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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校车:为什么澳门没有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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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校车:为什么澳门没有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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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6 14: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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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校车:为什么澳门没有悲剧?
由于校车从业者协会的参与,使校车运营者、校方、官方建立了良性互动
摘要:“差佬查超载罚钱,D报章又话校车!”十几年前澳门北区一间旧茶楼,林国威等几个中年澳门男人在烟雾缭绕中为校车管理“讲数”。这样的画面甚似港片“做事”的味道。而今他们鬓上华发,在巷头与学生家长吹水话时事。
()
南都漫画 邝飚
1.澳门校车从业者参加协会宣誓大会。
(
2.澳门校车从业者协会刚成立后参加
公益
金百万行,家属同上阵。
(
3.校车从业者协会办公室有些政府办公室的味道,秘书处理各种交通行业政策、建言文件。
4.校车从业者协会理事长林国威做了32年的镜平学校司机,陪了何贤、崔世安等5任校长。 本版摄影:南都记者蒋生
“差佬查超载罚钱,D报章又话校车!”十几年前澳门北区一间旧茶楼,林国威等几个中年澳门男人在烟雾缭绕中为校车管理“讲数”。这样的画面甚似港片“做事”的味道。而今他们鬓上华发,在巷头与学生家长吹水话时事。
12月21日,澳门黑沙环利昌工业大厦一楼,在明亮的办公室内,他们向南都记者回忆起当年组建社团为澳门校车管理“出谋划策”的点点滴滴。
超载
现年58岁的林国威戴着眼镜,彬彬有礼,话语含蓄,“十几年前,曾遇到过史上最大的危机。”当被问起具体时间,他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是澳门回归前后哪一年。
上世纪60年代,澳门学童渐多,开始诞生专门接送学童的校车。1979年,做了10年出租车司机的林国威,被母校镜平中学老师推荐开校车,遂自此筹钱买车承包校车服务至今。
当年,向学校申请承包校车运营者全是街坊,且车辆仍是大巴,成人式座椅未改。彼时正值澳门一波“婴儿潮”,学生人数不断增多,校车数量不够,几个孩子挤坐一个座位。有时,孩子在车上没坐稳,一刹车时还碰到前座靠背。家长见此情景,难掩一脸怨气。
“唉,不得了!我们简直是被前后夹击!”孙之一曾承包7台校车运营,回忆起当年情景,仍激动不已。
家长直接向媒体报料,关于校车超载的新闻屡屡见报,而交通警察还专门候时候点在路上查校车,一罚好几百。
这几个中年男人说起当年之事,音调一个盖过一个,“怎么说呢?‘讲数’也讲不通。”
他们认死理,以社团名义找警方,几轮拉锯战下来,后者也有难处,称只要校车不超载得离谱、家长没有大意见、媒体不发声,大家就相安无事。
但常年超载决非长久之计,无事可安,出事麻烦。于是,几个校车承包运营者聚集到北区旧茶楼,呷茶叹烟中“讲数”。孙之一说起话来如张飞般快人快语,“自己事情自己搞掂”。他们认为,既然学生多,何不改装座位成学生专用?以社团名义做,做得好政府也没话说。
林国威随即请工程师设计小型专用座椅,画好图纸,还将含有详细技术参数的资料送到澳门工务局。当得到回复说,经论证属安全,林国威等人立刻将整车原装座椅全卸了,做了一套样板给局方。如此一来,一童一座不担心超载,专用座椅合身亦防止了学生磕碰。
局方反复研究后认为可行,这样的尺寸符合规定,亦能通过校车年审。“政府就要相安无事嘛,但个人说话哪个衙门理呀,要有社团在说话,声音才会大点。”林国威说。
创会
他们眼中的社团,指的正是澳门校车从业员协会,“是吹水吹出来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移民潮,澳门人口剧增,承包校车运营至少有数十人。区文基、郑华山等校车从业者在学生放假时常聚在一起饮茶、吹水。行有行规,既然做这行的人也不少,何不创办一个会?1993年,他们在吹水中便酝酿出创办校车从业者协会的想法。
提起创会之需,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课程副教授娄胜华认为,这是生存和感情的需要。他对南都记者说:“澳门人想和政府打交道很难,因为政府机构多为葡萄牙人,语言不通,于是人们就通过建立社团来与政府接触。当年的社团实际上是一种庇护主义的组织。”
校车从业者协会的选举也是靠吹水来进行。大家饮茶时都谈到,既然有了组织,一定要有德高望重人揸旗。区文基被一致推举为会长,热衷于为工友事务奔走的郑华山被推举为理事长。
上世纪60年代,区文基在培正中学承包了校车运营,他是澳门首位校车从业者。如今,区文基和郑华山均已超过65岁驾龄而退休。
当年,郑华山等人还专门找来律师,为校车从业者协会确定操作章程。他们收集会员们相关身份资料,写好申请书,带着会员签名的会议记录,到澳葡政府登记局登记。
“每次会议记录都具有法律效应,内容包含了票选理事会、监事会人员等。”澳门邝国安律师事务所邝国安大律师告诉南都记者。
澳门校车从业者协会还召开会员大会,让会员行使权利,理事会成员则管理日常事务,任何会议记录均要保存提交。
感情纽带
在区文基的记忆里,成功创会之初,协会所起的作用一般都是为了联络感情,偶尔也帮大家处理问题。
成立协会当天,经常在一起吹水的30多位校车从业者聚集一起,吃了一顿有体面的饭菜,还召开成立宣誓大会。所花费用均是大伙凑份聚集,几乎用不上刻意招募会员。“拍肩膀的社会,每天开车会碰到,打个招呼就会有人加入协会。”林国威说。
创会伊始,协会便组织会员赴广州交流参观驾驶行业,一起出外旅游。校车的座椅改装问题,成为创会后协会解决的首例民生大事。
协会成立后,每月都会有固定的会员聚会,在沟通感情的同时,还给大家增添自豪感。年近花甲的黄瑞芳现仍清晰记得,会员聚会上大家经常分享的那些开心故事。在典型的人情社会中,校车司机们小心翼翼地做着这份需要保证安全、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家长、学生们也对校车司机再熟悉不过,小朋友把黄瑞芳当做亲人。连续数次,小朋友们的生日PA R T Y都邀请芳姨(黄瑞芳)参加。她在聚会时与他人分享起此事,感动得流出了泪花。
澳门社会讲求乡民情感,这样的小故事口口相传,还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澳门电台记者专门采访了芳姨。在芳姨看来,在媒体上传播人情大爱,这不仅体现人们对校车从业者的认可,还增加了学校主人的感觉。
老板
校车从业者不仅是主人,而且还是老板。
实际上,澳门校车从业者协会的会员们大多都是“老板”。他们个人一般都和学校方管理者熟络,当学校需要找人承包校车业务时,一般会向身边熟悉的街坊打招呼。这些“老板”自个花几十万买车,以学校产权的名义登记,挂上校牌,自个找家长们收钱。
这种在内地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承包运作方式,约占八成澳门校车业务。其余两成是近年来一些学校自购车辆。校方与校车运营承包者保持着微妙的人情化关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当年当校长时,有需要他时,他也签字、出面。”林国威在镜平中学承包了32年校车运营业务,经历了何贤(前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之父)、崔世安等5任校长。他解释,学校唯一的要求是安全,服务对得起学校声誉。
在协会宣誓大会等场合,还会邀请各大名校校长出面;在实际校车运营过程中,学校从不用劳费人力、物力,仅在年审、登记等手续上给予技术协助。而校车运营承包者们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学校声誉,毕竟这是一份稳定、轻松的工作。
其实,校车“老板”和学校都谙知,家长才是他们真正的老板。只要家长满意,大家就放下心,但若稍有安全隐患就有可能遭投诉。
上世纪90年代创会后,会员们便提出要有“自主权”,不必“求”学校。即将校车产权登记到承包者私人名下,这样年审、出售等不必再麻烦学校。
为此,澳门校车从业者协会去信澳葡政府政务司司长黎祖治,区文基等人申请面谈还获接待,但终未果。澳门回归后,崔世安任社会文化司司长,林国威作为校车从业者协会会长就曾为此拜访他。崔世安研究后答复称,这和澳门相关法律有冲突。“车辆产权属于学校,才算是法律名义上的校车,假如修改相关法律,需要政府起草,还得立法会通过。”林国威为申请“破产”解释。
在争取校车产权归属上“落败”,澳门校车从业者积极参与选举澳门议员,还当起交通政策制定咨询者。
博弈
澳门回归后,校车从业者协会人数已近百人。该协会不仅成为有资格选举间接议员的法人,还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交通咨询委员会纳为一分子。
在利昌工业大厦一楼数百平方米空间内,有近百个各类带工会性质的社团被纳入此地办公。其中包括校车从业者协会、澳门的士司机
互助
会、澳门货车运输业互助会等交通行业18个协会,并被纳入澳门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下称“总会”)。而该总工会又成为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下称“工联”)的一分子。
如今,校车从业者协会制定出每年协会活动计划后,一并递交给总会、工联,会获取一些经费支持。而工联作为澳门传统最大四大社团(中华总商会、街坊总会、工联、妇联),则多由政府资助其社会服务费用。(
于是,当年在旧茶楼里激愤争言的人们,而今已能在宽敞办公室接受各界人士来访,还有总会的秘书旁听记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制定政策时,亦邀请各个协会方参与座谈。校车从业者协会上月还给某司长建议,学校门口及大部分地区的上下客区及停车位均不足,执法太严会影响学童上学和放学。
澳门交通事务局工作人员向南都记者介绍说,局方开通电话热线接听公众建议,还会不定期主动深入小区拜访不同社团/机构、与业界举行交流会,以及通过传媒报道等多种渠道了解相关情况。“校车从业者亦会向我们反映,包括行业在运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本局均会充分考虑并跟进处理。”
校车从业者协会则每年都提意见,“一般十个能满足一两个,这已经很不错了。”林国威说,交通咨询委员会开会时数十个领域中的协会都会争取各自权益,政府会尽量平衡,做不到的也一一解释。
孙之一曾在美国居住过,回澳门后就提及校车应享有像美国校车一样的特权。“但实际上这不太可能,澳门太小了,每种车辆都要专门停车位上下人,这很难满足,道路窄就别提校车优先。”孙之一感叹政府对校车重视不够,但又颇能理解。
一位澳门交通官员则告诉南都记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只能尽量听取各方意见,但交通行业涉及民生,问题很多,完全无法做到一一平衡,“好在是人情社会,业内都有根自己的线。”
的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并无专门制定校车管理规章,所依靠的就是业内的“线”。例如车速2 0 - 30公里慢行、阿姨随车接送、10年校车司机从业经验等行规,即是校车从业者协会不成文的行规。
告状
据澳门交通事务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关于校车等重型车辆的管理,局方在审批时会咨询其所属监督部门意见,应其申请用途进行技术检测,经判定合格后发出牌照;新车检测时,则考虑到用途、车辆总承载量、车身长度、车厢座位数等进行安全设备的检验,并检查上落车门、紧急逃生门、灭火筒等数量;每年定期年审,局方还有日常的稽查工作。
而这些检测,诸多要求则是校车从业者协会等业界自行提出来的。再过几年,林国威和孙之一也要退休了,他们曾想到内地投资发展校车,但又担心营运证、监管以及税费等问题。
“澳门校车从业者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从事这行的都是老司机。”孙之一叹气道。双职工家庭增多后,不少家长送孩子去补习社,补习社自行派车接送。林国威与孙之一等人经常抱怨补习社车辆使用不正规,使用车辆并非校车,还时常超载,为此他们多次到政府有关部门“告状”。
但正如当初校车兴起一样,微小的新行业出现后,也许政府需要做的是,同等监管方能相安无事。
适龄学童数量不如以前,再加上补习社等冲击,相比博彩业相关行业高薪水,校车司机虽工作轻松,但普通月薪仅约8000澳门元,公交车司机的薪水已达13000澳门元。于是校车运营承包者忙不过来时,也只好请旅游巴士等老司机帮手。
而今,林国威不必为超载烦心,让他烦心的是后继人手不足,年轻一代参与校车从业者协会的热心也不大。
据娄胜华博士调查数据显示,回归后澳门市民参与社团活动的频率在下降。“回归之后,你有很多的途径可以接触到政府,通过议员或媒体,直接找政府也可以,渠道太多了,社团的中介作用在下降。”娄博士告诉南都记者。
如此情况下,如何利用各行各业社团作用,达到有效率管治与服务,已成为摆在特区政府案头的议题。
■社团是澳门的“第三部门”
“政府给钱,社团办事。”这几乎成为澳门的习惯,政府在监管、判决时,最大的着眼点即是公共利益。立法会议员林香生则评价社团为澳门的“第三部门”。
林香生表示,澳门进入24小时运作的社会,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需要更多、更广泛的社会服务支持。他认为,特区政府应思考如何开发“第三部门”,由非营利团体负责相关服务。
“部门以直津或资助津贴让第三部门负责提供相关社会服务,部门与社会服务机构有联系但没有从属关系,缩小本身公务员架构,做法精明。”林香生说,而政府应协调好各方面资源。亦有议员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光资助而不动脑子,要替社团长远规划,并让社团能留住人力资源。
林香生说,不能挽留人才,且对社会服务团体资助不足,却要求服务“平、靓、正”,令民间机构成了政府的“培训基地”。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蒋生发自澳门
■背景
澳门城小社团作用大
据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澳门注册的社团数量至少有4500个。另一种说法是社团登记数累计已超过5000个。
除少数政治性社团外,多为界别社团,在文、体、经济等各行业从事非盈利性活动。其从事志愿服务的范围、对象和服务方式无统一模式,完全由各社会团体自行决定。
社团的设立程序是:在政府公报或当地报纸上刊登社团章程和组织架构,连同有关该社团组织和规则的资料交政府登记备案,取得收据就标志着取得法人资格。
立法会的间接选举分为雇主界、劳工界、专业界、
慈善
界、文化界、教育体育界,从各界别中组织法人选民的选举。超过两年的法人社团可登记为法人选民。特首由特首选委选出,选委则从各界别法定团体中选出。
不仅有校车从业者协会这样为行业咨询谋权益,进行业内自律的社团。诸多社团还完成承担起管理以及服务功能。
澳门现行制度下,许多社会性、公益性的事务,都是由相应的民间团体或组织举办,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等。政府也有主办服务,但多是资助社团让社团承办。
界别社团是公共机关和居民之间的中介者、协调者,亦是服务者。
□南都记者蒋生发自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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