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用市场扶贫的经济学家

乌托邦

茅于轼 用市场扶贫的经济学家摘要：把黎民百姓放在眼里的经济学家，为普遍价值鼓与呼，不分穷人富人；将躬身亲为视做理所当然的大公益家，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既要独特也要开心。茅老犹如宝鼎，他在，心安。
)

    颁奖词
    把黎民百姓放在眼里的经济学家，为普遍价值鼓与呼，不分穷人富人；将躬身亲为视做理所当然的大公益家，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既要独特也要开心。茅老犹如宝鼎，他在，心安。
    这位怀揣着“世界大同”理想的82岁老者，每天还在为农民小额贷 款 、为 进 城 女工创办的富平学校 ，甚至四川的灾后重建奔忙，“替富人说话，帮穷人做事”，由此有人视他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1993年，一心想着如何扶贫的茅于轼给希望工程捐款，当时他就意识到“光给钱不是扶贫的良策，关键是要培养农民的自救能力，而设立小额贷款基金，一方面可以持续使用，另一方面能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是他给山西临县的一位教师汇款，让他在村里做小额贷款。龙水头扶贫基金随后应运而生。
    那一年，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向茅于轼介绍了孟加拉尤努斯的“穷人银行”，茅于轼也希望能成立一家“富平基金会”，于是他开始向朋友借钱扩大基金规模。同时，扶贫基金还像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一样吸收存款，当时，茅于轼并不知道在中国这属于非法集资。
    中国人民银行在1999年的相关批文里指出：“一切个人或单位未经批准经营小额信贷都属非法。”“因为我们的基金是为了扶贫，所以得到了原谅。”茅于轼回忆道。
    与小额贷款相伴而生的高利率，给茅于轼带来了巨大的争议，“小额贷款是为了扶贫还是资本下乡的掠夺？”这种争议一直延续到2009年成立的永济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永济富平)。永济富平的贷款年利率是21%，是政策规定的小额贷款利率的上限(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4倍)。而超过这个上限，《民法通则》则视为高利贷。民间通常认为，利率超过20%的任何借贷都属于高利贷。
    永济富平发起人茅于轼坚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扶贫中的作用：“利息反映的是资金的价格，而资金的价格随着市场波动，供过于求就要降价，供低于求就要涨价。”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发展扶贫性机构就已经提出，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低利率但需要财政补贴的扶贫措施不可持续。20世纪90年代，这种扶贫发展组织首先要商业可持续的观点就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然而，这个国际共识在中国却始终难以建立。世界银行中国金融项目负责人王君曾感慨说，“我怀疑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甚至和我们多年来的阶级斗争有关系，就是人民对高利率本能的反感、反对。”而如果真正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他们更需要的是方便、快捷、可靠地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利率的高低不是第一考虑的因素。
    想注册成全国性公募的“富平基金会”最终没能成功，龙水头扶贫基金演变而来的永济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赶上了2008年以来向民间开放的小额信贷市场。而在目前已出现的2000多家小贷公司中，永济富平是唯一由私人创办的，没有政府也没有国际组织的支持，也是唯一总部设在村里、单笔贷款额不超过2万元、完全面向普通农户的小贷公司。
    在政府和商业性的小贷机构已开始蓬勃生长，而公益性小贷机构多年因法律地位和融资渠道而止步不前之时，茅于轼发起的永济富平为未来公益与商业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标本。
    茅于轼和经济学家汤敏有一个共识，要想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关键是要减少农民的数量；这不仅仅是让农民进城，还要让农民能在城市里扎下根来。为此，一群经济学家办起了“小保姆学校”。
    2002年创办富平学校，汤敏、茅于轼等几名股东投入了30多万元，茅于轼是第一大股东，担任理事长。同时他们还创办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以便安排学生的就业。学校拥有一个梦幻般的理事会，除了茅于轼、汤敏、吴敬琏、林毅夫、张维迎等经济学家，还包括柳传志、任志强、潘石屹等企业家。
    茅于轼的理想是，富平学校将偏远地区的贫困女性接到北京进行家政培训，然后通过富平家政公司，使她们在北京实现就业。但是富平学校在发展中却一度陷入资金匮乏的窘境。如何让民间扶贫机构得到持续发展呢？茅于轼提出了民办公助模式。
    2003年SA R S期间，富平无法招生，亏损了几十万元。学校想出一个点子，和地方扶贫办及妇联合作，扶贫办出钱补贴部分学费、妇联负责招生，很快学生越来越多。这种民办公助的模式后来成为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扶贫的典范。
    茅于轼坚持认为，慈善是可以赚钱的，这一思路在富平学校也得以延伸。富平家政学校是要收取学费的，学费在家政服务员们上岗之后分期偿还，富平家政中心也要收取服务费。这些做法都产生了争议，很多人以此质疑富平学校等的公益性。
    茅于轼说，“富平是非营利的，然而‘非营利’不代表不营利，只是投资人不营利”。一直主张用市场扶贫的他沿用山西永济的“小额扶贫基金项目”来解释，向创业农民提供的贷款，虽然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担保，但要收取高于银行的利息，“此举目的有二：让投资者看到有钱可赚，刺激投资者向基金投资；让农民知道贷款并非无偿，刺激农民赚钱”。    民办公助的做法后来也沿用到难以注册的富平基金会上。2008年9月，富平放弃注册基金会转而和联想控股等社会投资伙伴共同成立社会投资公司———北京富平(社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以投资小额贷款公司为主的社会投资业务。
    “享受人生，并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这是茅于轼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这样一个行动派的经济学家，一直在为社会问题践行解决方案，18年来，他站在几千名贷款农民和几万名家政女工之间，把扶贫理想放到政府与市场的脉搏里同进退。
    南都记者　吴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