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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18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共有9683万,其中留守儿童为6102万,流动儿童为3581万。相比2005年,留守儿童增加了242万,上升了4%;流动儿童增加了41.37%,增幅为前者近10倍。
报告同时指出,城乡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条件改善,但学前教育和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问题亟待解决。其中高年龄的流动儿童,存在完成义务教育前终止学业的情况。
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入城市,广州流动儿童的情况如何?从留守到流动,在关注他们能否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之余,还有哪些问题容易被忽视?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个案
16岁少年因转学自闭2年
“从我有记忆开始,爸妈就出来打工了,我一直跟着奶奶长大。”在番禺区石基镇新英才中英文学校念初二的刘海帆今年16岁,2007年由父母从梅州接来广州时因离开了熟悉的伙伴和环境,生性腼腆的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开始接纳周围的人。
回忆初来广州时的情景,刘海帆说他自闭了两年。“不只是不习惯,是我不愿去适应和接受。”刘海帆还记得,在他七八岁时,看到爸妈要走,他就会因为不舍得而哭一整天。可来到爸妈身边后,他依然不习惯。
初来乍到,面对陌生的环境,刘海帆每天放学后都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作业。“我早上6点多起来去上学时,爸妈还在睡,晚上爸妈8点多回到家,我又该休息了。”刘海帆说,加上学校的教学方式和进度与老家不同,他的成绩开始直线下降,人也变得自卑,更加不愿意与周围的人打交道。
直到上初中后,在学校体育课上接触了篮球和羽毛球,刘海帆才渐渐结识了一群热爱体育的朋友,也开始与爸爸聊聊球赛。
然而,正当刘海帆慢慢适应并欣然接受这一切时,又一道坎摆在他面前:是否要回老家中考?刘海帆说他目前还没去考虑这些问题,他只想先把该上的课上好。
与刘海帆一样因为转学而连生苦恼的还有年仅9岁的龙陈诚。他来自重庆安岳县,去年转到白云区人和镇东辉小学读三年级。
“我听不懂英语,不认识字母,但其他同学都会说句子了。”龙陈诚说,他刚转到新学校时,完全不敢与同学说话,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也不敢站起来。以前语文、数学成绩都能拿90多分的他,如今也只能勉强达到80分的水平。
除了学习上的不适应,龙陈诚还常常因为想念家乡的小朋友而哭泣。“要哭就关起门来悄悄地哭。”虽然来广州近一年了,但除了住所附近外,他只出过一次远门。今年元旦,爸爸带他去了趟番禺野生动物园。
问及对广州的印象和未来的希望,龙陈诚露出了少见的笑容。“这里(广州)环境很优美。”龙陈诚说,他已慢慢适应了学校,也希望今后能留在广州,开阔自己的视野。
现状
大部分没能在广州读到初中
在番禺新英才中英文学校和白云东辉小学里,类似刘海航和龙陈诚这样的孩子分别有1000多名和3100多名。他们大都来自湖南、湖北、四川等内陆省份,以及湛江、清远、茂名等省内城市。他们跟随父母颠沛流离,成为往返城市与乡村的“小候鸟”。有人称他们为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或农民工子女,也有人将他们统称为“流动儿童”。
美国福特基金“中国城市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供给保障政策研究”项目广州市课题组2011年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广州市农民工子女数达510932人,其中,305811人在民办学校就读,所占比例为59.85%;205121人在公办学校就读,所占比例为40.15%。在这些流动儿童中,小学生占81%,初中生占19%。大部分学生在小升初时离开了城市。
全国妇联的报告显示,城乡流动儿童在户口登记地以外地区“流动”时间平均为3.74年,7—14岁流动儿童中约三分之一流动时间在6年以上。
“这种流动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父母工作流动大,住所不固定;二是高年级学生大都要提前回老家备考升学。”东辉小学副校长苏西安透露,其学校每学年的流动量高达40%。
“五年级的孩子流动率最大,留下来读初中的孩子特别少。”崔丽霞是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该中心于2010年1月开始运作,是一家专门关注并改善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目前能覆盖的流动儿童大约有3000名。她说,迄今为止,其服务的社区附近,还没有孩子能在广州待到高中阶段。
除了频繁的流动外,家庭教育的缺失、极少有父母陪伴也成为关注流动儿童时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于父母陪伴的缺失,东辉小学副校长苏西安甚至用了一个极端的个案来说明。“有一个三年级的女生,两天没回家住,她爸妈都没发现。”苏西安认为,对于很多流动儿童来说,放学后回到家父母都可能还没有下班,加上与邻居不熟,孩子很容易产生疏离感。
专门关注流动儿童的另一家NGO组织白云大地之子社区学园的负责人邓良告诉记者,在他接触的流动儿童家庭中,有一半多的家长连陪孩子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影响
不安定的成长环境易产生不平衡心理
频繁的流动、不确定的未来和极少的父母陪伴,对处于成长期的孩子而言,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沈小革和周国强曾将这种高年级学生返回原户籍地升学的现象称为“被教育所淘汰”。他们的调查显示,有72.9%的流动人口子女会选择居住在生活环境和就学条件较家乡好的广州,他们有较强的融入广州的愿望。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生活地位的差距,容易让他们产生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而且这种分化会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恶性循环,让弱者失去希望。
“每年都会有很多孩子来问我,说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念小学,爸妈也在这工作,为什么不能在这升初中,为什么我要交赞助费?”从崔丽霞跟踪的个案来看,情况不乐观。“那些需要回老家升学的孩子,大都有叛逆心理,他们会以不读书来表现抵触和焦躁的情绪,认为读书没有用。”
新公民计划(一项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新公民成长环境为宗旨的资助项目)总干事蔺兆星认为,这种不稳定的成长环境,传递给孩子的信息便是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一开始就会把自己定位在较低的教育层次和职业层次上,为今后融入社会造成困难。”
在广州白云心理医院首席心理专家沈家宏看来,流动儿童随父母一起漂泊时,难以接受连续式的教育,面对变换频繁的环境时,容易感到陌生,甚至排斥。而父母作为孩子在城市最亲近的人,若因为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会缺乏对孩子必要的关爱和沟通,久而久之,孩子的归属感不强,对自己的要求也不高,表现为自控能力弱,戒备心强。
“有时,他们会用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玩游戏等行为来掩饰自己的缺点,表达愤怒和不满。”沈家宏认为,对于成长期的孩子而言,不安定的成长环境容易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探索
学校社区家庭共同营造良好成长环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城市中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的人数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18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共有9683万,其中留守儿童为6102万,流动儿童为3581万。相比2005年,留守儿童增加了242万,上升了4%;流动儿童增加了41.37%,增幅为前者近10倍。
虽然大部分流动儿童都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城市,但如何适应城市,如何掌握城市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如何平等地使用城市公共资源……这些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坎,需要学校、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蔺兆星认为,关注打工子弟,如果只是给他们发一个书包,送几本课外书,举行一次关爱活动,这些都难以持续,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孩子们的现状。“我们要从关注流动儿童能上学向上好学转变。”
蔺兆星透露,新公民计划正通过干预和影响打工子弟成长环境,包括学校、社区、家庭三大部分,首先从帮助教师的角度切入,加大对教师的支持力度,从而最终达到改善打工子弟教育状况的目的。
而对于城市融入,崔丽霞也在探索。“我不认为融入是单方面的,他对这个环境熟悉了,不等于他就融入了。真正的融入,是文化共融。参与社区活动,熟悉了社区环境才能够谈融入。”崔丽霞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融入,经常带动他们参与社区调研。
崔丽霞还在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引进了社区教育课程,希望通过教授流动儿童如何买地铁票、如何办图书借阅卡等基本技能,为他们融入城市做准备。同时在中心增设了家庭图书馆,引导流动人员加强与子女的沟通和交流。
记者还了解到,为帮助流动儿童增强信心,更好地融入迁入地学校生活和城市生活,广州市妇联从2008年开始承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耐克公司设立的“让我玩”体育公益项目,以“平等+保护+发展=在运动中成长”的理念,让孩子们在玩中找到快乐,收获友谊。活动在广州开展至今,累计有219所流动儿童学校参与,共使30万人次流动儿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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