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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森孤学院”流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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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森孤学院”流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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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30 17: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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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森孤学院”流浪记●流浪儿童民间救助遭遇制度尴尬●一个昔日少年犯“
公益
梦”的破灭类别:
深度调查
浏览量: 74
版次:
OT06
版名:
深度周刊 记录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4-30
作者:
吴珊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
编辑此文
摘要:在徐州救助站安顿不足一个月,4月22日,姜林带着20个流浪孩子踏上返回重庆的火车———另外三个孩子已在前一天由救助站送回家乡。一个月前,姜林曾带着这23个孩子6天内迁徙4地,起因是他在重庆创办的流浪儿童之家———“森森孤学院”遭到了政府“取缔”。
3月30日,徐州救助站,姜林(右一)和23个孩子。 南都记者 吴珊 摄
姜林(左一)去年在重庆街头义卖报纸。 资料图
去年“森森”的孩子和重庆民政局等部门的领导饭聚。资料图
彭向阳曾进救助站7次,如今已回到家乡。南都记者 吴珊 摄
在徐州救助站安顿不足一个月,4月22日,姜林带着20个流浪孩子踏上返回重庆的火车———另外三个孩子已在前一天由救助站送回家乡。一个月前,姜林曾带着这23个孩子6天内迁徙4地,起因是他在重庆创办的流浪儿童之家———“森森孤学院”遭到了政府“取缔”。
2月23日,重庆市大渡口区民政局宣布“森森”不合法———它是“未经任何职能部门审批、擅自成立的社会组织”;却又没有宣布它“非法”———“我们没有界定它非法的权限”。而就在11天前,“森森”的孩子们还和重庆市救助站的孩子们一起联欢,重庆市民政局局长说,希望市救助站和“森森”搞好合作。
这是4年来“森森”在重庆经历的第3次关停。从昔日流浪儿童、少年犯,到今天的公益人士,姜林和他的孤学院从诞生起就饱受各方质疑。在这次风波中,无路可循的他曾见到一丝光亮———徐州市救助站意图在“森森”孩子身上进行新型救助的尝试,最终,这一切因媒体的追踪报道而夭折。
姜林说“森森曾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今,这个梦破灭了。”
救助站出逃15个孩子悄悄翻过徐州救助站的铁门,散落在这城市边缘的茫茫暗夜里
江苏的西北边界,徐州西郊的丁楼村,日落后在城市灯光的边缘隐入暗夜。与市公安局拘留所一墙之隔,徐州市救助管理站向通往安徽萧县和河南商丘的主干道吐出一条两米宽、两公里长的狭窄小路。
女人们被叮嘱不要在太阳落山之后只身走这条没有灯光的小路。路边的墙上贴着公安局3月24日发布的无名女尸协查通报,午夜时分,警方的巡逻车守在救助站的大门外,空荡荡的街道上只有流浪汉在垃圾堆里找寻食物。
3月14日的下午,救助站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二楼,当姜林和他的女友陷入激烈争吵的时候,一楼的15个9岁到16岁不等的孩子,悄悄翻过救助站的铁门,几个小时后散落在这城市边缘的茫茫暗夜里。
4天前,姜林和两位老师带着23个流浪孩子,从四川前来“投奔”徐州救助站,因为他在重庆创办的流浪儿童之家———“森森孤学院”遭到了政府的“取缔”。
“你要回去,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像线头断了珠子就要散掉一样,当孩子们的老师、姜林的女友正在收拾行装,姜林不得已吼出这句之后,孩子们似乎预知了他们被独自留在徐州救助站的命运,于是决定集体逃跑。
大的领着小的,在救助站大门和住所间往返了3次,最终没能成功把全部孩子带走,留下了8个。救助站最外层的电动铁门只有1米多高,大孩子托着小孩子的屁股,里边推外边接。
15个孩子跑到湖边,钻进了一个没有水的下水道。他们想避过搜查,等天黑后再搭火车回重庆。个子最高、年纪最大的彭向阳,躲了一阵觉得害怕,就独自钻出来向附近的火车站走去。
一路上他避开了打出租车寻来的姜林和老师,但没想到那个叫铜山货运站的地方没有一辆火车是载客的,只好再向路人打听徐州市火车站的方向。
此时12岁的小个子韦杨也和几个小伙伴到了铜山货运站。他找了一节窗户上有破洞的车厢,钻进厕所里躲起来,结果等了一晚上火车也没有开。
这天晚上徐州开始下大雨,气温骤降。走到徐州火车站的彭向阳,在售票厅的地上睡了一夜,冻得浑身发抖。
韦杨在第二天早上离开铜山货运站之后,兜里还有两块钱,就花一块钱坐公交车到了徐州火车站。因为找不到机会溜进站台,他跑到旁边的一家网吧,用剩下的一块钱打网游。
最终,这天包括彭向阳和韦杨在内的3个孩子都在火车站被姜林找到了,其他的孩子也都陆续地自己返回、被市民和派出所送回,只有9岁的吴小林仍不见踪影。
3月18日,在失踪了4天之后,老师在送一个孩子去看病的途中巧遇吴小林。他穿着不知哪里捡的棉衣,脸上仍然挂着傻傻的微笑。4天来他挨个问别人“森森孤学院”在哪,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
少年犯的救赎16岁因抢劫入狱的姜林,梦想办一所“森森孤学院”,给流浪孩子以幸福
吴小林回到徐州救助站的这一天,姜林和女朋友彻底分手,深夜独自走出救助站的大门。17年都过去了,28岁的他竟然再次和这些流浪孩子一起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11岁那年,父亲和母亲离了婚,姜林和两个姐姐从此各奔东西四处流浪。
15岁时,在重庆一家饭店刷盘子的姜林,因为想筹集做生意的本钱而偷了店家的彩电和冰箱,事发后被送进了少管所。一年后出来,他找不到工作,像株无根的植物一样在一条公交站的长椅上躺了七天七夜,对社会不公的仇恨却越来越浓。
他联系了过去认识的一些街头混混,在步行街对路人实施了20多次抢劫。被警察戴上手铐的那一刻,他竟然有种求死前的轻松。“枪毙我吧。”在宣判法庭上,他向法官喊道。最终这个16岁的少年被判入狱7年。
他在狱中自杀了三次。割腕、上吊,“泼妇般折腾自己,烂泥一样地活着”。直到20岁生日那天,监区新来的一位管教干部送给他一本《堂·吉诃德》。一个句子把他唤醒:“懒汉不去争求就得不到任何光荣和胜利,如果随波逐流只谋安逸,在享乐中沉迷,在悲伤痛苦中沉沦,不向命运反抗,幸福快乐不会从天而降。”
他疯了一样地迷上文学,用脑袋撞墙来逃避劳动,流着血用书本撑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幻想着自己未来的命运可以获得救赎。被罚7次禁闭和5次严管,姜林在20岁和23岁之间零碎地拼凑出一年读书的时间。监牢外面的院子里,常常飘荡着一个大声复诵莎士比亚诗歌的声音。
他也开始自己写故事,故事的核心是他办了一所“森森孤学院”,所有流浪孩子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力量和幸福。
2005年出狱之后,姜林像个教徒一样迫切地向往变成一个纯洁的好人。他坚持等每一个红灯变绿再过马路。有的红灯在深夜一直不变灯,他像个傻子一样在路口等上一个多小时。街上有人随地丢烟头,他追着别人的鞋跟捡起来扔进垃圾箱。一个人才市场给了他一份清洁工兼保安的工作,他每天都把每一块地砖的每一条缝隙扫得干干净净,再用拖把狠命拖,直至大汗淋漓。
而在狱中萌发的那个梦,“森森孤学院”,他也试图用尽一切努力把它带进现实。
孤学院出世2009年底,“森森”已有30多个流浪孩子和7个老师,靠报纸义卖维持开支
2006年,姜林两次为“森森”筹资失败而中途关停。
2008年底,他用白天在广告公司上班、晚上摆地摊的收入,在大渡口区月光村租下一套三居室,收养了5个流浪儿童,除了一个保姆,还请了两个老师,家庭式的“森森孤学院”算是正式出世。
在姜林内心,森森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是他信仰的化身。
2008年,他自己联系重庆的中小学做了60多场免费演讲,每次登台都痛哭流涕地喊妈妈,劝孩子们不要离家。西装革履地登台,却经常没有回程的车费,演讲完了他只能徒步走二三十公里的坡路。
姜林“浪子回头”办起孤学院的故事,经过重庆电视台和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引起了重庆市民的关注,大量
志愿者
向“森森”涌来。在参加了一次其他
义工
组织的义卖报纸活动之后,姜林想到为“森森”筹资的方法。
他辞掉工作,开始为“森森”招聘专职的卖报员工。一份报纸5角钱,40多个员工穿着“森森”的校服、带着小捐款箱上街义卖,可以卖到两元到五元一份。除掉卖报人员工资,每个月差不多有4万块收入。
2009年6月,孩子越收越多,姜林便联系了大渡口区的海天艺术学校,租下一层楼办学,又四处招聘老师、会计和办公室主任等,还找了一位律师。
四川美院汽车设计本科毕业的朱砾,此时也是“森森”的志愿者,他有一个美术工作室,月收入近5000块。在姜林多次劝说下,朱砾做出了一个让大学同学们惊愕的决定:担任“森森”的秘书长和美术老师,月薪2200块。在他的理想里,流浪儿童也可能被培养成大学生。
抱着一堆获奖证书前来应聘的理想青年鲍洁,重庆师范大学教育学本科毕业。和“森森”的员工一起在酷暑中上街卖报,3个月后被任命为教学部主任和语文、音乐老师,月薪却只有1600块。
一个年轻而有朝气的团队就此建立,院长姜林把自己定位为“精神领袖”和孩子们的心灵导师,“森森”由此建立起9人的常任理事会,重大事项都要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的事项甚至包括姜林能否找一个女秘书兼女朋友。今年春节,姜林的母亲希望能看一眼未来的儿媳妇。姜林亲自招聘的女秘书谭丽,最终默认了姜林的追求。
2009年底,“森森”已拥有30多个流浪孩子和3个生活老师、4个教育老师,靠卖报收入来支付每月6000块的场地租金、员工的工资和孩子们的生活开支。
重庆蜜月新华社、央视、凤凰卫视的记者闻风而来,热烈的舆论也让政府部门注意到了“森森”
一个悔过的灵魂总能吸引喜欢社会教化的媒体的注意。在2009年搬入海天艺校,“森森孤学院”渐渐眉目清晰的日子里,重庆本地媒体几乎每周都有关于“森森孤学院”的报道,朱砾也被当作“富二代”的另类代表被热炒。
曾经做过广告业务员的姜林也深知媒体对一个没有名分的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在天涯杂谈上设讨论版、在网易上开博客,并注册了“森森”的官方网站,两个Q Q群也很快聚集了600多名志愿者。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的记者都闻风而来。2009年3月,姜林甚至受邀到央视“大家看法”“两会”专题的录制现场,和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及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一起向“两会”建言。
热烈的舆论也让政府部门注意到了“森森”。2008年年末,重庆市民政局下属的市救助站带着6个流浪儿童到“森森”吃团年饭,还
捐赠
了1000块的现金。
共青团重庆市委和大渡口团区委也在2009年4月和5月分别到访,组织志愿者为“森森”的孩子们捐献了价值5000多元的物资。
重庆市司法局也没有漏掉这个监管教化的典型。2009年重庆市政府机关提倡“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11月5日,姜林和“森森孤学院”的孩子受邀参加重庆市政法系统故事会的演出,把他在服刑期间接受教官感化、出狱后办起了“森森孤学院”的故事变成了话剧。
今年2月12日,“森森”的孩子们甚至受邀到市救助站新落成的流浪儿童保护中心参加了新年团拜会。30个孩子与市救助站的15个孩子坐在
一起,在媒体的摄像机下和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市
慈善
总会的会长等一起吃团年饭———但被提前告知这天不能穿“森森”自己的校服。
在这次团拜会上,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刘涛表达了让“森森”和救助站合作的愿望。姜林非常欣喜,但他和救助站的站长谈了很久,最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合作。
危机四伏经历了“查账门”风波,“森森”没能躲过市长信箱里的举报信
“森森孤学院”虽已慢慢成长,但始终是一个“私生子”。质疑之声自诞生起就如影随形,体制之外的它自然无法摆脱如创办人姜林一样多舛的命运。
2009年4月,“森森”陷入“查账门”,成为舆论的第一个拐点。重庆市
爱心
社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公布查账结果,一张“姜林”还“姜林”5000元的“神奇借条”被形容为“刺入所有有爱心人们心中最疼的一根刺”。
“在资金核算中发现工作人员薪资占总支出的70.5%,而使用到流浪儿童身上的费用仅占12.3%”。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据此向社会发出“警示”:“‘森森孤学院’莫让流浪儿童成为生财的工具!”
帖子被转载到天涯等论坛的首页,姜林和“森森”以一个“欺骗者”的形象成为无数帮助过或没有帮助过他们的网友泄愤的靶子。
《重庆时报》等本地媒体真的找到另一个叫“姜林”的借债人而终止了这场风波,“森森”的开支大多用于每月老师、阿姨和卖报人员的工资也查不出更多问题。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收回对姜林“社区志愿服务证”的撤消令,“警示帖”也很快被各大网站撤下。
但在资金短缺和政策空白的夹缝间,无名的“森森”始终难以摆脱头顶悬着的一片阴影。它就像只蚂蚁一样掉入了一个超出它理解能力的怪圈,不知疲倦地在这没有出口的迷宫里爬行。
姜林去找企业拉赞助,企业说他的机构没有注册无法捐款;他就去政府部门寻求注册,跑民政局,民政局说个人举办流浪儿童收养机构还存在政策和法律的空白,而且他要办的是学校应该找教委;跑教委,教委说他办学的资金和场地都不符合条件,收留的又是流浪儿童,还是应该找民政;他不甘心,连团市委、妇联甚至社科院都去跑过了,但显然没有一家可以做他的业务主管单位。
今年春节过后,脆弱的“森森”,没能躲过市长信箱里的又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件对“一个非法组织怎么能收容三十几个流浪儿童”提出质疑:“政府有救助站等合法的公益机构不来做,却让一个无法监管的非法组织来做,是不是政府不作为?”
今年2月23日,大渡口区民政局的回复在重庆市的政府网站上公布:“森森孤学院”是未经任何职能部门审批、擅自成立的社会组织,以招募志愿者带领收容的流浪儿童上街义卖报纸、接受捐赠的方式筹集经费维持开支。目前该组织租赁大渡口区海天艺术学校房屋维系食宿,据悉,现已拖欠租金数月未缴。在区民政局和海天艺校联系之后,后者已责令该组织于3月15日前解散撤出。
“重庆市已有37家可以为流浪儿童提供救助的救助站,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森森孤学院’呢?”在“森森”撤离后,重庆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刘韵秋说。
异梦殊途救助站:现行救助的目标只能让孩子回归原生家庭,你没有监护权,孩子出了问题谁来担责?
16岁的流浪少年彭向阳,“森森”的孩子,曾经6次进入救助站,每一次被送回家后,他都会再跑出来。他不想要那个经常打骂他的后妈的家,他也害怕进救助站,“把人关在房间里,好一些的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出来放风,在县城的救助站还会挨打”。
为此姜林曾用“行为艺术”向社会扫盲。2009年,他连续一个星期蜷缩在重庆大禹路和解放碑的街头,身后的板子上写着:孩子们想他们的爸爸妈妈,但不是打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想家,但不是那个没有温暖的家。
公益组织“麦田计划”志愿者何云鹏,是在“查账门”事件后进入“森森”策划部想近距离观察其运作的,在他看来,“森森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存救助制度的一个讽刺”。
被街头混混控制———送进救助站———10天之内被送回家———再从家跑出来被混混控制……流浪孩子们的命运大多在这个“救助怪圈”里循环往复。“他们不犯罪几乎不可能。”何云鹏说。
“森森”有个制度,男员工午夜要到重庆的各大步行街和火车站去找流浪孩子。何云鹏和姜林去过解放碑的地下网吧、好吃街旁边那条封闭的巷道。晚上12点之后,那里会有二三十个流浪孩子并排坐在两边,被混混控制的孩子,不是被雇佣来贴牛皮癣,就是摸包、乞讨。
很多混混不过是成了年的流浪少年,姜林会递给他们一张名片,付50或100块钱把孩子带走。他还嘱托他们把新发现的流浪孩子送到“森森”来,除了奖励,“森森”还给报销车费。他把这理解为给罪恶行径买单。
中国现行流浪儿童救助制度,最终目标是把孩子送回家,在进入救助站和回家期间,救助站拥有对孩子的临时监护权。“为防止这期间孩子逃跑,救助站不得不采取封闭式管理的方式,以避免遭到孩子家长的起诉。”徐州市救助站副站长马李解释。
而“森森”不强迫孩子们回家,也不会把他们关起来。老师和孩子们像个大家庭一样同吃同住,上课时是老师,下课了就是哥哥姐姐。每天的值日老师从早到晚地带孩子们做活动,每个孩子每周都有10块零用钱。到了周末,还有志愿者和老师带孩子们集体出去玩,上公园、电影院和博物馆。
“森森孤学院”想成为流浪孩子们的新家,但对于这个设想,重庆市救助站一位人士却认为十分幼稚,“现行救助的目标只能让孩子回归原生家庭,你没有监护权,孩子出了问题谁来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市救助站即将建成一座新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用“类学校”的管理体制来取代现有的救助办法也正在酝酿之中。姜林称救助站曾经提出聘请他来做“类学校”的管理人员,由“类学校”来接收“森森孤学院”的孩子,其余的老师可以周末到“类学校”来做志愿者。
但这等于解散了“森森”,姜林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没了森森,老师和孩子们同吃同住,每天轮流带孩子们出来逛街这些做法如何实施?”他希望救助站先赋予“森森”一个合法的N G O的身份,再来购买他们的服务。在一位救助站副站长的办公室里,他为了换取支持,甚至做出了撞墙的激烈之举。
姜林的固执,重庆救助站却认为“实际上是一心想利用政府成立自己的机构,求得自己的名分”。“政府的角度是要把事情越管越少,他却要把事情越管越多。你说怎么调和?”一位工作人员直言不讳。
“森森”出走在重庆“无路可退”,在成都失去信心,徐州是最后一线希望
重庆大渡口区政府就紧挨在海天艺术学校的旁边,2月23日区民政局对市民举报的回复给了“森森”致命一击。卖报人员很快流失了一大半,原本联系好的几个新场地的房东也收回了租约,陷入“质疑门”的姜林,感到自己在重庆已无路可退。
3月3日,因为在房租和校舍使用上和“森森”积怨日深,海天强令“森森”“3天之内必须搬走”。
3月5日,姜林和9个“森森”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带领23个没有父母接回的孩子投奔成都,那里有一所私立艺术学校可免费为他们提供场地。姜林设想,这个邻近的省会城市,或许适合重整旗鼓。
连篮球架都被卸了下来,连同电脑、洗衣机、微波炉、书和衣服一起装上两辆卡车,“森森”成员们日行400多公里到达成都一处拆迁区。中央电视台、成都电视台和几家成都本地报纸的记者正守在那里。
记者们陪姜林去了新都区的那所艺校,学校的负责人表示,无偿提供场地的前提是新都区民政局或区教委同意;一行人找到区民政局,对方答复是学校的批复需要找区教委。姜林还没来得及去找教委,就又得到一个消息:关于“森森”到成都的消息,已经被当地政府封锁。他失去了继续试探这座陌生城市的信心。
徐州救助站的副站长马李是“最后的希望”。在北师大的一次儿童福利的研讨会上,马李曾经告诉姜林,走投无路之时可以到徐州来找他。
仅剩的一点积蓄决定用于把孩子们运到徐州去。姜林就地变卖了“森森”除电脑之外的所有物资,先把孩子们运到不用身份证也可以坐火车的德阳,再从德阳买齐26张去往徐州的无座火车票。
上车前,“森森”的孩子们集体脱下了校服。因为马李事先告知姜林,所有“森森”的痕迹都要被抹去,这是徐州能够接纳一个外地“非法”组织的前提。
而退到最后这一步,勉强愿意跟随姜林和孩子们去徐州的只剩下两位老师,其中一位还是姜林的女朋友。
一线光亮徐州救助站副站长马李否定恢复“森森”,但他把23个孩子的管理权限交给姜林,并支持恢复过去所有合理的制度
3月14日,在徐州救助站和女友陷入争吵的前夕,穿着一双别人送的耐克鞋、一件在地摊上买的蓝色棉衣的姜林,内心充满了挫败感。女友闹着要跟他分手回重庆,大姐劝他到上海做生意,老师们责怪他把“森森”给“卖”了,网友又质问他“23条人命被带到哪里去了”?纷杂的现实像团黑色的雾,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和女友分手后,姜林在“留在徐州陪孩子”和“去上海”之间摇摆,摇摆的依据,是他和马李之间的互相试探和观察。
在去年11月北师大的那次儿童福利论坛上,马李曾经打断正在发言的姜林,针锋相对地指出他不应该一味抨击政府,而要学会合作。
作为福特基金会中国奖学金项目的首批学员,马李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攻读社会政策的研究生。他向北师大教育基金会申请了一个流浪儿童行为干预的项目,徐州救助站被当作这个项目的研究基地。
姜林带来的23个流浪孩子刚好成为了这个项目的首批试验对象。但他仍不放弃劝说马李担任“森森孤学院”的院长,并在全国发展分院,“这样就可以和各地的救助站合作改变更多流浪儿童的命运”。
马李否定了所有恢复“森森孤学院”的想法,但是他把23个孩子的管理权限交给姜林,并支持恢复过去“森森”所有合理的制度。
3月27日,马李听从姜林的建议,带孩子们到徐州的云龙湖、博物馆和游乐园游玩。3天后,他又主动买回23套迷彩服,准备周末带孩子们去拓展学校打野战。
他甚至给彭向阳争取到进入技师学院厨师班学习的机会,因为这个孩子未来想做一个厨师。
马李给孩子们设计的蓝图是:除了每周一天回归正规学校的课堂,再请几位正规学校的老师给他们兼职上课;每周两天外出活动,一天做都市生存训练等体验式游戏,一天发动他们到街头做公益劝导和带回新的流浪儿童。
北师大的老师可以参与流浪儿童的行为干预,包括了对他们家庭的危机干预。马李甚至也给姜林联系了一个管理学的培训课程,流浪儿童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能力培训。这一切是为了3年项目期结束之后,向国家有关部委递交完整的政策建议。
徐州救助站里的流浪儿童保护中心是个“回”字形的露天建筑,孩子们上午上课、下午做活动,生活渐渐规律。3月31日上完心理辅导课,不知谁的一本《迈克尔·杰克逊自传》落在了教室的讲台上,一个孩子在操场上单手支地练街舞。
而10天前,姜林当着马李的面把23个孩子集合起来,问如果自己要走,多少孩子会选择离开。15个孩子要跟他走,只有8个要留下。第二天马李再问,11个要走,12个要留下。彭向阳改变了主意,他期待技师学院的厨师班可以尽快接收他。
到徐州后,姜林曾给重庆市救助站的负责人打过电话,对方答复,“我们只能按政策走,送回来的孩子都要被送回家”。于是,他和两位老师渐渐放弃了离开徐州的想法,甚至“甘愿变成救助站里的一名志愿者”。
回到原点剩下的14个孩子像一群不愿散开的候鸟一样在解放碑步行街流浪,姜林看着他们衣服臭了,恶习又回来了
然而,徐州救助站安顿不足一个月,姜林似乎渐渐生起的希望,又突然被扑灭了。
4月15日、16日,央视播出《森森孤学院的五年浮沉》和《流浪的家》,在片尾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森森”求助的徐州市救助站,并预测了孩子们可能被再次送回家的命运。
片子在徐州市民政局和救助站内引发震动,低调运行的试验也被推到台前。4月17日,徐州市救助站称已接到当地民政部门的指令,将按照政策,把姜林带来的23个流浪孩子送回家。“徐州市民政局对我过去服刑的经历有些看法。”姜林说。
再次经历变故,彭向阳主动提供了自己姑姑的家庭住址。站方为他和另外两个愿意回家的孩子订好了回家的火车票。4月21日,在姜林和其他孩子们返回重庆的前一天,彭向阳踏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他将第7次进入救助站,并最终被送回家乡广元。
4月23日,在徐州市救助站的安排下,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姜林、两位老师和剩下的20个孩子回到了重庆。
除了坐轮椅的张小兵,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踏进救助站的大门、再被送还回家。《重庆晨报》给姜林和孩子们免费提供了3天每天500份报纸,能卖掉孩子们就能吃上3天的饱饭。
两个孩子被父母接走了,一个自己回家了,吴小林和李俊离开了大部队去找自己认识的混混。孩子们很快听说,李俊———曾经的“森森孤学院”里怎么吃也不会饱的“胃王”,因为在解放碑扒窃而被派出所带走了。
剩下的14个孩子像一群不愿散开的候鸟一样在解放碑步行街流浪,每天除了卖报纸饥一顿饱一顿,晚上有钱就睡旅馆没钱就睡大街,他们每天 还 会 打 几 个 电 话 给 姜 林 约 见面———已经身无分文的姜林住在朋友的家里,忙着投简历找工作。
重庆市救助站流浪儿童保护中心的主任来过一次解放碑,劝孩子们去救助站,但仍没能带走一人。除了几个志愿者和“森森”过去的老师,再没有别人来过问这些聚集在重庆最热闹的步行街上的流浪孩子。
姜林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衣服臭了,恶习又回来了,一点点地被打回原形。故事在转了一个大圈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一切像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重庆“森森”记事
2008年底,昔日少年犯姜林收养3个流浪儿童,家庭式的“森森孤学院”正式出世。
2009年底“森森”已有30多个流浪孩子和7个老师,靠报纸义卖、接受捐赠维持开支。
今年2月23日,重庆大渡口区民政局宣布“森森”未经任何职能部门审批。
3月5日“森森”师生搬离重庆,后辗转进入徐州市救助站。
4月23日,姜林带着20个孩子返回重庆,大部分孩子不愿进救助站,重新流浪。
南都记者 吴珊 发自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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