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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界“大佬”徐永光:中国慈善的未来在于回归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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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31 11:59:26 | |阅读模式
慈善界“大佬”徐永光:中国慈善的未来在于回归民间
2011-8-27 23:19:00    作者:李铁柱 程丁   




慈善界“大佬”徐永光。程丁/摄

  在中国现代慈善发展的30年中,徐永光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标志性人物。
  他是30年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事业的探索者、操行者、见证者、被拷问者,他的人生轨迹,和中国慈善行业的颠簸起伏一直紧紧相依。
  当我们见到徐永光时,他早已是中国慈善界声誉顶隆的“大佬”,掌管着上亿元的知名基金会,担任着基金会中心网的理事长,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收获掌声,虽然他的身份只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秘书长,但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各种场合的集会几乎都会给他留一席之地。

  坚持不上微博不想被围观

  2011年,对中国慈善行业来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一个名叫郭美美的年轻女孩,在微博上不经意的炫富之举,却让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之中。宛若推翻的多米诺骨牌,中国红十字会“天价餐”、中华慈善总会“尚德捐赠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非希望工程”……中国慈善行业,一时面临空前的舆论声讨。
  对于今年公益事件频发的现状,徐永光一方面为公民权利意识地觉醒而兴奋,另一方面却对网络上到处充满的不信任言论不能理解,但无论如何,他始终坚持相信,对中国公益慈善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在这个微博年代,徐永光却坚持不上微博,用他的话说,“我不想被围观”。最新的消息是,8月29日下午,在这个中国慈善面临空前信任危机的特殊时刻,他将与著名媒体人、原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将举行一场网上辩论。

  中国公慈善事业须走官民合作道路

  在过去的20多年间,徐永光努力推动中国慈善回归民间。在接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中,徐永光说的最多的是“民间慈善”四个字,在他看来,慈善的命脉在于它的民间性,这样才能使慈善更具生命力。他一直对中国慈善极强的官化色彩多有诟病,渴望中国慈善可以去行政化,真正的回归民间,形成一个自然良好的发展生态,“发展好的慈善组织得到较多的资源,不好的逐渐遭到淘汰,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机体”。
  他一直认为,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必须走一条官民合作的道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组织善善治、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公众参与、官民合作、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这是他认为的理想的慈善场景。
  实际上,翻开他的履历,不难发现,他截止到目前的职业轨迹,从团中央组织部长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继而创办了中国最著名的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直至目前的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其中也暗含了一条逐步回归民间之路。
  当记者在查阅徐永光的履历时,赫然发现,他已经62岁了,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将会退出一线公益事务的舞台。               
  2011年8月26日,北京国贸万通中心,徐永光接受了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他的脸柔和而毫无棱角,头发梳理得整齐,身着普通的白衬衫,始终面带微笑,语速不急不缓,诚恳而谦和。

  【对话】
  国内慈善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

  记者:您从事慈善公益事业这么多年,切身感受是什么?
  徐永光:90年代,那时国内的公益慈善机构还很少,我们做“希望工程”做的很好,基本上是一枝独秀的局面。但是近些年,国内的公益慈善机构越来越多,政府介入的也越来越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自由了。正常的慈善应该是从官到民,回归民间,但是近几年感觉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比如,基金会收到的钱都要交回到政府手里。表面上看,钱是集中了,但是说不清楚公众捐赠的钱花到哪里了,这对公众的捐赠热情是一种挫伤。
  记者:近期慈善行业的新闻不断,在你看来目前国内的公益慈善是什么状况?
  徐永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改变体制,就迈不动步子”。近期慈善行业的负面新闻使慈善行出现了“两个退步”的局面。一是公众对慈善热情的消减,这些负面新闻,使得公众的热情从高潮到低潮,对慈善机构信任度下降;另一个是慈善理念的退步,现在,出了这么多负面新闻,人们一下子不知哪种慈善理念是对的,哪种是错的。

  慈善不是救济穷人,而是教给他们生存技能

  记者:什么样的慈善理念才是正确的?
  徐永光:目前社会对慈善的一个误区是去组织化,近期这些负面新闻,让有些人认为慈善应该去组织化,像陈光标那样做慈善才是对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是慈善理念的一种倒退。现代慈善需要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另外现代慈善也应该不断寻求创新,比如,目前国外一些慈善组织会给穷人小额贷款,鼓励他们创业致富,教给他们生存技能。只是把钱送给穷人的慈善理念已经过时了,因为现代慈善强调给穷人是能力不是金钱,给穷人钱救济他们,那是政府做的事情。
  记者:为什么需要慈善组织呢?
  徐永光:专业化的慈善组织可以进行专业化操作,提高慈善的效率。比如,进行某个项目之前,需要对这个项目进行评估,经过专业化的评估,这个项目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结果,效率自然能提高。
  记者:能介绍之前您讲过的“慈善产业链”吗?
  徐永光:慈善的源头是捐款人,然后是基金会,在国外基金会是管钱的机构,不是直接花钱的,然后是支持机构,由这些机构提供慈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专业的法律机构、会计机构、评估机构、咨询机构等,但是目前,国内这方面非常欠缺。

  10%的管理费并不高

  记者:那如何看待近期慈善的负面新闻不断呢?
  徐永光:博爱基金的创意是好的,但可惜在操作过程中除了问题。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还需要进行评估,不好说有没有问题。
  记者:目前基金会要收10%的管理费,是不是高了?
  徐永光:目前公众有个认识误区,认为收管理费是基金会“雁过拔毛”,其实从国外来看,10%的管理费我认为并不高。基金会的成本主要有行政成本、筹资成本、项目管理费等,仅筹资成本在国外就达到了10%。3年前,香港乐施会筹资成本已经占到了14%,行政成本占7%。

  慈善的生命力在民间

  记者:您认为对中国慈善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徐永光:之所以说是最好的时代,一方面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对参与慈善重视起来。要求行使自己的选择权、监督权。一旦权利意识提高,中国慈善发展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另外,民间慈善组织在不断出现,中国慈善的发展更有活力,政府也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鼓励民间组织发展。
  而最坏的时代,主要是指目前的慈善体制已经成为慈善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不改变,最后慈善必然会被公众抛弃。
  目前的问题是,公众的权利意识提高时好事,但却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感,不知道中国慈善应该向哪里发展。
  记者:您认为,中国慈善应该如何发展呢?
  徐永光:慈善最终还应该回归民间,民间做慈善,政府做服务。慈善是民间的行为,如果政府过度介入,肯定会出问题。目前,很多慈善组织获取资源靠的不是自身能力,而是靠与政府的关系获取资源。这样下去,会打击到公众的热情。
  另外,很多地方政府乐于搞慈善风暴,索捐、劝捐,政绩化,这实际上是对慈善的破坏。在不少地方,慈善组织成了政府的提款机,这种政府权力的越位,必然导致监管上的缺位。
  记者:慈善回到民间后,又改如何监管呢?
  徐永光:慈善回到民间后,可以形成一个自然的发展生态,发展好的慈善组织得到较多的资源,不好的逐渐遭到淘汰,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机体。
  记者:什么样的慈善体制,才是您为的理想的体制呢?
  徐永光:法律规范、政府监管、组织善善治、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公众参与、官民合作、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达到这样的要求就可以了。

  慈善体制阻碍公开透明

  记者:为什么近期慈善的负面新闻会集中爆发呢?
  徐永光:一方面是公众权利意识提高,开始关注公益慈善,另一方面则依赖于传媒的进步,特别是微博的出现。
  记者:目前公众对慈善机构的公开透明多有诟病。
  徐永光:对于公益慈善来说,公开透明是最低要求。因为公益慈善组织的钱是公众捐赠的,公众有权利知道钱花到哪去了,怎么花的,花的有没有效率。公众捐赠的钱,却什么都不让他们知道,这不符合逻辑。
  另外,网络发展,公开透明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
  记者:目前公开透明存在哪些困难?
  徐永光:在一个竞争体制下,不透明的机构会逐渐被淘汰,这就逼着慈善机构去做公开透明的工作。但是目前,对很多慈善机构来讲,资源都是政府给予的,透不透明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当然不愿意透明。
  基于这种理念,他推动起草了慈善行业自律制度,提出公益慈善行业自律从基金会做起,基金会自律从信息公开做起。“现在,网络的发展使信息公开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只需要把信息放在网站上就可以了”。
  记者:基金会中心网目前运营情况怎样?
  徐永光:目前基金会中心网成立只有一年,但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信息披露平台。09年披露的基金会已经达到了85%,2010年的数量我们计划达到95%。同时,今年我们将加大项目信息的披露。基金会中心网将提供一个平台,让公众比较容易就可以查询到这些基金会的信息。达到“让公众理性捐钱、基金会透明管钱,服务机构高效花钱”的目的。

  慈善立法前应搞清慈善官办民办问题

  记者:近几年,社会一直在呼吁慈善立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徐永光:目前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很多了,可以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已经限制了民间慈善的发展,比如,基金会一定要找一个挂靠单位,这个身份问题就困扰制约了很多基金会的发展。
  在慈善立法之前,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慈善到底是官办还是民办,不清楚这个问题,慈善立法只会继续阻碍中国慈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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