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基金会 为民间公益托底

乌托邦

南都基金会 为民间公益托底摘要：4年来，南都公益基金会每一步的成长历程，都在践行它的理想：行业利益为先，民间立场为本，杠杆作用为佳。对南都基金会来说，2011这个蓄势待发的一年过去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还将引领着踉踉跄跄的中国公益界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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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奖词
    4年来，南都公益基金会每一步的成长历程，都在践行它的理想：行业利益为先，民间立场为本，杠杆作用为佳。对南都基金会来说，2011这个蓄势待发的一年过去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还将引领着踉踉跄跄的中国公益界一路前行。
    2007年，南都基金会由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捐资1亿元原始基金成立。它的出现成为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非公募基金会崛起的一个标志。
    南都基金会成立之初，就把支持民间公益、关注转型期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组织创新作为使命。而原青基会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出任南都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更标志着这家机构和徐永光本人，未来在慈善公益界的引领者的位置。
    找对自己的路
    南都基金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为了撬动行业政策的改变，就曾不惜使用“苦肉计”。
    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企业给基金会的捐款，在利润的12%以内可以享受税前扣除。但基金会自己的增值收入，即使还是用于资助支出，却要先缴税。()
    “这样的话就会使基金会越做越小，不像福特基金会几十万元起家，后来做到几百亿元，而是会让有钱人即便很有钱也不去做大的基金会。”徐永光曾分析说。南都基金会原本投入3亿元，后来徐永光提出，注册1亿元就够了，剩下的2亿元作为公司的公益基金，因为这个部分可以免税。
    他尝试去突破这个公益税法上的障碍。2007年年底，基金会买的基金增值了1600多万元，徐永光给理事会提议将这笔钱变现。
    徐永光的设想是变现后税务部门会来收税，“到时候以此为案例，据理反对，就可以趁机把这个政策突破了”。
    基金变现后，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需缴35%的所得税，于是税务部门找上门之后，南都基金会就开会，请媒体、学者等去讨论其合理性，但最终还是没能撬动法规的改变。虽然南都基金会的收益中有800万元作为资助性支出，抵扣了一部分税，但最后还是交了170多万元的税。
    公益项目上，南都基金会最初把目光投向了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同时，也瞄准了公益学校作为一个打开资源瓶颈的通道。他们当时的假设是：南都提供“种子基金”发挥杠杆作用，收购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交给N G O去操作，再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和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把它做成民间教育的实验田。
    2007年六一前夕，南都基金会公布，将用5至10年时间捐建100所民办公益学校，并探索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标准，用以推动这个领域教育质量的提升和发展。这年7月，它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这年9月，南都基金会改建的第一所新公民学校———北京市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前身为北京大兴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南都首期捐款80万元，对学校硬件设施进行改造，并帮助学校组建了新的校董会。
    此后，新公民计划的推进经历了南都基金会发展历史上最大挫折。“宏观环境的障碍，项目设计与现实的差距，导致了这一计划推展的困难。”南都基金会现任秘书长程玉说。这主要反映在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政策导向、N G O劝募及办学能力的匮乏上。
    到2010年，新公民计划陷入胶着状态，南都基金会从人力资源上也力不从心，于是开始思考策略的调整。“如何发挥资助型基金会的作用，使资金的使用更好地产生杠杆效应？”这是南都基金会管理团队两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年底的理事会上，这些策略将会得到落实，新公民计划可能将重新出发”。程玉说。
    打破“咸水效应”(
    2010年，南都基金会开始实施战略调整方案，“主要是从业务的角度向‘支持民间公益’这一使命回归，同时也更进一步明确了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程玉说。
    南都的这次战略调整力图回应公益行业内最紧迫而又现实的问题———普遍的低薪酬导致公益人才参差不齐，草根N G O普遍招人困难；草根公益机构普遍短缺项目管理费和机构研发经费，机构成长困难。
    2010年9月15日，南都针对行业人力资源匮乏开发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启动，首批银杏伙伴得到了每年10万元连续3年的资金支持，用于其基本生活保障、制定和实施3年个人事业发展计划、搭建人才成长支持体系，这样的银杏伙伴，10年内将不少于200名。
    这个项目的创新在于：直接把资金投资于人，而不是给机构和项目。这个计划尤其重视那些在不同的公益领域内默默无闻地做着开创性工作的年轻人，资金使用的自由是这个计划的特点。而这个项目产生的背景是，中国的公益人被外界视为苦行僧，他们必须拿低薪。银杏计划的诞生像是在告诉外界，“这个过时的慈善幻梦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而对机构的直接资助，也源于南都基金会对公益行业内“咸水效应”的清醒认识。在商业领域，企业订单接得越多，利润就越高，利润不仅可以回报投资，还可以用于深度研发、服务或管理的提升或推广；但在公益领域，由于出资人和受益人的分离，出资人的投入往往只是以项目为起始和终点，“N G O项目做得越多越累，没有人为深度研发、服务、人才和管理的提升埋单，使得机构难以成长”，程玉说，“这就是所谓的‘咸水效应’，项目好比咸水，不喝渴死，越喝越渴。”
    由此，南都基金会对公益领域内的一些支持性和导向性机构予以战略性的资助，如恩派（N 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基金会中心网等，及环境、教育等领域的草根机构。同时支持一些服务于公益机构自身项目的研究，这些研究常常着眼于这个领域内具有前瞻性或制约发展的瓶颈式问题，南都重视发挥这些资助的杠杆效应。
    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全国的志愿精神迎来了爆发点，南都基金会拿出1000万元向草根公益组织招标投入救灾重建。而此时民间草根组织和基金会之间的脱节，草根组织难以中标基金会的项目已成为一个普遍问题。
    南都记者 吴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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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对于公益事业的政策思考显然是不足的，不能先作“有罪推定”，可以调查公益组织，但不能一棍子打死，相关部门对这方面消极的政策考虑，无疑会把很多公益组织扼杀掉。还有就是，公众对公益事业的要求无疑是过高了，其实公益事业者也是要吃饭的、要谋求个人发展的，公众要改变对公益的固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