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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华:以渐进式改革鼓励社会组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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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华:以渐进式改革鼓励社会组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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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4 09: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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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独家专访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润华:以渐进式改革鼓励社会组织发展摘要:今年8月,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履新,调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这一变化被一些业界人士称为“大事件要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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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记者赵炎雄摄
2010年8月19日下午,在百花社区一家麦当劳里,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参加一个孩子的生日会,鼓励孩子把做
慈善
坚持下去。南都记者赵炎雄摄
●如果你有特殊的想法,可以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或想找一个跟你志趣相通的组织参加,这都可以,主要是为了让更多人回归有组织的状态。
●可以选择一些好的项目,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逐渐推动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们希望做到“同城同福利”。
●社区毕竟是一个小小的平台,投入太多的资源,不是很实际。为了克服这些问题,需要在社区建立“跨部门综合模式”。
●要逐渐构建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与社会组织的新关系,就像工商管理局和企业的关系一样,让民政系统不再为社会组织承担太多的责任。
今年8月,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履新,调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这一变化被一些业界人士称为“大事件要发生了”。
作为前民政局长,刘润华以“改革家”、“微博控”赢得了很多粉丝的拥戴,“既有想法又能干事”。在社会管理政策不断松绑之际,刘润华接受南方都市报独家专访,就读者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首次进行公开回答。
今年年初,以深圳市局级官员身份实名开微博的刘润华,给自己的标签是“老知青”、“曾是爬格子动物和乡镇干部”。他是名副其实的“微博控”,自称是在用“不要钱”的方式宣传民政。
在微博上,粉丝给他冠上了“改革家”的称号,而在民政界,他是一位明星般的民政局长,更有人称他为“非典型局长”。但谁也未曾想到,他曾经放弃过这个职位,一度认为“民政没啥好玩的”的他时隔三年后,却仍然与民政局长一职结缘,一干就是8年。
尽管他自嘲道:“终究逃脱不了‘ 被民政’的命运”,但在今年5月刚刚出版的《刘润华说民政———改革与担责》一书中,他在后记中坦言:“八年求索、八年甘苦,我庆幸,我是民政人。”
在去年年底因“请”进李连杰壹基金而备受关注的他,今年6月14日还将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深圳市慈善会“送”了出去,一“请”一“送”,他都是主动为之。对他而言,能让社会领域的一些体制、机制有所改变,是一件让人非常着迷和激动的事。
在刘润华的眼中,为了彻底使慈善会“去行政化”,他辞去深圳市慈善会法人代表职务,“只是顺势而为罢了”。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民政局与一般慈善组织的关系改变。
他曾在公开场合声称,要以自己的方式“献身”慈善事业,如果为此受了处分,就当为慈善“认捐”,他曾为壹基金落户深圳心生欢喜,而他的睿智总使他在冒险“走钢丝”时能找到平衡点。
实际上,让壹基金落户深圳只不过是刘润华在既有的行政体系框架内,创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正是因此,此举被称为“一个务实的改革派干部必须持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因为2009年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授权深圳民政部门登记基金会,同时,鼓励深圳探索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体制。
“做慈善,到深圳,这儿有我呢!”当刘润华向人们喊话时,曾有多少草根组织工作者为之动心。
在民政界摸爬滚打多年的刘润华,今年8月8日突然调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下简称“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这一变化被一些业界人士称为“大事件要发生了”。
随着省社工委职能、高规格领导配置等举措的公布,加上省委省政府频频释放的关于社会建设的政治信号,更是使省社工委备受关注。而刘润华履新,同样引起人们对这位昔日“既有想法又能干事”的民政人产生某种期待。
重回广东省委工作的刘润华,一个人开始了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的“创办之旅”。此时的他深感外界的变化,也自知身负改革重托,埋头苦干的他一度低调处事,更鲜见他接受媒体采访。
10月18日,刘润华在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接受南都记者的独家专访,就读者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首次公开回答。
只要政府不该管的事务,政府应该大部分退出
退出后的政府成为“小政府”,但“小政府”绝对不是“弱政府”,你只有小了才能足够强,才能够在必需的领域中做得出彩,因此,政府应该主动退出,给社会让渡一个自由生长空间。
南都
公益
周刊:在社会建设中,政府是靠“管”呢?还是要放手给社会?
刘润华:这里涉及几个问题,要明确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就是一切,那是全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建立政企分开的机制后,终于找到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即政府培育市场主体,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调节的作用,目前来讲,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已经明确。随着改革的深入,应该界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了。
在计划经济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府是全能政府,只要能管得到的地方,希望都能管起来”,全能政府的行政权力往往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只要能管得到的都想管,即使管得不好,即使管得绩效很差,都要管。
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认为应该倒过来,只要政府不该管的事务,政府应该大部分退出,只要可以不管,都应该不要管,哪怕原来干得不错,但属于社会事务,也应由社会去做,这跟以前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涉及到政府让渡空间的问题,从全能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从那些政府机构干得不错,但社会机构也能干的领域中主动退出。退出后的政府成为“小政府”,但“小政府”绝对不是“弱政府”,你只有小了才能足够强,才能够在必需的领域中做得出彩,太大了以后多数事情反而做得不好。因此,政府应该主动退出,给社会让渡一个自由生长空间。
南都公益周刊:政府退出,社会自主,意味着什么?
刘润华:从社会组织架构来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中的人是单位人,每个人都在单位管理下开展社会活动,这种紧密型社会结构中,每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寄存于国家这个大机器里,非常有组织性,属于高度严密、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由单位管理个人的事务开始放开,原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开始进入非组织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得到了解放,这种解放是原子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疏离。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人主义开始上升,公民意识、非组织化参与需求开始迸发,如果不予重视的话,会像一堆堆流沙一样冲击着河堤,此时社会需要一个再组织化的过程。
南都公益周刊:如何进行社会再组织化?
刘润华:这是由政体决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党、团、工、青、妇等基层组织提供条件,让松散的社会人组织起来,实现党政工作区域化,在基层建设中,将社会人纳入,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组织化,因此,我们提出了“以组织多样化来满足公民的组织要求”,如果你有特殊的想法,可以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或想找一个跟你志趣相通的组织参加,这都可以,主要是为了让更多人回归有组织的状态。
有了组织的承接,加上政府让渡空间,政府从微观事务当中退出,让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但在这过程中,不是说政府完全不管了,政府在公共领域当中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当然会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在社会再组织化之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有了新的界定边界。
这不是搞革命式发展而是渐进式改革
给社会组织一点耐心,带着扶持的心态,让社会组织成长,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如果不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反而会压制民间生长力量。但这不是搞革命式发展,而是渐进式改革,不能一下子放开,慢慢试着来吧。
南都公益周刊:省社工委的第一个专题工作是扶持社会组织,是否意味着在放开社会组织登记注册上会迈出大步子?
刘润华:大家都在说,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应该进一步放开,可是有没有人想过放开之后,如何做到“放而不乱”呢?鼓励发展社会组织是我们工作的方向,但要有序推进,明确“分类指导”,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经济类、科技类、公益服务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
事实上,如果一下子放开的话,社会组织会越来越多,谁来监管呢?这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现实问题。
南都公益周刊:省社工委现在对开放社工组织持有怎样的态度?
刘润华:如果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只负责业务指导,不再承担主管责任的话,那么就需要构建社会组织与业务主管单位的新关系,要求各部门各司其职。我的看法是,要逐渐构建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与社会组织的新关系,就像工商管理局和企业的关系一样,让民政系统不再为社会组织承担太多的责任。
举例说,一所注册为民办非企业的幼儿园失火,烧死了人,谁主管谁就得担责,因此,负责登记的主管单位受到追查。但实际上,这是属于消防防范问题,幼儿园的消防系统是经过消防部门验收的。“谁登记谁负责”会影响负责登记的主管单位的积极性。
而对于一些有可能违反公共安全、交通安全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当然希望“少登记少责任”,因为一旦违反了公共安全,登记机关就会被追究。因此,要从思想上、制度上重新界定登记部门的责任。
对放开社会组织登记这块,我认为,还是要给社会组织一点耐心,带着扶持的心态,让社会组织成长,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如果不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反而会压制民间生长力量。但这不是搞革命式发展,而是渐进式改革,不能一下子放开,慢慢试着来吧。
解读“省社工委”:
在宏观角度思考问题构建新的工作方法
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差距是比较大的,推动不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符合公平、正义,一下子实现当然又有压力,可以选择一些好的项目,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逐渐推动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们希望做到“同城同福利”。这是省社工委近期推动的重点工作。
南都公益周刊:当初设立省社工委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刘润华:广东的社会工作发展很迅速,开展工作的方法与思路都走在了全国前列,但也碰到了一些难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部门能站在宏观角度思考问题,能构建新的工作方法,部门领导也未必能进行全局性考虑。
很多政府部门没有人专职去解决宏观层面问题,很容易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夹带着部门的意见,带着部门行政的痕迹参与进来。宏观决策与部门的意见就容易产生矛盾。
如果专门有一个部门,站在宏观的角度,按全省工作安排的角度去调研,对省委省政府开展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就能避免多种部门意见的干扰。而我和我的同事起到的作用是秘书的功能,宏观决策则由省委省政府来制定。
南都公益周刊:“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是近期颇受关注的政治议题,广东为了推进社会建设工作专门设立省社工委,此举颇受关注。
刘润华:有人说,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重点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后三十年改革的重点是社会领域的改革。这种划分尽管说得绝对了点,但它的概念比较准确。社会领域的改革显然比经济领域更加复杂,牵涉到每个人在社会格局中的定位,利与弊在改革当中都会重新被权衡。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一定要有前瞻性。
省委省政府对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让我们都清楚地看到这个方向。社会建设的方向非常清晰,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就能成功,还要把握好改革的步骤、力度、方法。
省社工委的工作成员不是学者,而是实际工作者,学者只需要说明什么是真、善、美,作为实际工作者,不仅要知道何为真、善、美,还要考虑如何让人们在社会中找到真、善、美。这是我们最需要把握的问题。
南都公益周刊:省社工委的工作定位在哪里?
刘润华:省社工委是个全新的机构,我认为,这个机构承载着省委省政府、全省人民对社会工作的期待与重托。在大部制改革时期,撤并了那么多机构,又重新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这很难,这需要很大的决心。我和我的同事非常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一个多月下来,4位兼任的省领导都已经到位了,目前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我对新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南都公益周刊:随着广东关于社会建设“1+7”配套文件的出台,省社工委的工作主要在哪些方面开展?
刘润华:现在我们会跟全省相关部门即各市、县、区一起共同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的内容、落实“1+7”配套文件内容。“1+7”配套文件中定下80项任务。这80项任务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省社工委工作主要围绕落实这些任务。
从当前社会发展形势来讲,省社工委主要工作围绕四个专题来展开,第一个是扶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及商会的建设问题,将建立现代行业协会、商会完善的治理结构。
第二个专题是重视社区发展,建立社区服务模式。当前社区中存在着一些普遍性问题,譬如说,各个部门各自为政,自行开展活动,投入大量资源,导致资源浪费,职能分配条框太多,造成条条分割。社区毕竟是一个小小的平台,投入太多的资源,不是很实际。为了克服这些问题,需要在社区建立“跨部门综合模式”。
在社区服务当中,普遍是由各种各样政府部门创办的机构来担当,行政机构自身的不足,使得这种服务的模式不是绩效很好的模式。我们倡导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在政府机构不招聘人员的情况下,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由社会组织提供“委托服务”,发挥社会作用。
当然,社区组织本身人才不足、水平不高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会引入社工+
义工
的模式。目前,像广州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深圳社区服务中心在这方面工作就做得很好。这两种模式的共性就是,以社区服务为平台,以社区居民为对象,以社区服务为服务载体,以社工为人才骨干,广泛发挥
志愿者
的作用,跨部门、综合性、非行政化的社区服务,我们希望将来慢慢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第三个专题是将外来人口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广东是外来人口大省,外来人口与当地常住人口形成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带来福利、权利上的不均等,一下子均等化,压力蛮大,广东有3600多万常住外来人口,一下子普惠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实现均等化。我们会不断地研究、开发可以均等化的项目,不断提高福利的水平,当然,这需要一个实施的过程,但均等化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第四个专题属于重点工作范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同时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差距是比较大的,推动不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符合公平、正义,一下子实现当然又有压力,可以选择一些好的项目,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逐渐推动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们希望做到“同城同福利”。这是省社工委近期推动的重点工作。
汇集民智,听取民意
省社工委的职能特征是,协调跨部门职能工作,人员虽少但恰恰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特征,也正是因为人少,才会倒逼省社工委只抓宏观层面的问题。
南都公益周刊:省社工委工作牵涉面广、涉及部门多,要怎么协调其他部门?
刘润华:省社工委工作职能是让各部门相互承接,在以下三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在落实“1+7”配套文件内容时,对各部门起到“督办”的作用。我们可以依据政策落实情况,评估各部门的工作状态,督促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第二,不管部门职能的设置多么完善,但一定存在空白、交叉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之下,省社工委由四位省委领导担职,在推进部门的合作与协调上会更便利、更快捷。
以前,一遇到很重要的事情,就会设立领导协调小组,这种领导协调小组非常多,主要是为了解决跨部门问题,但同时也会出现一个怪圈,一遇到跨部门解决的问题,就会设立领导协调小组。为此,需要慢慢清理这些非常规机构。在设立省社工委之后,这些问题都会依托省社工委的框架来逐渐解决。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跨部门协调制度化。
第三,很多部门在工作中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有些工作完全可以上升到全省层面来执行,有了省社工委的工作框架,通过“快速通道”,会将这些意见直接反馈到四位省委领导那里,他们的想法、方案就有可能提升到跨部门执行的层面,这对职能部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途径。
省社工委的职能特征是,协调跨部门职能工作,人员虽少但恰恰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特征,也正是因为人少,才会倒逼省社工委只抓宏观层面的问题。
南都公益周刊:那么,省社工委和基层组织又是怎样一种关系?
刘润华:基层组织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积极性比较高,也积累了很多经验,省社工委可以考虑将他们的经验进行推广,也可以及时发现这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从而也彰显基层工作的效率与优化,同时能推动全省的社会建设加快步伐。
南都公益周刊:社会建设离不开民间的参与,省社工委将如何与民众进行互动?
刘润华:第一,汇集民智。省社工委将成立各级社会工作咨询委员会,这个咨询委员会不是党政部门,而是非党政、非事业单位的机构,而且高校、科研机构除外,因为高校、科研机构也属于党政系统,所以要做到最大限度的非官方。第二,听取民意,跟社会大众互动,跟社会各界进行联接,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结构。
专题撰文:南都记者何满 实习生谢旭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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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回归组织”这个提倡非常好,群体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重要的是组织能营造怎样的空间和能量来吸引人们呢?!启智是一个当然的组织,身为其中一员,我经常会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仍在组织当中呢?我想是因为完全的认同和肯定,这是组织最廉价且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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