导致福利院的粮食严重欠缺，发生普遍的饥饿现象，陷入极大的困难。这个情况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迅速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提出请内蒙古帮助解决孤儿的粮食、奶粉等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同志认为，支持奶粉只能是“救急不救命”，就提出将福利院的孤儿送到内蒙古牧民家庭养育的建议。我浏览材料发现，这些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福利院的“孤儿”其实有两类：一类是父母亡故的孤儿；另一类是家庭陷入饥饿实在无法抚养而遗弃在福利院。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从党中央、国务院对孤儿的关心关怀，到各级干部千方百计为孤儿生活想方设法，再到社会各界人士竭尽所能为孤儿提供一点点帮助，既体现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也体现爱心助人的志愿精神元素。

草原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国家的孩子”

我最近几年先后到内蒙古自治区讲课和调查，才真正感受到草原的宽广与辽阔，也真正感受到蒙古族人民的豪爽与热情。牧民们常年与大自然共处共生，既培养了敬重自然、友善相处的心态，也培养了不畏艰险、勇敢生活的品格。其实，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虽然内蒙古的自然灾害比华北、华东地区轻一些，但是也遇到干旱天气长、草少、牛羊生长慢和产奶少等问题，不少牧民家庭也面临缺衣少食的困难。但是，当党和政府发出号召，鼓励大家收养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来的孤儿时，很多牧民家庭争先恐后、积极争取。从电影的镜头看，有些牧民为了能够领养孩子向生产队竭力争取，有些牧民为了说明自己家达到领养条件也不断解释和补充。我这几次在内蒙古与干部群众交往的时候，真切地感受到蒙古族民众的粗犷和豪爽，为了国家倾其所有，为了朋友慷慨解囊。如影片中“三千孤儿”的孩子之一杜思珩，三番五次的执拗、闯祸，但是牧民一如既往地对他们爱护、对他们友好，从不计较和嫌弃。相比之下，我作为南方水土生长的人，反而显得想多了一些、计较多了一些。所以，我才特别感动于影片中牧民群众那种“二话不说”“就对你好”的个性和品质。

领养孤儿的条件是“有爱心、有能力”

“三千孤儿入内蒙”的过程，从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对接协调，到几千名孤儿长途跋涉的看护和照顾，到进入内蒙古各地初期的儿童院过渡适应，再到各个牧民家庭的领养、养育、成长、成才，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叙事。但是，电影采取了“一叶知秋”“以小见大”的故事叙述。以数十年后的哥哥寻找“三千孤儿”之一的妹妹杜思珩为主线，通过叙述和回忆，串起上海、内蒙古之间的一个个故事。电影对于内蒙古牧民家庭领养“国家的孩子”着墨较多，如制定领养家庭的条件，如有养育能力、自己没有子女等，然而最核心的还是拥有爱心和热情。一个场景是生产队开会，牧民家庭争相要求领养孩子，有些男人为了获得领养资格，互相争吵、互相争论；有些女人为了获得领养资格，竭力说明、列举条件等等。热闹的场景之中，体现了人性的真实和美好。另一个场景是牧民家庭在广场上摆“龙门阵”，分别通过玩具、食物、服饰等等，吸引“国家的孩子”喜欢，从而争取机会带着孩子回家。蒙古族人特别相信“缘分”，即哪一个孩子喜欢牧民家庭的人和物，主动走上来玩耍和交流，就可以成为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个孩子走向了牧民家庭，一个个牧民家庭领走了孩子。但是，少数孩子没有被一些家庭的选中，就有特别热心的家庭集中领养。现实中就有一个家庭领养最后六个孩子的故事，也有领养两三个孩子的故事。同时，有些家庭因为没有被孩子选择就领养不到，也表现了失落和寂寞。如电影中一位非常热情和好心的大爷，最后没有领养到孩子，显得神情落寞。这时候，其他人告诉他，“我们领养了，也就是你领养了”，他就开心起来。这些细节，往往都是一闪而过，但是却令人难忘。

“额吉”蒙古妈妈就是孩子最惦记的人

电影中特别感动人的就是马苏扮演的“额吉”，即蒙古语的“妈妈”。她因为有养育儿子的经验，被公社安排到临时的儿童院帮忙。这些刚刚从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长途跋涉来到草原的孩子们，出现各种不适应的症状，也出现一些疾病。这位“额吉”就配合儿童院的工作人员、护理人员，非常细心地照料这些脆弱的孩子。额吉的讲话很少，但是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充满对孩子们的关怀和细心，特别让人感动、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细节至今令人难忘：额吉的哑巴儿子那木汗进来帐篷的时候，她就责怪儿子“你早上再来接我就可以，干嘛在这里，你又帮不上忙。”然而，那木汗对这些孩子非常好，默默地看着，就是不肯离开。这时候，有位孩子病了，儿童院没有治疗的药物，需要到很远的公社卫生院领取。额吉就向儿童院工作人员说，“让那木汗骑马带路，他熟路。”于是，在深夜里，那木汗骑马带着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马不停蹄地取回药品救了孩子。我想，草原上有许许多多马苏扮演的蒙古妈妈“额吉”，可能不识字，可能文化不高，可能见识不多，但是用最朴素、最真挚的爱，养育了这一批孩子。许多年后，当记者采访这些额吉，询问“三千孤儿”的事情；额吉从来不说“孤儿”这个词，都是说“这是国家的孩子”。中国人有句老话，“母爱是最伟大的。”简单说起来的时候，感觉有点空洞，有点飘忽；然而，当看到电影中马苏扮演的额吉做的一件件好事，以及其他蒙古妈妈做的一件件好事，我们就真切地感受着母爱的深情和伟大。

蒙古包里点点滴滴的温暖和疗愈

“三千孤儿入内蒙”，如今回忆起来是关爱儿童、民族团结的大事；然而在当时的现实中却是面临着种种的困难、重重的难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些孩子很多都有着“心理的创伤”。不论是父母双亡的孤儿，还是因为家庭贫困无法养育送到儿童院的“孤儿”，特别是那些七八岁、十几岁有一定记忆能力的孩子们，一定是内心复杂、情绪波动的。电影就以主人公之一杜思珩曲折、复杂的成长经历，折射出孩子们的艰难，更反映出牧民家庭用爱和温暖来化解孩子们内心的“冰雪”。杜思珩对于在上海期间，大雨天妈妈将自己送进儿童院，说“一会就来接你”，但是再也没有回来接的情形印象特别深刻，造成了她内心的执拗与扭曲。因此，在前往内蒙古大草原的列车上，她就有叛逆的动作，在面临牧民家庭选择的时候又出现逃脱行为，最后因为只是信任额吉（马苏扮演的蒙古妈妈），就跟着来到他们家。一起生活的过程中，既有小小杜思珩不适应草原生活带来的种种困难，也有小小杜思珩内心叛逆和偏离带来的种种冲突。然而，在蒙古包温暖的灯光中，额吉以及哥哥那木汗，还有后来出现的解放军爸爸（那木汗的爸爸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用理解、关心、信任、体贴等等一点一滴赢得孩子的爱，融入大草原爱的家园。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但是蒙古包里的温暖和体贴，就逐渐让孩子体会到爱的力量，感受到安全的氛围。

孩子们“任性”带来的恩怨和牵挂

“三千孤儿入内蒙”中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因此，他们既有很懂事很听话的，也有很调皮很捣蛋的，还有很执拗很叛逆的。电影中的主人公之一杜思珩就是突出的代表。最初，她出于对亲生妈妈舍弃自己的做法不理解、有怨恨（她那么小的年龄无法理解妈妈的艰难无望），所以也不信任其他人，包括不信任工作人员，不信任周边的人，仅仅是对马苏扮演的额吉有特殊的依赖，也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在电影的初期，“出逃”“逃脱”“逃跑”就是杜思珩最惯常的行为，为额吉带来很多麻烦，增加很多辛苦。然而，额吉不埋怨、不责怪，而是一点点引导她、一点点点拨她，让她慢慢成熟起来、正常起来。后来，杜思珩偏执和依恋的性格，使得她在蒙古族爸爸返回部队的时候，以为爸爸不要她了，又一次离家追寻出现危机；还有就是长大的时候为了弄清楚亲生妈妈为什么留下哥哥而不留下自己，盲目要出逃“趴火车”而陷入沙湖深潭的危险，导致那木汗哥哥为了救她而献出生命。杜思珩以及一些孩子的“任性”，给牧民家庭带来不少的困难，甚至引起一些变故。然而，牧民家庭特别是蒙古爸爸、蒙古妈妈有过些许的难受和怨念，但很快就基于对这些“国家的孩子”的爱，默默地承受悲伤，继续关爱和帮助这些孩子成长成才。经过十年、二十年，几十年的相处，“三千孤儿”与内蒙古的牧民家庭之间，建立起深深牵挂、依依不舍的关系，既是民族的深情，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孩子的家

我出生于“苦日子”即1960年，但是我很幸运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考上大学，工作几十年后在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退休。我经常说，一辈子用“三个年份”就打发了。因此，我对于1960年前后的事情特别关注，也常常浏览。那时是很苦的，那时是很艰难的，那时是家家都面临考验的。然而，即使是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国社会仍然有爱、有温暖、有给予、有仗义。从《海的尽头是草原》电影中看，周总理对困难儿童的关心和牵挂，全国妇联和国家部门为孩子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尤其是内蒙古主动承担从运送奶粉到接收孤儿的任务，并且庄重地提出“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党员干部、热心群众，临时兴办儿童院过渡，牧民家庭积极热情迎接孩子们，蒙古族的哥哥姐姐为这些异地来的弟弟妹妹们提供呵护等。在爱的家园中，在爱的氛围里，“三千孤儿”逐渐摆脱了孤单，走出了阴影，融入牧民家庭，融入大草原，成为富有生机活力的新生代。由此，我想到一句话，“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正是草原上的人民用最朴素、最真挚的爱，让这些“国家的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最忆草原上温馨感人的志愿服务

陆士桢教授在《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概论》一书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强烈的政府主导体制和组织形式上的政治动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志愿服务的现代属性，但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在运行机制等方面独有的特点。”王育教授等主编的《中国志愿服务史纲》则通过具体的分析，“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主导的慈善体系建设史实，从而更清楚地认识我国现代志愿服务发展与慈善制度及慈善实践的关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探索和研究新中国建设以来，志愿服务元素的发展，志愿服务现象的发展，志愿服务机制的发展等，并且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志愿服务蓬勃兴起的重要基础。这也是促使我在观看《海的尽头是草原》电影的时候，一边观看并感悟人性的光辉，一边思考和领会志愿服务的国情特色。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也出现大量孤儿涌入福利院等现象，就有许多人在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这其中有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有热心的党员团员，有热心的群众。“三千孤儿”从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聚集起来，一趟趟运送到内蒙古大草原，既有内地城乡干部群众的爱心奉献和辛勤奔波，也有草原上牧民家庭的爱心奉献和辛勤操持。这里面，有些人有些时候是工作职责的体现；但是，很多人很多时候是志愿服务的体现。包括工作时间之外的义务奉献和奔波，包括牧民群众为孩子们做出的很多特殊关心和帮助。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志愿精神的光芒，志愿服务的光辉。我从《海的尽头是草原》中杜思珩的“额吉”妈妈身上看到这种志愿服务的光辉，从很多牧民群众的身上看到这种志愿服务的光辉，也从很多日夜奔波为孩子们提供安全、健康保障的人员身上看到这种志愿服务的光辉，因为这些所作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工作职责的范围。所以，我愿意用“最忆草原上温馨感人的志愿服务”来界定电影所体现出来的特质。

《海的尽头是草原》是一部非常温暖、非常亲切的电影。我在缓缓的、柔和的节奏中体验和感悟，享受爱的力量、亲情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感悟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为此，特撰写电影观后感，与大家分享交流，也欢迎广大社工和志愿者观赏电影、获得启迪。

作者简介
谭建光（1960年——），教授。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原副会长，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理事，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原副会长，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