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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对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研究论文 1、中国志愿组织的典型个案研究——对广州市启智服务总队的考察 主要发表学者：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都市人类学与公民服务） 发表刊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8年03期 2、中国“半官方”志愿组织的培育——以启智队为案例的研究 主要发表学者：谭建光（教授，广东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所长，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委员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志愿服务与青少年发展） 3、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草根志愿组织的行动策略——以广州启智队为例 主要发表学者：陈天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表刊物：《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1期 中国志愿组织的典型个案研究 ——对广州市启智服务总队的考察 周大鸣 杨小柳 揭丽英 内容提要 广州的志愿服务一直走在国内前列，形成多元化格局。其中最为活跃的启智服务总队，经过十多年的成长，在志愿服务理念、运作方式、组织管理体系和志愿服务方向等方面形成了完备的志愿服务模式，展现出了现代志愿服务发展的历程和新动向，因而对中国大陆的志愿团体发展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广州志愿服务 启智服务总队 志愿服务模式 作者简介：周大鸣（1958——），湖南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都市人类学与公民服务。 杨小柳，中山大学人类学讲师、博士。 揭丽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博士。 中国大陆的志愿服务伴随改革开放而恢复发展，经过二十年的富有新意的探索，为民众参与社会、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做出重大贡献。21世纪初中国处于转型期，志愿服务同样处于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时刻，志愿组织的发展遭遇瓶颈，出现了社会认知不足、运动式活动、流失率较高、缺少评价激励政策、缺乏有经验的管理者等等主要问题。 广州的志愿服务一直走在国内前列，广州案例研究，可以启发我们去突破志愿服务这个瓶颈。1987 年广州市诞生第一条志愿者电话服务热线，1995年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截至2007年12月，广州在册志愿者（志愿者）达到68万人，超过全市总人口的8％。广州志愿服务事业经历20 年的探索和发展,创造了“党政统筹、群团推动、社团管理、公民参与、社会支持”的志愿服务发展经验，志愿文化发展较快，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日益增大，在国内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启智服务总队是广州志愿者社团典范。1995年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启智服务总队作为一个分支同时成立，以智障儿童、孤儿为主要服务对象。成立之初的启智服务总队的会员只会十几人，经历了成立摸索阶段（1995年6月－2000年6月）、锐意探索阶段（2000年7月－2004年12月）、创新快速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如今注册志愿者1万多人，活跃的志愿者骨干1000多人，2007年9月，志愿者每月报名平均人数达到了520人，服务项目多种，管理体系和服务网络建立起比较完善。启智队在志愿服务理念、运作方式、组织管理体系和志愿服务方向等方面形成了完备的志愿服务模式，“启智现象”反映了现代志愿服务的发展趋势，对于中国大陆的志愿团体发展有借鉴意义。 一、助人自助的现代志愿服务理念 志愿服务的一大瓶颈是“社会认知不足”，或者认为志愿者精神是“崇高”、“神圣”、“大公无私”、“毫不利己”，或者认为志愿者是“出风头”、“博取名利”, 借服务“作秀”和吸引社会关注，更有甚者认为误解志愿者是“廉价劳动力”、“免费劳动力”。 [1]广州的志愿文化宣传“助人自助”服务理念。启智服务总队的座右铭就是“每位公民都是志愿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平凡人，没有那么高尚的想法，参加志愿服务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志愿服务是快乐的事情，志愿者不是媒体塑造的“高大全”英雄。 这个“助人自助”的志愿理念区别于传统思维：第一，雷锋是志愿者，但志愿者不是雷锋。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助人为乐的心，志愿者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志愿者不一定有雷锋那样崇高的觉悟，志愿服务和学雷锋的纯粹“利他”不同，志愿服务是以互惠为基础的“利他”精神和“利己”精神结合，这种精神是公民相互支持和关爱的体现，是双赢的。第二，志愿者不是传统的慈善者，传统的慈善观念强调有能力、有财富的人帮助无财富、无能力的人，注重“助人”的意义，志愿者是在自愿向他人提供某一方面的帮助，不是全能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共同受益，志愿服务的收益是双向的。 “助人自助”是志愿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必然对志愿行动产生最强劲的推动力。志愿者服务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方式。志愿服务的外在特征是自愿与不计报酬，其核心理念是志愿精神。启智总队转换“单向度”的“奉献”理念，为志愿精神寻求一种合情合理合实际的“双向度”表达，即“助人自助”、“乐人乐己”的“互助”精神，这个理念能够为更广泛的人接受。 在我国，志愿者精神的内容体现为“奉献、友爱、互助、进步”。1998年广州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志愿者的动机中“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比例最高 [2]，但是，当前研究发现，，随着社会文化多元化和人们思想的丰富多样，从事志愿服务的精神因素也日趋复杂，大致可分为传统性动机(以“责任感”为轴心) 、现代性动机(以“发展”为轴心) 和后现代性动机(以“快乐”为轴心) 。 [3]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广州，单向度的奉献与“利他”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要求和情感张力，也就是说，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再是最主要原因，人们参与志愿工作很多是出于内在需求，如满足个人的自我实现、追求快乐的需要等。广州志愿服务的这个发展理念与世界志愿服务的发展趋势一致，正如密切尔·夏瑞敦所说：“公民服务好像一种制度，在20世纪世界的很多地方发展起来，并可能在21世纪得以扩展……在21世纪末，公民服务可能会像今天的教育、就业和兵役服务一样平常和被普遍接受。” [4]只有这样普通平凡甚至是实际的动机，才能在不依靠行政手段的形势下，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志愿服务才能深入人心开花结果，而不是走过场，流于形式，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达到一个“人人参与志愿活动，人人享受支援服务”的状态。 二、日常化持久化的志愿活动方式 启智队宣传“参加志愿活动就像广东人喝早茶一样平常”，是平凡的日常活动。他们定期开展志愿者培训，建立了自己的宣传网站、志愿者交流刊物，会员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每周六日都有志愿者活动，从不间断。 他们有老人服务（老人院）、智障人士服务（展能工程、七彩虹欢乐营地、启智学校、智灵学校等服务基地）、特殊儿童服务（福利院、康复中心）、肢残人士服务（聋人协会、盲人协会、盲校定）、癌症儿童服务（家庭探访）、社区服务（大塘街社区、东湖街社区、建设街社区）等近二十个服务项目，一共近40个常规服务活动点，基本上都是每周服务，每周的志愿服务岗位近300个。 如前所述,人们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动机各不一样,1000名的志愿者怀着各自的想念走进启智总队，不同才能的人们对活动表现出不同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启智队从“助人助己”的服务理念出发，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以保证志愿活动的日常化和持续化： 一是开展适应需求的志愿服务活动。任何援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试图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激发起受援对象的良性发展。因此任何援助成功的前提条件就是保证所提供的援助应是被需要的，并且是以受援对象所能接受的方式传递。启智队在服务中充分认识到了提供合适援助的重要性，在开展志愿活动之前，引入了受援对象进行基线调查，开展SWOT分析，了解受援对象的期望和需求，设计开展援助的内容和方式，这种实证研究的精神大大提高了服务目标、服务内容的准确性和适用性。 二对志愿服务的影响的评价。启智队从队员自身和服务受影响群体两个方面来评价自身志愿服务的影响。一方面，启智队建立了各类的会员交流制度，分享会员开展志愿服务的经验，不论是网络的还是面对面的经验分享，都可帮助会员建立志愿服务伙伴群、提高服务的质量、树立志愿精神的认同。另一方面，启智队还成立了调研部，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引入社会学、人类学问卷、访谈等实地调查经验，对志愿服务的受众和其他市民的反应进行跟踪，评价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向队员分享志愿服务的成果。 三建立了队员的培训体系。通过与高校、研究机构、NGO资深专家的合作，启智队有一套完备的培训体系，在传播共同的志愿服务精神的同时，还注重提高队员的开展服务的技巧，如如何开展调查研究、进行访问交等等。 日常化的志愿活动方式，与运动式的学雷锋活动不同，具有长效机制，表现在： 其一，活动发生的频率不同，学雷锋活动是运动式的群众运动，在特定的时间发生，而后者是公民社会中的大众参与，经常发生； 其二性质不同，尽管都是助人为乐，学雷锋在党政号召下进行，实际运作更多是服务党政的中心工作，但是通过日常化的志愿活动可在实践中逐渐确立服务公民利益为主的意识； 其三， 学雷锋活动一般是根据政治需要、宣传需要而选择服务项目，服务领域比较单一，较多集中在大型活动服务与公益活动服务，而日常化的志愿活动强调自觉自愿、力所能及，体现以人为本，注重参与者的主体选择，追求多样化、追求新颖性、追求实效性、追求个性化等都成为必然的趋势。从经常性的传统服务扶助弱势群体、改善社区生活；到时髦新兴的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网络服务，再到紧迫领域的精神病人服务、艾滋病人服务，还有参与公共管理机构的社会服务、民意表达服务，逐渐覆盖社会发展和公民生活的所有领域。 启智队的成长历程，反映出了广州乃至珠三角志愿发展的一个特点：由于开放的文化心态和临港的地理优势，广州早期志愿者率先学习外国和港澳经验时，对于志愿服务就是采取务实态度，不神圣化，立足于既能够帮助他人，又能够让自己充实，默默服务，追求这种日常化的行为特色，不愿意配合宣传和升华。 日常化的活动方式，也可使得志愿行为的宣传富有现实性和操作性。启智队的支援行为正是通过这样的持续示范的良性循环，形成志愿者行为的榜样和理想模式，有效地进行传播和扩展，培育了公众的积极的参与意识，把分散的个人吸纳到组织中，在志愿活动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得到有效扩展，从而形成了广泛而持久的志愿者运动。 三、网络化多元化的志愿管理机制 志愿组织的一个特点就是其组织的相对松散，成员之间的个性差异大。这既是志愿组织的优点——有助于形成跨阶层、人群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同时也是其面临困难——实现日常化志愿活动需哟啊建立在有效的组织管理机制上。 组织管理机制具体说来，就是组织、评价、激励制度。志愿者组织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力，尽管大家都想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由于志愿者职业分布多样、年龄范围广泛、生活背景迥异、素质水平不一,也就是说，志愿者来源具有广泛性、参与动机的多样性以及行为的随意性等特征，这造成了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态势。因此, 志愿者的人力资源管理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策略来产生持续不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的社会公益事业中来。 启智队摸索出一套网络化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其一是网络化运行。启智服务总队利用网络维系会员，节省了很多管理成本。建立广州第一个志愿者的家园网站――广州青年网、志愿者电子邮件报名制度、志愿者QQ群、论坛交流机制，推出网络版“志愿者百问百答”、国内第一本志愿者网络杂志《youth.name》，并推出网络商店，筹集经费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 其二是实行多元的管理方式，凝聚会员，加强认同。推出届长制度、志愿者沙龙、家访志愿者管理办法、启智长者服务类带队工作手册，开展志愿者培训，开拓服务点，推出建立志愿者图书馆，成立会员部、调研部、网络部、平面设计部、培训部、外联部、宣传部等支撑部门，并建立志愿者党小组、团支部，聘请专职人员管理志愿者工作。 其三建立量化的奖惩制度，以服务时数登记为标准，推出志愿者星级会员制度，根据服务时数的不同划分七个等级，同时，建立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飞机榜”，公布报名后没有参加但又没有请假的志愿者，起惩戒作用。其四是加强对外宣传，服务点负责人推出《启智服务总队简讯》月刊、启智服务总队年报、各个服务项目发布月报或者季报（比如七彩虹05年第一季度工作季报），推出广州市民对义务工作认知调查报告，举办“爱心故事征文”，配合广东省志愿者协会研究中心出版《与志愿者同行》、《中国志愿服务指南》等书籍，与《信息时报》合作，每周共同开展一个服务项目，由《信息时报》进行活动报道。 启智服务总队的网络化和多元化的组织方式，他们不单纯依靠行政体系，突破单一的组织模式，既注重志愿服务的现实发展又考虑志愿服务的科学发展，队伍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今天的注册人数过万规模，这是一种灵活创新的社会服务模式。一方面，通过信息化的网络管理，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志愿者组织方式，把社会需要与志愿者的需要有机结合，有效地服务社会，达到“助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志愿服务培训，加上合理的评价和激励惩罚制度，帮助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有效地满足志愿者的愿望“自助”，内化“助人自助”、“乐人乐己”的志愿精神，保持志愿者参与行为的内在动力，从而降低流失率，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的队伍。 四、民间色彩增强的社区化志愿发展方向 广州志愿组织实践着“第三部门”的作用，民间化的色彩增强。志愿组织不同于政府行政部门和私营部门，这些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统称为 “第三种部门”，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社会的建立与和谐社会的发展，最终需要大量为社会民众服务的非盈利机构，非盈利机构所承担的功能作用，可以弥补政府部门和市场经济所未能顾及的方面，志愿服务的无偿性和公益性决定了它能够发挥政府及市场无法替代的社会保障功能。志愿服务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广州志愿服务是成为广州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优势。 伴随着民间性的发展，广州志愿服务独立性越发明显。中国大部分志愿者行动，不同于西方发展途径，一开始就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和规模性，以学雷锋、为人民服务的方式由党政部门组织实施。实际上，党政部门良好的公众信誉度，为志愿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但是，志愿活动在管理中过度依靠行政体系，可能会损害志愿团体独立性，造成组织模式单一化，降低工作效能。广东省的情况是省级机构对于志愿服务没有太多管理与控制，随着体制改革，政府允许民间志愿组织成立，但是广州的志愿服务，大部分按照中国特殊的社团管理法规，挂靠于政府部门或人民团体。许多挂靠的志愿团体仍然尽量保持自己的民间色彩，启智服务总队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名义上从属于协会，但是所有项目运作都采取民间方式，获得较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志愿者志愿组织的民间化趋势，并非不需要政府支持，而是需要政府的政策资金的大力支持和其他机构的密切合作，需要政府转变身份，主要进行倡导和监督工作，将志愿团体推向社会，增强其自主性与灵活性，自主选择和开展服务项目，不断社会化、普遍化，更好地进行资源整合，实践第三部门的补充功能，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发挥作用。 民间化与社区化并行。随着我国社会管理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人”不断向“社区人”转化，社区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社会新的生长点, 并逐渐发展为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社区志愿组织社区公民以社区为依托,积极创办志愿者服务基地, 建立灵活多样的志愿者服务队伍。广州启智服务总队就与多个社区联合开展服务项目，政府也大力鼓励企业、公益基金、非营利组织和广大社会人士来加入社区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 让志愿服务组织回归社会。 志愿服务的发展状况是判断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一个标志性尺度。广州志愿服务模式具有内在丰富性，不同的团体大胆探索志愿服务的不同类型，形成多元化格局而不是简单统一格局。助人自助的志愿服务理念广泛传播，日常化持久化的运作方式不断规范，网络化和多元化的组织体系逐步完善，民间化色彩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到志愿者的行列中来，志愿者行动已经成为广州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广州志愿者精神、志愿活动方式以及由此派生的志愿者组织体系和志愿服务网络已经率先形成并且构成中国当代志愿服务的新型要素，已经成为促进广州和谐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对国内的其他省市的志愿服务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丁元竹、江汛清：《志愿活动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黄小跃：《对社区志愿者的人类学考察——以深圳莲花北社区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7 （5） 李丹、王锐兰：《我国非营利组织志愿者胜任特征模型研究》，《理论与改革》，2006（2） 谭建光：《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十大趋势分析》，《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12） 谭建光主编：《中国广东志愿服务发展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谭建光、凌 冲、朱莉玲：《现代都市志愿者心 态 分 析》，《中国青年研究》，2005（1） 谭建光等：《与志愿者同行-中国广东志愿服务调查纪实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谭建光：《和谐社会需要志愿服务的创新发展———志愿者事业现状、问题与对策调查报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 ，（9 ） 涂敏霞、张炳富：《广州市民如何看待志愿工作——关于广州市民对志愿工作任职的调查报告》，《青年探索》，1998,(4) 王强：《青年志愿者活动深入发展的“三性”分析》，《社会科学》，2003（4） 杨恕、续建宜：《美国志愿者运动述评》，《国际论坛》，2002（1） 张敏杰：《欧美志愿服务工作考察》（下），《青年研究》，1997（5） 卓汉容、谭建光：《中国社会志愿服务转型的探讨》，《江海学刊》, 2001, (3) . 中国“半官方”志愿组织的培育 ——以启智队为案例的研究 谭建光 内容提要 中国志愿事业发展进程,“官方”志愿组织、“半官方”志愿组织、民间志愿组织并存，共同发挥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启智队作为“半官方”志愿组织的典型代表，经历了从依附到自主的转变，创造了平等快乐的志愿文化、网络延伸的组织结构、自我成长的激励机制、多元融合的资源体系、“魅力+亲和力”的领袖影响等。启智队的培育和成长，不仅繁荣了社会服务，而且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谭建光（1960年——），男，广东省江门市人。教授，广东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所长，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委员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志愿服务与青少年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同时，公益事业与社会服务逐渐转型，过去由政府包办的公共服务，也越来越多转为社会机构、志愿组织承担。其中，大批志愿组织在服务中发展和壮大，成为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力量，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简称“启智队”）是既有特殊性又有代表性的“半官方”志愿组织。其特殊性表现在中国公民社会仍然不宽松、不完善的环境中，启智队能够从十多人扩大到一万多人，并且稳健和顺利发展，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其普遍性表现在启智队的许多发展因素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获得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支持，也引起其他志愿组织的仿效，促进未来更多类似组织的成长。因此，笔者根据多年与启智队合作所获得的资料、体验、思考，撰写本报告，提供学术研究的雏形。 一、研究说明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邻里互助、慈善助人的传统，但是现代志愿服务（Volunteer Service）却是从欧美国家引入，在曲折历程中发展壮大。近代中国志愿服务发源于20世纪初的上海，是女青年基督教会率先开展的服务，逐渐影响其他社团。当代中国志愿服务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7年，广州市诞生第一条志愿者服务热线；1989年，天津市诞生第一个社区志愿组织：1990年，深圳市诞生第一个合法注册的志愿服务社团。 [5]由于中国的志愿服务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实践发展较快，但是学术研究相对滞后，迄今缺乏富有创新性、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此前的研究成果，包括笔者的成果较多集中在对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状况的分析，对志愿服务社会影响的分析。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具体志愿组织的成果，往往来自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他们将志愿组织作为个案，论证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观点在这一领域的启迪，但是从中获得的创新性观点极为有限。这次，笔者选择启智队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志愿组织的深入研究，期望从组织发展的理念变化、组织结构的适应过程、组织生机活力的培育等方面获得新的认知。 国外对于公益组织包括志愿组织的研究，具有较多的论文和专著。其中，我们印象最深的却不是研究著作，而是深入分析救世军发展历程的著作——《美国最有效的组织》（The Most Effective Organization 1n the U．S．），书中谈到“你只要和我们的志愿者待上一会儿，就立刻会为他们对救世军事务的热忱感到震惊。他们说，项目收益者的生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军官的榜样深深激励着他们。” [6]美国救世军1880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八个人、两面旗帜和一个共同的信念；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拥有年预算超过20亿元，军官、工作人员近340万的超大型组织。在千百万起落沉浮的组织中，救世军依靠信仰支持、感情维系、精心管理、网络扩展，成为最成功和最有魅力的公益组织。 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组织包括志愿组织的发展从欧美国家扩散到世界各国，形成了人们逐渐认同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热潮。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专注于这些组织的研究，产生富有影响的成果。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mon）对于各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获得富有价值的结论。“人们称之为‘非营利组织’（nonprofit）、‘志愿组织’（voluntary）、‘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第三部门’(chird)、‘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非政府组织’(NGO)、‘慈善’(charitable)部门等，……（其功能）概括地说，是动员个人力量追求共同利益。” [7]各国、各地区对于公益组织的称谓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恰恰说明这些组织富有活力，难以简单划一地归类。而且，外国各种社会组织都建立所属的志愿队伍，在从事非营利服务的同时开展志愿服务，从而形成志愿组织多元化发展格局。 中国在传统慈善互助的基础，近现代受欧美国家影响发展了志愿服务、产生了志愿组织。率先成为开放城市的上海，公益、慈善、志愿组织都比较发达。据日本学者小浜正子的研究，“上海在停办地方自治以后，都市社会的公共职能依靠民间运作得以实现。慈善团体是：（1）基于中国传统社会所提倡的善举；（2）具有西方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背景；（3）也有的是为了解决都市社会的矛盾而设立的。” [8]民国时期，一方面战乱频繁、灾害频发，慈善人士和志愿人员活跃在帮助受难民众的第一线；另一方面，随着工商业的兴起，慈善组织、志愿组织逐渐产生和发展，也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意义上的慈善活动、志愿活动作为“资本主义的伪善”因素遭到摒弃。六十年代的“学雷锋、做好事”虽然包含群众互助的内容，但是赋予政治因素，与志愿服务有区别。特别是各种社会机构、社会组织都严格控制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没有真正意义的自主性志愿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恢复和发展，近年来具有较快的增长势头。据《中国社会组织年鉴》的数据，1988年拥有正式注册的4446个，2007年增加到386916个。 [9]其中，许多社会组织逐渐开展志愿服务，通过服务活动赢得更好的社会发展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组织的研究逐渐兴起，借鉴外国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政治学界、管理学界研究社会组织的视角，国内学术界从经济角度分析民间组织与“市场失灵”、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失灵”、民间组织的积极角色、合作模式中的问题与民间组织市场化的倾向；从政治角度分析民间组织与国家的关系、民间组织作为利益群体而存在、民间组织对市场“暴政”的反抗；从社会角度分析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形式、民间组织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精髓等。王名等专家学者提出“真正应当受到重视的也许是公民社会视角的观点，……进一步地，民间组织、志愿行动、公民社会本身就是目的，强调这一点在一个市场经济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尤其重要，因为后者不仅会像政府一样构成对人本身的‘暴政’，而且，市场永远是工具性的，一旦一个工具演变成为一个统治者，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志愿服务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丁元竹、谭建光、朱健刚 [11]等人的著作、论文，从中国志愿服务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志愿者动机分析、志愿组织成长分析、志愿文化传播分析、志愿服务体系分析等多种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朱健刚的专著《行动的力量——民间志愿组织实践逻辑研究》在志愿组织研究方面具有新颖的见解。香港中文大学陈健民教授评价，“本书最具有学术性的部分，是作者视志愿组织为一种创造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甚至是一种超越物质取向的新社会运动，进而探讨这种时间的内在逻辑。” [12]这样，就将志愿服务和志愿组织从现象分析进入结构分析、功能分析，把握它们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层影响。 笔者作为最早涉猎志愿服务研究的专家，跟踪和分析当代中国志愿服务诞生以来的轨迹。“从1987年听说志愿服务、接触第一批志愿者到今日，已经历了20多年，度过了人生的青春年华。我与志愿者不离不弃、相伴同行，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消除一个又一个偏见，创造一个个温馨故事，完成一个个调查项目，为促进志愿事业的繁荣兴旺作出了贡献。” [13]进入21世纪，我转向对特殊志愿组织的关注、扶持、推动和研究，先后帮助启智队（广州）、亲子义工队（中山）、助残服务队（番禺）、拓展服务队（东莞）等数十个富有热情的志愿者团队发展。我特别注重的是“半官方”的志愿组织，即民间发起和发展，又得到政府认可和支持的志愿组织。因为，纯粹官办的志愿组织占有大量资源，却由于官僚色彩影响而缺乏人性魅力；纯粹民间志愿组织受到官方的排斥而具有“抗争”的动力，缺乏正常发展氛围。启智志愿服务总队具有典型的“半官方”特征，从本质上说它是民间组织，从发起人的自主选择到迄今为止团队领袖的自主抉择，都保持相当大的独立和自治性。但是，启智队既挂靠共青团广州市委主管的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也成为广州市民政局主管的“广州市义工联”的社会合作团队；从两方面获得发展的政策、资金、措施等资源。“半官方”志愿组织具有过渡性质，是传统依赖官方生存到公民社会自主生存转变期间的特色。但是，中国社会转型与政治民主的特殊性，使得这种过渡时期将非常漫长。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逐渐提供“半官方”志愿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而转向完全自主自立的志愿组织发展，仍然需要30——50年时间。因此，“半官方”的过渡特色就逐渐凝聚一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值得总结和研究。 我们研究中心与启智队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一是提供支持和帮助，推动启智队提升能力、扩大影响力。我们帮助建立“启智志愿服务总队发展指导委员会”，聘请11位专家学者和热心人士担任委员，定期讨论团队建设，提供智力资源。另外，研究中心连续多年提供资金给启智队举办“爱心故事”征文评奖活动，通过鼓励志愿者撰写征文，提高思考和分析的水平。二是寻求高校、社科机构的学术资源，推动专家学者对启智队进行调查研究。通过提供课题经费，吸引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的专家专门研究“启智现象”。三是帮助启智队扩大社会影响、吸引社会关注，赢得更好的发展空间。我们提供经费支持启智队领袖参加北京大学“中国志愿服务回顾与展望论坛”并发表演说，专门举办“启智模式与快乐志愿服务”论坛等，聚集新闻媒体、学术团体探讨“启智模式”。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专业人员分别从启智队发展的社会背景、组织变迁、服务创新、文化氛围、支持体系等多角度深入研究，探寻“启智现象”背后的意义。 本文就是笔者长期与启智队合作发展、合作研究的成果之一，重点探讨启智志愿服务总队的组织培育。一方面，分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对“半官方”志愿组织培育的影响；另一方面，分析志愿组织自身采取的策略对培育环境变化的影响。我们曾在思考中国志愿组织发展的时候，提出两种假设：一是国家控制的放松程度对于志愿组织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二是志愿组织争取自主性的力度对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然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发现，社会控制放松与社团争取自主之间，并非完全成正比关系，过快和过度的放松控制可能导致社团秩序混乱，过于激烈的争取社团自主运动可能导致反弹性的从严控制。中国特殊国情影响下，启智队这种“半官方”志愿组织健康培育与迅速发展的经验，具有特殊的启示价值，值得深入研究。为此，我们带着对两个假设的检验和探寻新思想观点的目的，形成对启智队的组织培育研究成果。 二、从依附到自主——启智队发展历程分析 当代中国志愿服务是改革开放后产生的新生事物，启智队是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产生的新型组织。改革3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组织大多数经历着从依附到自主的历程。启智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志愿组织，较快实现这一转变，对于其他组织有启发性。 （一）依附性发展阶段（1995年——1999年） 虽然广州市是当代中国志愿服务发源地之一，最早建立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电话，但是随后的发展并不顺利，没有像深圳市、天津市、上海市、杭州市那样蓬勃兴起，丰富多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的行政干预和保护措施很多，缺乏志愿组织自主服务的空间。因此，直到1995年成立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此前的志愿力量非常薄弱；即使协会成立后的几年，志愿组织仍然弱小，发挥的社会作用有限。初期的启智队是由热心青年组成，但是依附性却非常明显。 1995年的6月6日，在广州市团委办公楼的会议室……一个隆重而平凡的启动仪式在此举行，当天，在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了。……与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同时成立的还有属下的四个总队：启智服务总队、松柏服务总队、助残服务总队、医疗服务总队。服务总队以服务对象的不同而进行划分，启智服务总队是以智障儿童、孤儿为主要服务对象，松柏服务总队以老人为服务对象，助残服务总队以残疾人为主要对象等。……成立之初的启智服务总队的会员只会十几人，队长是某保险公司工作的袁桂新，副队长是陈欣宁和邓保坚。九十年代志愿工作在内地属于新鲜事物，十几个会员在没有经验借鉴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开始开拓服务并慢慢形成一些管理规范。 ——资料来源：李森。《成长的足迹——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材料》（2007年内部资料，网络传阅） 我们分析的依附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组织形式的依附性。当时的启动智队受到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严格审核，发展队员和组织活动限制较多。二是服务范围的依附性。官方机构仍然沿用传统思维，对每一支服务队伍限定服务范围与对象。启智队就是从事智障儿童服务，不能涉及其他领域。三是交往联系的依附性。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初期对于各志愿总队的交往合作关系严格审查，担心产生政治偏差，也制约了启智队的力量壮大。四是拓展活动的依附性。当时的中国及广州，社区或机构都看重组织的正式性，启智队前往市内外服务都依靠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推荐或介绍，缺乏自主发展空间。这些现象说明，“传统政治文化中这种对民间组织的不信任和轻视，从深层次制约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14]恰恰由于依附性大的影响，当时的广州市志愿队伍，包括启智队的能力非常弱。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应邀为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策划服务，并且开展志愿组织领袖培训。记得前往番禺历奇山庄举办的“广州市青年志愿组织领袖交流营”，参加的团队领袖素质参差不齐，能力都较为薄弱。以至出现了团市委、志愿者协会的领导着急，反复与笔者商量怎样选拔优秀志愿者领袖、怎样尽快提高志愿者领袖素质的问题。然而，受制于政府控制过多、志愿组织依附较多，志愿者领袖的自主能力难以提升，无法改变现状。 （二）半依附性发展阶段（2000年——2003年）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1年“国际志愿者”年的系列活动，促使中国国家及地方政府发现志愿组织自主发展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也促使中国志愿者看到自主发展的可行性。启智队随着新人的增加，从数十人扩大为数以百计、数以千计，服务领域也突破了原来团市委限定的“智障儿童服务”，设计其他公民参与的服务。特别值得介绍的是1999年新参加启智队的志愿者之中，一位名叫李森的志愿者逐渐脱颖而出，在配合队长的组织协调中发挥了才能，成为后来引导该志愿队伍发展壮大的核心人物。虽然李森仅仅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但是善于思考、善于团结和激励志愿者、善于争取和使用社会资源，对于启智队性质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从单纯服从官方机构安排、满足完成服务任务的组织，逐渐转变成为有一定自主性的发展机制，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自主调整和变化。 （2003年12月10日日记 ） 收到一个网友的投诉，说参加某志愿活动的时候，组织者不但迟到还和服务机构发生争执。我想，无论是谁的对错，当者志愿者的面和组织机构发生争执，这样会对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信心做成多大的打击呢？？而且以后还如何与服务机构开展合作呢？唉，真不明白这些组织者有没有考虑到志愿者感受，有没有考虑到服务对象的感受，没有考虑到自己组织的形象，有没有考虑长期发展方向，有没有考虑到其他志愿团体的感受。。。。。。 资料来源：李森《老乌札记》2003年（内部资料，网络传阅） 我们让启智队的领袖与骨干回忆当时的组织发展，他们感觉最大的心态变化，就是要“将启智队变成志愿者自己的组织，自己热爱、自己发展。”虽然起步的努力受到许多阻碍，政策、制度的限制，以及管理机构人员的官僚习惯，都使启智队的改革困难重重。然而，第一代启智队领袖坚持自主的愿望，并且鼓励第二代领袖付诸实施，终于赢得“半依附性”的局面，从正统官方控制中获得一点一滴的自主空间。 （三）探索自主性发展阶段（2004年——2007年） 第二代启智队领袖李森（网名“乌托邦”）从2003年10月接任总队队长，陆续实施改革与创新的措施。一是完善网络交流平台，打造“志愿营地”志愿者网站（原来是2001年建立，近年迅速丰富与完善内容），通过网络搭建志愿者相互沟通平台，沟通成本分摊在参与的志愿者，降低了志愿组织的运作成本。同时李森是广州电信公司的员工，在建设网站方面获得减免收费和技术支持，通过吸纳一批热心网络的志愿者探索实验，逐渐使“志愿营地”网站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从2005年以来，利用“志愿营地”网站报名注册并参加服务活动的志愿者越来越多。二是敢于突破原来的限制，从单一服务团队转向多样化服务团队。除了智障儿童服务之外，也建立其它相关的儿童服务和老人、社区探访、流浪者关怀等志愿服务。其中2006年参与“广州市癌症患儿家长会”服务富有成效。同时，还开发儿童服务以外的志愿服务项目，如社区服务、老人服务、农民工权益服务等。每开发一个新的服务领域，就能够凝聚一批热心志愿者，启智队的成员很快突破千人、万人。三是探索建立启智队自主管理与协调的机制。原来的服务队伍忽略了组织内部建设，仅仅依靠服务活动凝聚志愿者，久而久之就缺乏吸引力，造成志愿者流失严重。后来，针对志愿者的生活需求和成长需要，启智队建立组织一系列的志愿者管理制度（届长以老带新制度）、激励制度（星级会员制度）、和内部的关怀、帮助、提升机制，营造“志愿者家园”的环境与氛围。四是主动扩大社会联系和其它志愿组织积极探索资源共享，与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广州市义工联加强合作，承担更多的服务任务。同时，也积极承担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广东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任务，从而获得不同层次的表彰与激励。由于李森本人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优秀小时党员”（依靠志愿服务小时数量积累获得党组织表彰），在带领启智队自主发展的时候，善于把握党和政府提供的空间、允许的空间，争取良好的社会环境。 说起启智服务总队的成长，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队长李森。李森，2004年入党，2005，2006年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党员。李森以其亲和力、管理能力，凝聚着广州上万名志愿者，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与赞扬。 资料来源：《创新城市、多彩光芒》（2007年内部资料，网络传阅） 从历年启智队志愿者报名数目分析，2005年下半年开始有较大增长，公众参与的热情持续至今。 表一：启智服务总队志愿者近年来报名人数（截止2008年8月数据） 资料来源：李森《志愿者管理经验谈》（网络交流资料，内部传阅） 将启智队探索自主性发展的历程与国内外其他志愿组织比较，可以发现：坚定不移推进自主化与循序渐进争取社会理解是其成功的经验。近年来，国际非营利组织、发达国家非营利机构，常常引导发展中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脱离政府，独立发展，但是现实中遇到许多困难与问题。其实，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mon）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实际上，政府已经成为非营利人类服务机构的唯一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远远超过了作为生计来源的私人捐赠和服务收费。简而言之，政府与志愿部门的合作，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人类服务供给系统的支柱，成为私人非营利部门生存的主要资金来源。” [15]目前中国志愿组织面临两种困局：一些官方依赖性强的志愿组织缺乏活力，难以受到民众的真正欢迎；一些“草根”民间志愿组织缺乏实力，影响微弱。启智队的自主化探索过程，避免“官僚化”和“草根化”两个极端，争取党和政府的支持发展服务空间，争取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发展生机活力，契合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逻辑。 （四）多元自主性发展阶段（2008年——） 中国2008年是公民社会兴起的年份，也是志愿组织蓬勃发展的年份。启智队在该年度发生的“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志愿服务中都有积极的参与，并且获得锻炼与成长的机会。队长李森既是奥运“火炬手”也是奥运会场馆志愿者，为启智队赢得荣誉。南方雪灾期间，启智队在协助维护车站秩序与旅客安全、协助运送保暖物资和饮食物品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启智队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协助红十字会与慈善总会搬运救灾物资、选派志愿者照顾到广州治疗的四川伤病员；同时，组织启智队“四海一家”支教志愿分队到四川省绵阳市灾区为少年儿童服务。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启智队队长在北京赛场服务，同时网络联系其他志愿者在广州开展宣传奥运精神的活动。2008年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特殊性在于计划安排与计划外行动相结合，官方志愿热潮与非官方志愿热潮相结合。据笔者对汶川大地震灾区志愿服务的调查，“一是中国政府对于灾区服务的公开、开放，第一时间组织部队、医生救援之时，就力争向有爱心的志愿者开放服务途径，不仅向国内志愿者开放，而且向外国志愿者开放。二是中国人特别是志愿者的应急服务意识增强，不论从哪种渠道获得灾难消息，都迅速反应并力求尽快参与救援服务。” [16]这些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灾区的志愿服务热潮和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热潮，激发公民参与兴趣之后，就产生长期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官方和民间志愿组织由此诞生和延续。启智队也借助这种社会形势，策划和实施有利于志愿组织自主发展、持续发展、健康发展的项目。 启智队2009年设计的发展项目： A、启智志愿服务项目发展专项资金筹资项目。为推动启智服务总队志愿服务项目的发展，减轻服务项目骨干的经费负担，启智服务总队特成立“启智志愿服务项目发展专项资金”，首期由赞助企业注入1.5万元费用用于支持启智服务总队常规服务项目2009年上半年的运作经费。今后“启智志愿服务项目发展专项资金”还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继续支持2009年下半年、2010年服务项目的经费运作。 B、运动机会项目。运动机会是是一家以促进儿童发展为使命的国际发展机构，通过借助体育和运动的力量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儿童的健康水平、生活技能和全面发展。他们将会在广州与我们合作开展项目，具体合作方式请看另一附件的合作协议。 C、《启智队》纪录片DV拍摄。项目介绍：启智服务总队目前是广州地区较为活跃的志愿者组织，目前发展志愿者会员15000人，开展服务项目三十多个。为让更多人了解启智服务总队的发展历程和活动开展，启智服务总队拟筹拍纪录片DV《启智队》，通过拍摄会员招募、志愿者服务、志愿者管理、志愿者骨干访谈等方式拍摄编辑60-90分钟的视频。 D、《youth.name》网络杂志项目。继续办志愿者杂志，新的志愿者杂志打算调整为2个月一期，每期印刷1500－2000本，主要派发给新入会的志愿者会员和部分公关合作机构（成本开支主要在新会员入会的报名费开列）。 E、培训视频网络化。与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学院刘冰合作，在他学生的帮助下进行培训视频转化，开展网络培训。 F、大学诚志愿者之家项目。大学城志愿者之家是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在广州大学城设立的志愿者活动组织。以大学生为主要成员，旨在通过建立志愿者之家这一沟通平台让更多学子了解志愿服务，弘扬志愿文化；提高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让更多大学生投身参与到志愿活动中，共同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大学城志愿者之家还为大学城十所高校志愿者协会每年提供1-2次志愿者培训。 表二：启智志愿服务总队2009年发展基金申请分类表 | 启智发展专项资金初步定于1.5万元运作费用由各个服务点申请，我们共设三个档次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启智服务总队2009年上半年重点推动项目》（内部资料，网络传阅） 值得注意的是启智队在进行发展项目设计的时候，一方面力求扩大社会影响和争取广泛资源；另一方面不是想摆脱政府的影响，而是创建与政府合作发展的新方式。即树立启智队的社会形象，增强启智队的服务实力，力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更多的项目可以委托志愿组织完成。根据美国学者朱莉·费希尔（Julie Fisher）的分析，在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垂直的NGO网络还是水平的NGO网络，在大多数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与NGO之间的创新合作。” [17]如果执意追求独立发展而排斥政府介入的社会组织，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困难。启智队在自主性增强的同时，努力保持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获得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又赢得更大的自主发展机遇。 从启智队成立十多年来，由依附发展变为自主发展的历程，揭示出“半官方”志愿组织也可以有良好的成长空间。虽然，由于中国社团登记制度的限制，启智队未能独立注册，但是除此之外的一切管理、协调、服务、传播都与独立社团没有差异。然而，启智队逐渐自主化过程中，努力保持与党政机构的良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即使未来获得独立登记注册，仍然将争取党政支持及配合党政服务，从而促进社会平稳发展进步、促进民众生活实现幸福。 三、从单一到丰富——启智队培育要素分析 启智队培育的关键是不断丰富和发展内在要素，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树立志愿组织形象、营造志愿组织文化、健全志愿组织机制、聚集志愿组织资源，从而建立起自我循环、自我提升的体系。我们的调查发现，有这些要素的支撑，启智队能够不单纯依赖政府资源、企业资源或境外资源，而是随时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积极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 （一）平等快乐的启智队志愿文化 调查过程发现，启智队吸引公民广泛参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具有平等、包容、快乐、激励的组织文化。并且，从志愿者领袖、骨干成员到普通志愿者都努力实践这些文化信仰，而不是流于形式。 启智服务总队使命：志愿文化的传播者 启智服务总队核心价值观：平等、包容、传播 启智服务总队远景：和谐社会、平等互助 ——资料来源：《启智服务总队2007年年报》（内部印刷资料）。 从20003年开始，启智队就设计了独特的使命、远景与核心价值观。各分队、分部、服务点也设计独特的文化，总体要求是对志愿者“欢迎”、“鼓励”；对服务对象“关心”、“尊重”。我们研究中心与启智队每年举办的“爱心故事”应征文章中，描述受到启智文化吸引而坚持服务的篇章占比重较大。其中，一位笔名“四娘”撰写的《柔柔光·微微笑》感人至深、流传很广。其中描述，“我有微微的笑，他有柔柔的光。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可以是实质的动力，也可以是精神的鼓舞。斋啡的爱心，就如柔柔的灯光，指引着我们在志愿服务的路上前进。无论路途崎岖或者风光绮丽，他都让我微笑面对。” [18]这反映在启智文化影响下的志愿者心态，善意对待他人、善意对待社会，共同创建“好的生活”。笔者参加启智队2008年总结表彰大会的时候，就深刻感悟“半官方”志愿组织与“官方”志愿组织的文化差异。此前，参加政府志愿事业指导委员会和志愿者协会的总结表彰大会，会前程序再三设计和编排，领奖人员提前彩排，劳累很长时间，就是为了大会“不出差错”、“不出意外”，让领导们满意。所以，参会的志愿者感觉紧张、劳累、拘束。相比之下，启智队的总结表彰大会项目众多、人员繁多，颁奖和表演过程频频出现小差错、小意外，但是表演者欣然认错和道歉，观众（志愿者）乐于宽容和鼓励。简而言之，官方志愿机构的活动“为领导负责”，力求不出差错；启智队的活动却“为志愿者负责”，提供快乐和轻松，赢得志愿者的认同。中国社会机构与组织的官僚倾向比较普遍，成员参与的乐趣逐渐消失。启智队创造平等、包容、快乐、尊重的志愿文化，恰恰是祢补了社会的缺失，受到广泛志愿者的欢迎，也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二）网络延伸的启智队组织结构 启智队是较早采用网络管理与沟通，并且在长期的运用中受到显著效果的志愿组织之一。据早期志愿者的介绍，“为了加强志愿者之间的沟通，早在2000年，我们就租用了一间网络公司的服务器空间，注册了域名，建立起志愿者网络论坛（志愿营地）。论坛很快成为会员之间分享感受、交流心得的平台。” [19]如今，志愿营地既成为启智队员的家园，各种活动信息相互交流，各种情绪心态相互疏导；也成为其他组织观察志愿服务动向及变化的“窗口”，从这里可以发现民众服务需求的不同趋势，可以发现志愿者不同阶段的追求，可以发现灵活调整的志愿组织策略。当今时代，许多社会组织包括志愿组织都开设网页，利用网络联系和管理成员。但是，许多组织的网页存在“建立热闹、使用冷清”的状况，开设不久就失去吸引力。启智队则聚集一批热爱网络的志愿者，充分发挥网络的功能。一是较快实现新志愿者的网络报名。提供方便、灵活的网络注册方式，吸引民众上网报名，成为志愿者。二是长期在网络发布志愿服务信息，让志愿者自主选择和参加。启智队30多个合作服务点对志愿者的需求，每星期都在网络发布，同时经常公布服务效果，吸引了志愿者频繁关注。三是尽量提供志愿者的自由、有序的交流。启智队力求提供志愿者自由交流的空间，鼓励大家把各种感受、看法说出来。但是，版主积极引导、热心沟通，善于将消极因素化解，使得志愿者的论坛交流较为理性，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四是利用网络储存志愿文化资料，便于志愿者查找和使用。网络管理者将多年来启智队的徽章、海报、纪念卡、标语、文章、书籍、年报、简介等，储存在“志愿营地”，形成内容丰富的资料库。广大志愿者通过查阅这些资料，感受志愿文化的魅力，就加深对志愿服务的感情，愿意终身坚持。同时，启智队采取网络联系与人际联系相结合的组织管理方式，建立“总队——分队——小组”和“总队——服务点——服务组”交叉的组织体系，前者是管理与协调的分层，后者是服务领域与人员的分类。网络报名的志愿者，通过平常的志愿服务活动，与同一小组或邻近小组的志愿者结识，就建立起人际交往关系，互相关心和帮助。这样，消除了简单依赖网络管理造成的机械化、简单化倾向，利用网络的科学性、快捷性实现高效率运作，又促进人际交往的亲密性、信任感，维系志愿组织的持续发展。 （三）以服务对象的利益诉求作为出发点设计志愿服务项目 志愿服务项目是否具有生命力，很多程度取决于是否从服务对象（受助人）的利益角度出发和志愿者对服务项目的认可。目前很多国内志愿组织所设计的服务项目均是从志愿组织或者政府部门的思维角度进行设计，志愿者对这些志愿服务项目的认同度不高，很难愿意长期坚持。启智队每开发一个服务项目，都会评估项目的需求程度，从服务对象、志愿者和合作机构多纬度进行评估，服务项目的效果侧重点以被帮助人的需求进行设计，这些的服务项目得到志愿者、服务对象、合作机构的认可。志愿者也愿意长期为这些服务项目坚持，某些服务项目骨干志愿者就算因为学习、工作、家庭原因无法坚持，也会挑选好下任骨干才交接。因此启智服务总队的服务项目在2、3年间迅速从4、5项发展到30多项目，并且绝大部分项目都有很好的生命力，目前已经有很多服务项目开办2年以上，而且活动频率的周期都是一周一次。 启智队每周志愿服务项目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钟展能中心 | | | 星梦情真－智爱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珠区康复中心 | | | | | | | 桥东康复中心 | | 康泰老人院 | | | | | 至灵学校 | | 桥东康复中心 | | | | | 患儿服务 | | 患儿服务 | | | 其它非常规活动：荔湾家纺组、滨江家访组、昌岗家访组、心动力、行动力、心声热线、残奥中心、盲人协会、聋人协会、边缘少年、少教所回归社会青年、麻风病人、涟漪行动等等 | | | 部分服务点介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莹莹妈妈致 各位志愿者：你们好！我是韩婧莹的妈妈．在你们和莹莹交往的这几个月，莹莹不知不觉地变地越来越开朗，越来越积极。在这之前，我们曾经一度非常烦忧，因为莹莹开始步入青春期，而由于身体残疾的原因影响了她和其他同学的交往，她常常觉得很孤独，很苦闷。而你们的到来，不仅使她多了很多朋友，更重要的是你们身上有她可以引以为榜样的东西，使她的思想愈见成熟，做事也更有条理。记得有一天她跟我说她的同学都很时尚，她很多新潮的东西都不知道，因此很不合群，我说妈妈也不时尚，她说我要和哥哥姐姐说一下，后来她跟我说，其实哥哥姐姐都不是所有时尚的东西都知道，但是他们都很开心，很充实啊！一下子就把这件事想通了。你们还是她学习的动力，因为她知道你们在自已学业紧张，工作繁忙的同时都来和她玩，所以她一定要很用功地学习。其实不光是莹莹，我们做家长的，心态也因你们而发生变化，我现在在街上看到勿勿而过的陌生人都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知道你们就在他们中间！将来我也要教育我的孩子像你们一样关心和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新年将要来临之际，请让我用最传统的语言祝各位志愿者新年快乐！学业进步！工作顺利！生活美满！万事如意！ 资料来源：《志愿营地》网站莹莹妈妈的论坛留言 以服务对象的利益诉求作为出发点设计志愿服务项目，得到了服务对象的认可，同时也激励着志愿者。 （四）自我成长的启智队激励机制 启智志愿服务总队缺乏“官方”足够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支持，与青年志愿者协会、社区志愿者协会等正式组织相比较，缺乏利用权力或经济资源激励志愿者的优势。这种困难恰恰逼迫启智队采用了自我成长的激励机制，即引导和鼓励志愿者在服务、传播、交往过程中获得启迪、提升素质。启智队领袖人物李森（网名“乌托邦”）说到，“100个志愿者或许有100个参加志愿服务的理由，我参加志愿服务的理由很简单——一方面可以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群，很有意义。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志愿者生涯，并从此一直没有停步。除了一份难得坚持的责任感，更多的是，在志愿服务中，已经建立了难以放弃的志愿者之间的情、服务对象之间的爱。” [20]他从普通志愿者成长为骨干、领袖的经历，除了社会给予的荣誉之外，更多是志愿团队互相激励、共同成长的结果。我们详细考察启智队的自我表现成长激励机制，发现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一是领袖评价与普通成员评价相结合，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评价。每年的年度致敬人物（最优秀的志愿者）由广大启智队员通过网络投票评选出来，再由团队领袖李森撰写评语，对外发布。获奖志愿者视为重大的荣耀，甚至比获得更高级的“官方”奖励还高兴。因为，“圈子内”领袖与成员的首肯，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因素。二是多样性、灵活性、新颖性的激励方式。启智队建立公平公正的服务时数登记和认可制度，不同的服务时数授予不同的的星级会员称号，志愿者对启智队内部的星级时数高度认可，同时鼓励分队、小组或服务点采取不同方式表彰奖励志愿者。从奖励纪念品到提供游乐机会、从媒体宣传到参与拓展培训、从颁发证书到“家庭交友活动”（志愿者一家亲）等。启智总队还建立了“美食小组”、“拉丁舞小组”、“街舞小组”、“郊游小组”等等，服务活动优秀的成员获得奖励参与这些娱乐，感觉特别亲切和愉快。正是这些松散、自如的激励措施，促使志愿者获得锻炼与成长，不仅在志愿服务中表现出色，而且在工作与生活中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优秀。 （五）多元融合的启智队资源体系 中国官方与民间志愿组织在获得资源方面各走极端。官方志愿组织获得政府较多资源，但是集中使用在形式化服务活动中，服务效益有限。民间志愿组织坚持从事民众实际需求的服务，但是获得政府资源极少，争取企业资源和境外资源又受制于人。启智服务总队领袖看到两种类型志愿组织的各自困境，就力求避免再走弯路，而是逐渐建立多元化、互补性的资源体系。一方面，启智队保持与党和政府的良好关系，既服从青年志愿者协会（共青团影响）的主管，也服从义工联（民政局影响）的管理，获得党政认可的最大好处就是争取社会资源的时候具有良好的背景，容易受到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广州启智服务总队与多个社区联合开展服务项目，政府也大力鼓励企业、公益基金、非营利组织和广大社会人士到社区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中来，让志愿服务组织回归社会。” [21]经过多年的社会合作，启智队探索建立专项慈善服务基金。 “启智专项慈善基金”通过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和向社会各界热心机构和个人募集捐款组成，由团广州市委、市青基会共同管理，在合法、诚信、公开、高效的原则指导下，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财务制度》等有关文件要求进行操作。 资料来源：《“启智专项慈善基金”管理办法》（讨论稿，2008年9月5日） 启智队在中国“半官方”志愿组织中属于特殊类型，独自发展成为拥有一万五千多成员的组织，是其他志愿组织难以想象的（至于官方志愿组织的百万、千万人数是行政动员下的报名结果，缺乏自主吸引力），也是发起人最初没有料到的。那么，寻求资源支持庞大队伍开展志愿服务，就成为领袖与骨干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启智队从21世纪初期开始，就探索非营利组织营销手段，筹集志愿活动的资源。 美国营销学者菲利普·科特勒(Phllipkotier)、艾伦·R．安德里亚森(Alan R．Andrersen)在《非营利组织战略营销》中说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共项目的私有化、志愿精神的提高，以及传统资源支持的缩减等因素大大增加了非营利营销的重要性。” [22]启智志愿者从外国经验、港澳经验中获得启发，率先尝试营销方式。如设计单项志愿服务的纪念卡，向社会热心人士销售之后，筹集服务资金。如申请电信公司赞助的电话卡，销售之后筹集服务资金。这些营销活动的正当性（全部用于服务及管理）、营销过程的诚信度高（志愿者真诚态度），促进了成功率。笔者也曾经赠送数百本《中国志愿服务指南》、《爱在中国》、《志愿中国：亲历与思考》、《与志愿者同行》等书籍给启智队，通过销售为服务筹集资金。最近，启智队得到广州市天汇城商业集团的支持，建立了“天汇城爱心店”，专门销售爱心产品，筹集服务资金。与此同时，启智队注重培养服务分队、服务点志愿者筹集社会资源的能力，鼓励所属队伍分别筹集志愿服务需要的资源，并且用于服务对象和服务活动。但是，在年度计划和汇报中要求所属队伍列出详细清单，说明筹集资源的数量及使用情况。这样，减轻了总队筹资的压力，调动了分队（服务小组）的积极性，又通过严格、细致的监督保障募集资源使用于志愿服务活动。除了资金资源外，启智队还善于争取政府政策资源、高校学术资源、企业管理资源、社区场所资源等，全面保障志愿服务活动的实施，真正服务社会和帮助他人，达到很好的效果。 （六）魅力+亲和力——启智队领袖的组织影响 从接触启智志愿服务总队之日起，我们就长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启智队能够长久吸引志愿者？为什么启智队持续稳定发展而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因为，中国政府控制和影响程度非常高，官方志愿组织往往建立时轰轰烈烈，过后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民间志愿组织艰难建立、发展曲折，相当多的组织久而久之“名存实亡”。启智队从十多人到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五千多人，发展过程看起来较为顺利，没有引起社会的戒备和防范，也没有产生内部的分裂、瓦解，避免了通常非营利组织“做大”过程的矛盾冲突。我们从志愿者组成、组织结构、社会支持、文化传承等因素考察，最后的分析是领袖人物的特殊个性与方式造成启智队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其第一代领导人是优秀的志愿者，具有爱心、热情、奉献精神和乐观态度，但是感觉自己的判断和魄力难以适应志愿组织迅速发展的需要，就主动交班给第二代领导人李森。“2003年10月，前任启智队长正式把所有的工作移交给我，她退出启智总队管理工作的时候，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知道我的退出，会造就更多的骨干。’此时，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同时，前任队长的这一句话，也激励我更加努力。” [23]也就是说李森接手启智队管理工作之后，从志愿组织理念到队伍扩大、服务拓展、网络管理、资源聚集、理论创新等等，进行一系列的探索，逐渐建设成为广泛性的公民参与式志愿组织雏形。我们将李森的个性与其他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领袖比较，发现他存在一些弱处。一是文化知识不如新型民间志愿组织领袖，由于初期学历仅仅中专水平，比不上大学、研究生水平的组织领袖。二是见识判断方面不如其他领袖。当很多非营利组织领袖、志愿组织领袖发表睿智见解的时候，李森是倾听多，表达少。三是形象修养方面不如其他领袖，李森一直保持朴实、低调的习惯，让人初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的模样，无法与万人志愿者大军领袖的形象相联系。笔者初期也非常纳闷，具有这些劣势的李森，为什么成为启智队领袖，并且带领志愿者团体顺利发展，还奠定了未来持续发展的基础。经过几年的相处和交流，笔者逐渐发现这些劣势都逐渐转变为优势。一是学历低的李森不断学习提高，既广泛参与高校组织的非营利领袖培训班学习，也主动向启智志愿者中高水平的人员学习，不知不觉具备良好的现代领袖素质。二是他倾听多而表达少的习惯，使得不论是国内外的志愿者领袖，还是著名专家学者，都乐意为他和启智队出谋划策，聚集大量志愿服务发展的资源。三是李森朴素和低调的风格，避免了主观、武断而伤害合作者的危机，能够吸引志愿者平等沟通交流、共同发展组织。包括在“志愿营地”网站，李森对于志愿者的不同意见，包括偏见和误解，也是平和地沟通解释，赢得大家的好感。通过对启智队领袖成长，以及领袖与成员关系发展的观察、分析，发现不同领袖类型对于组织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魅力+亲和力”是启智队领袖的特征，魅力的体现是领袖对服务社会、服务他人信念的执着，对组织发展和变化的明智判断，以及在遇到困难是坚忍不拔的勇气等；亲和力的体现是对待志愿者本质上的平等、包容精神，鼓励团队成员共同创造、共享成功。笔者长年接触官方和民间志愿组织，了解很多曾经活跃、曾经辉煌的志愿组织，后来衰落甚至消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与组织领袖个性影响，或者组织领袖更替有直接关系。启智队的领袖与志愿者多年共同成长，发展壮大的经验，对于中国志愿组织的培育，具有启发价值。 启智志愿服务总队发展壮大的要素，涉及方方面面，以上分析的五个主要因素，是该组织不同于其他志愿组织的内容，也是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志愿组织可以借鉴的因素。 四、几点启示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启智志愿服务总队的产生与发展，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的因素是广州市处于沿海地带、毗邻港澳的优势，让启智队很快吸收和借鉴外国经验；适合的志愿者领袖参与和成长，让启智队的发展具有稳妥、可行的途径等等。必然性的因素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志愿服务的繁荣是必然的现象，关键在于哪些因素是契机；伴随公民社会的发展，民间领袖的成长也是必然现象，关键是社会提供的施展空间怎样变化。启智队采取目前中国许多志愿组织共用的“半官方”方式，以挂靠正式组织获得合法生存空间，但是以培育民间活力壮大志愿力量，其经验具有普遍的借鉴价值。对此，我们认为有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国情影响下，志愿组织的产生与政府关系密切，组织生命力的发展主要是看组织领袖及成员的策略选择。 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社会共同作用转变的过程。志愿者是公民社会的活跃力量，志愿组织是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因素，在其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行为背后，是体现公民自主发展的趋势。然而，志愿组织的领袖或成员判断不清，操之过急，追求纯粹的自发、自主、自由，就可能与政党、政府现阶段的容忍态度冲突，导致逆反现象。启智队的志愿者及领袖选择了适应国情现状的发展模式，在服从政府管理之下寻求自主发展空间，保障了十多年来的良好发展环境，其策略值得重视。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经济领域改革具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多种成份并存、逐渐调整变化”，这是值得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研究的特殊问题。 第二、中国志愿组织的“半官方”状态不仅仅具有过渡性，而且具有较长时间的稳定性。“官方”志愿组织的社会化程度提高，民间志愿组织“挂靠”而获得合法发展空间，使得“半官方”志愿组织成为的经验具有积极意义。 启智志愿服务总队从一开始就具有“半官方”的组织性质。中国官方志愿机构所属的志愿组织，一类是至上而下建立的层级组织，是纯粹官方性质；另一类是志愿者自发结合，挂靠官方机构，是“半官方”性质。但是，从启智队发展历程看，“半官方”的程度不断变化，最初是依赖官方多同时受局限也较多，逐渐演变为自主性增强，甚至拥有非常大的自主发展空间。然而，在形式上仍然是“半官方”的组织，挂靠性质没有改变。这样，一方面依附政府获得发展条件；另一方面自主探索和扩大发展空间；就成为中国大量志愿组织相当一段时期的生存状态。关键问题是“半官方”制约下的组织自主性是否很好发挥，是否在社会形成良好的独立组织形象。启智队的发展历程，表明在较长时期处于“半官方”状态，最重要是丰富内部发展的自主性，以有效的服务赢得社会认可、以旺盛的生机赢得社会支持，为将来完全意义的独立自主创造条件。 第三、中国“半官方”志愿组织推进自主化进程与配合政府服务的进程相伴，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序的进步。 从启智队的历程与经验看，“半官方”志愿组织的存在与演变，不仅是组织发展、服务发展的需要，也成为社会转型的促进因素。启智队善于在中国官僚体制的制约下，探索和寻求了人性化和自主化的发展特色。“追溯启智服务总队的成长原因，不难看出：人性化的管理、网络化的宣传、灵活化的创新、合理化的人力资源的运用是启智服务总队能取得飞跃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使得总队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今天注册人数过万人的规模；服务项目也不断拓展，覆盖面日益广泛，服务类型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24]也就是说，启智队的经验说明。破除官僚化的弊端影响，并非一定要直接与官僚化发生冲突，而是培育伴随官僚化过程的“非官僚化因素”，逐渐稀释和消解官僚化的弊端。其实，不仅中国的志愿组织要长期与政府合作，发达国家也具有这种倾向。“假如福利国家是以普遍的第三方治理为特征的话，那么志愿部门的持续存在以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广泛合作，就根本不是反常现象了：它们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25]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动机是致力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即使体制存在问题、政策存在问题，也应该在合作中改善，而不能鼓励分裂、冲突。实际上，启智队与政府合作的十多年，正是政府变革与进步的时期，也是志愿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时期，双方都能够获益，更大的好处是民众关心与服务，社会得到积极改变与进步。 我们对于启智志愿服务总队的研究，是长期性课题，依靠研究机构与志愿组织合作发展的关系，不断发现新的因素、产生新的观点，验证相关理论假设。本文分析的“半官方”志愿组织培育与发展，仅仅是现阶段的重要特征，伴随今后社会转型进程晨和启智队发展进程，还可能发现新的特征、新的观点，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1]谭建光：《和谐社会需要志愿服务的创新发展——志愿者事业现状、问题与对策调查报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 ，（9 ））
[2]涂敏霞、张炳富：《广州市民如何看待志愿工作——关于广州市民对志愿工作任职的调查报告》，《青年探索》，1998,(4)
[3]吴鲁平：《志愿者的参与动机: 类型、结构——对24 名青年志愿者的访谈分析》，《青年研究》，2007 （5 ）
[4] [ 美] 密切尔·夏瑞敦，江汛清译：《公民服务：问题、展望和制度建设》，《志愿服务论坛》，2003 （1 ）
[5] 谭建光主编。《中国广东志愿服务发展报告》第10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出版。
[6] [ 美] 沃森、布朗著。《美国最有效的组织》第17 页。彭彩霞、席瑞雪译。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出版。
[7] [ 美] 萨拉蒙、索可洛斯基等著。《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第5 页。陈一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8] [ 日] 小浜正子著。《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85 页。葛涛译。上海：伤害古籍出版社，2003 年出版。
[9] 中国社会组织年鉴编委会。《中国社会组织年鉴》第554 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年出版。
[10] 王名、刘培峰等著。《民间组织通论》第50 页。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年出版。
[11] 丁元竹的主要著作有《志愿活动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天津人民出版社）、《中国志愿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等。谭建光的主要著作有《志愿中国：亲历与思考》（人民出版社）、《社会志愿服务体系》（中国社会出版社）、《中国广东志愿服务发展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等。朱健刚的主要著作有《行动的力量——民间志愿组织实践逻辑研究》（商务印书馆）等。
[12] 陈健民。《序——在行动中思考》。载朱健刚著。《行动的力量——民间志愿组织实践逻辑研究》第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出版。
[13] 谭建光著。《志愿中国：亲历与思考》第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出版。
[14]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载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第22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
[15] [ 美] 萨拉蒙著。《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第33 ——34 页。田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出版。
[16] 谭建光。《中国志愿者：第三中力量在行动——汶川大地震灾区志愿服务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 年第4 期第31 页。
[17] [ 美] 朱莉·费希尔著。《NGO 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第14 页。邓国胜、赵秀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出版。
[18] 四娘。《柔柔光 微微笑》。载谭建光、李森、朱莉玲主编。《与志愿者同行——中国广东志愿服务调查记实》第2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出版。
[19] 谭建光、李森、朱莉玲主编。《与志愿者同行——中国广东志愿服务调查记实》第126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出版。
[20] 乌托邦。《志愿服务与人生成长经历》。载谭建光、李森主编。《中国志愿服务指南》第172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出版。
[21] 周大鸣、杨小柳、揭英丽。《启智队——中国志愿组织的成功个案》。载谭建光、周宏峰主编。《奢华志愿服务体系——中国志愿服务的“广东经验”》第162 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年出版。
[22] [ 美] 科特勒、安德里亚森著。《非营利组织战略营销》第34 页。孟延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出版。
[23] 谭建光、李森、朱莉玲主编。《与志愿者同行——中国广东志愿服务调查记实》第124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出版。
[24] 李森。《启智志愿服务的管理与发展》。载丁元竹、江汛清、谭建光主编。《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第268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25] [ 美] 萨拉蒙著。《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第45 页。田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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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8-1-17 20: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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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1) 资源对组织维持运作和生存的重要性；( 2) 持有资源的群体控制资源分配和使用的程度；( 3) 替代资源的可得程度。
发表于 2018-4-5 12: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