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猪：为行动者找到“武器”

乌托邦

安猪：为行动者找到“武器”以资深驴友的身份闯进公益圈，安猪最想推动NGO与公众之间联系摘要：安猪的本名叫余志海，出生于1973年，广东青年，现为全职公益人士。起名“安猪”来源于余志海的英文名A 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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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猪和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



    多背一公斤推出的“一公斤盒子”。
    “你为什么叫安猪？”在城市和乡间旅行的时候，经常会有人问安猪这个问题。为此他准备了两个答案，在城市里解释为“安全猪肉”，在乡下就解释为“安心做猪”。当然也会有人从他的名字联想到了“天使”（A ngel）。
    安猪的本名叫余志海，出生于1973年，广东青年，现为全职公益人士。起名“安猪”来源于余志海的英文名A ndrew.
    这个“翻译者”的角色是他今年才开始渐渐想通的。秋日的阳光洒进北京办公室宽敞的阳台，写字板上留下了培训时画的一个三角图———这个名为“爱聚”的机构夹在“N G O”的塔顶和“大众”这个塔底之间。“爱聚的使命，就是把小圈子里N G O的专业方法，通过一种工具翻译给大众，让公益变得更容易参与。”
    他们设计出的第一批“翻译”产品这个月刚刚下乡，是针对乡村学校的需求设计的四个“一公斤盒子”，分阅读、美术、手工、戏剧四种。第二个酝酿中的产品是针对乡村社区的三个爱聚盒子，分调研、社区会议和社区分享三种。这些都将成为未来的行动者随身携带的“武器”。
    2004年之前，安猪还不是“多背一公斤”的“驴子”（喜欢背包旅行、游走天下的背包客），还只是一只普通的“驴子”。他大学里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毕业后成为广州和北京的IT企业里做市场推广之类的小白领。
    2004年，另一只驴子崔英杰在云南一个村庄里呆了一个月，回来给安猪讲了几个支教老师的故事。他们有的在梅里雪山附近的村子，要走两个小时才能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打个电话；一个上海来的支教老师出车祸跌进河里，连尸体都没找到。崔英杰离开的时候，支教老师们托他给下一个村子的支教老师捎带两句话：你并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
    听到这些故事时，安猪决定要做些什么，作为资深驴子背些物资进山是最容易想到的。于是第二天就定下了“多背一公斤”的方案，到驴友论坛里去推广。这年8月，安猪辞职去贵州和广西调研，沿途走访学校，最大的发现是山里除了缺物资，观念和知识的传递更重要。
    从西南回来后，安猪继续找了份小白领的工作，一边建起了“多背一公斤”的推广网站，号召驴友传递物资、与偏远地区学校学生交流，并将旅途经历和学校需求信息上载网站与大家分享。()
    此时，“多背一公斤”仍处草创阶段。
    2004年8月，安猪正式辞掉了养家糊口的工作，给了自己三年的期限去做“多背一公斤”，“做砸了顶多再回到IT业”。这年他34岁。
    他用了大约半年时间到西南各地旅行，到农村去看风景，住在村民家里和他们聊天，走访学校。他信奉的哲学是：人是自私的，要让旅行者付出尽可能低，收获尽可能高，他才会乐意去做这样的事；同时一件事必须有意义且又有趣，这是作家王小波的话———光有意义是责任，光有趣则是娱乐，都无法长久。
    “多背一公斤”的推广似乎非常顺利。和其他做N G O的公益人不同，安猪以一名资深驴友的身份闯进公益圈，身后跟随的也是一帮并不算小众的驴友群体，志愿者和驴友、公益和旅行之间的亲密关系被瞬间放大了。安猪也就成了一头站在驴友和公益人边界线上的驴子。
    因为参与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安猪和“多背一公斤”被推进一个巨大的“场”，在这个宏阔的系统里，安猪和他的团队混乱地度过了半年，他脑袋停不下来的观察和思考，让他对公益的认识有了一些根源性的转变。
    2009年8月，他实现了3年前的约定，“多背一公斤”活了下来，还成了驴友公益组织中的一个品牌。不过他再次一个人上路去旅行。“我决心过一种我想过的生活，旅行，工作，造福社会，同时还赚钱。我要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改变世界的一分子，我也要让我和我的同事过上足够体面的生活。至于它是不是叫N GO，是不是叫公益，对不起，我没兴趣。”
    脱离公益圈里的概念的控制，让自己过得更纯粹，就是他旅行的原因。“一些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比如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创造新的体验？”或许每一只驴子在遇到一座山、一条河、一个村庄、一个人或一个故事之后，都可能会变成安猪，或者安狗及其他，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对话
    我对自身的定位产生过怀疑
    南都公益周刊：2008年对你和“多背一公斤”来说是个很大的转折点，你在四川地震灾区到底经历和思考了些什么？
    安猪：我们一直在现场，看到很多真相跟外界的看法有出入时，心里触动很大。对自身的立场和定位也产生过怀疑，一度在思索我们所做的是否真能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实际上，到最后还是会回到公民权利的问题上，我们当时所做的事都是提供服务，跟公民权利没有关系。但有没有人去追究丧失权利的最终根源？如果你不追问，那么就永远会有人没地方住、没饭吃。我当时心里很纠结。
    南都公益周刊：就是说你看到了社会的一些病根？这个对你后来做公益有什么影响？
    安猪：当你在做这些公益项目时，都会看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会逼迫你去思考。事实上，公益组织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往往会忽略他们为什么会弱势。当你看到强者和弱者都要遵循某一项游戏规则时，你就会想到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制度构建者，能够创造和推动一个新的生存系统的产生，并保证相对安全。当然，现阶段要做到很难。
    南都公益周刊：2008年爱聚在北京注册为企业，你称之为社会企业，“多背一公斤”只是爱聚的一个公益项目。你似乎一直对做N G O不怎么感兴趣？对公益圈里的规则也有点排斥？
    安猪：我不想注册N G O，第一，因为我知道很难注册成功；第二，就算注册成功也会受到很多管制。我不想依靠别人的善意去生存，注册了公司，就可以直接跟商业企业合作，以服务费的形式赚取收入并解决行政费用等问题，公益项目还可以得到社会捐赠。
    南都公益周刊：2008年之后，你怎么会想到去做N G O和公众之间的“翻译者”或者说“设计者”这样一个角色的呢？
    安猪：在过去，我们会发现N G O和公众是分开的。N G O可以很专业，但是在公益圈里行动，N G O专业方法无法提供给公众。而另一方面，公众也有参与的意愿，N G O有很多资源，但缺乏有效方法。因此，你看到的社会公益，不过是捐捐钱，或者报名参加志愿者，没办法长期有效地参与。所以，有些方法要重新设计，让N G O专业方法变得简单、参与性强。这就是我想承担起翻译者或者说设计者角色的原因。在两者之间，我们特别关注与接近两个群体，一个是草根的N G O专业人员，一个是有专业技能的一些极客（G eek）。
    南都公益周刊：“一公斤盒子”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么？作为“翻译”的工具，跟过去驴友们背着物资下乡有什么区别？
    安猪：区别在于，以前驴友无论怎么背物资，在学校的互动都很难深入。驴友可能跟学生们玩玩游戏、唱唱歌就走了。有了这样一个盒子，你就很容易去开展一堂很有创意的课程。我们曾经发现志愿者或驴友去到学校，很难有兴趣去帮助学校设计一些课程。我们希望提供这样的盒子用以帮助学校老师、志愿者轻松开展课程互动。盒子里有一些基本的教学材料，包括笔、颜料等，还有一些生动的活动提示。
    南都公益周刊：“一公斤盒子”就像行动者的武器。
    安猪：对，就像武器，而且我们针对的不是最终的弱势群体，而是针对想去为这些人提供服务的行动者，让他们掌握简单有效的方法。
    南都公益周刊：你为什么那么强调工具的重要性？
    安猪：工具的威力在于，承载着思想和价值观，使用好工具，也就接受了某种价值观。就是互联网工具一样，它是平等开放的，例如使用博客、微博、facebook等工具，用多了，自然就发生了改变。所谓公益，实际还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不能单纯依靠理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让人接受理念。
    南都公益周刊：所以你们更关注的是行动者本身，每个人参与的可能？
    安猪：传统的公益行动可能更多着眼于被服务者，例如学校的老师也被当作被服务者看待。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为参与者、行动者提供服务，只有每个人的参与，这个世界才有可能改变。
    南都公益周刊：真正的行动者可以成为改造或者创造一个新系统的力量？
    安猪：这是一个基础性工作，从建设公民社会开始，让志愿者、行动者更有效地行动，让更多人参与，这样的途径完全可以找到。从我们自身的资源来看，还找不到可以去影响政策的可能性，那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更感兴趣的是，能让人参与公共事务后，感到这不再是与己无关、枯燥无力的做法，而是一个能有所收益并享受的过程。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吴珊 实习生 岳嵘 许春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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