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他们把感动带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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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益时报

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固然需要宏伟的叙事，需要英雄，需要名人名家，需要适当的“仰视”，可我们这伟大的时代同时也是平民大唱主角的时代，而生活中的普通百姓，对他们身边发生的真实而生动的小事件、小人物，因为距离更近，看得也更真切，同时也更加敏感与在意。他们在平凡的世界中书写着精彩的人生，滋生了伟大的人格。
悲歌中绽放的平民英雄
赵世良·饶美萍
  因为有了葬礼上的婚礼，所以也就有着一段献给这对平民英雄“夫妻”特殊的祝福话语：“愿你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死同眠，鸳鸯结对，永结同心，百年好合。”乡亲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对恋人在婚礼前夕为救落水儿童双双献出了生命。
  2006年8月17日下午4时，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广西桂平市殡仪馆举行。这场婚礼没有鲜花和掌声，没有婚礼进行曲，没有伴郎和伴娘，甚至连新郎和新娘也看不见——此时，新郎和新娘正双双地躺在棺木之中。在另一个世界，新郎和新娘也许能相拥相吻，但在现实中，只有洁白的花圈和乡亲们的哭泣声，以及令人肝肠寸断的哀乐——广西师范大学教师赵世良和女友饶美萍为救落水儿童双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了却他们生前的心愿，众乡亲共同见证了这场葬礼上的特殊婚礼，祝愿这对勇敢的恋人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英雄救人的悲壮一幕发生在8月15日下午6时许，在桂平市金田镇舅舅家过暑假的11岁学生安安（化名）和家人在大鹏河边游泳时，不小心滑到水流很急的深水区。
　　“救命，救命！”正在附近的赵世良听到呼救声后，奋不顾身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奋力向孩子游去。饶美萍见状也纵身跳入水中，几次努力，这对恋人终于一起将安安顶出水面，推到浅水区，可两人却因精疲力尽慢慢地沉入了水中。
　　饶美萍今年23岁，刚和赵世良从云南旅游回来，两人准备在桂平老家征求饶美萍父母的同意后登记结婚，不幸却在这时降临到这对恋人的身上。双方父母经过商量，决定满足他俩的生前心愿，在葬礼上为他俩举行特殊的婚礼。
　　何为英雄？某一时代，能面对人所不能面对的困难，可以完成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勇于挑战，敢于牺牲的人，人们称其为英雄。英雄除了“义”之外，所需的最大品质就是勇敢。
  正如此，英雄才并非遥不可及。一个普通的打工青年、一个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一个过路的司机、一个县城消防队的教导员、乃至上到古稀老人、下到10来岁的孩子身上，在危难关头，都可以做出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豪情壮举。在灾难来临的时刻，英雄使用无私、智慧和奉献的精神顶起了黑夜的闸门，让众生通过，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孜孜以求，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
  舍己救人的英雄们，他们用生命诠释出的故事总是让人感动。为抢救两名落水少年儿童英勇牺牲的湖南师范大学学生李春华、为救工友井下吸入致命毒气的通化矿业集团的张玉良、还有将生的希望留给了游客，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并最终失去双腿的湖南导游文花枝……他们令人感动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救人一刹那时迸发出来的惊人勇气，而是他们对于人类生命的尊重。
  有人说，2006年，平民英雄开始像火山一样集中爆发。在“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的时代注解下，一大群蕴藏于民间的平民英雄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用他们毫不张扬的品格默默地影响并激励着社会和公众，用他们这一群体的力量彰显着时代的诉求。（曾 鸣）
千万里奔波的绝症少年
黄小勇·黄舸
  一位人到中年的父亲，一个身患疾病的孩子，为了实现一个朴素的愿望，奔波了大半个中国。在3年多的时间里，父子俩仅凭着一个改装过的三轮摩托车，走过全国80多个城市，只为对那些帮助过自己的恩人当面说声谢谢。
  这是两个男人的旅程。
  他们用了3年多的时间，行程13000多公里，走过了全国80多个城市。父子俩揣着心中的爱，仅靠着一辆改装的三轮摩托车和一个轮椅，完成了万里感恩之路，向30多位恩人当面道谢。
  毋庸置疑，黄舸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一岁时，父母离异，从那以后，与父亲黄小勇相依为命，但这个破碎家庭的不幸并没停止。黄舸7岁那年，被确诊患有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这种病在医学上是不治之症，患者的心脏最终会因为肌肉完全丧失运动机能而停止跳动，并且患此病的人一般都活不过18岁。
　　刚开始，年幼的黄舸对病情不以为然，到了2000年，12岁的黄舸已经不能走路，只能坐上轮椅。就在那一年，黄舸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父亲黄小勇除了精心照料儿子外，只有尽量满足儿子的愿望，努力不使儿子在精神上绝望。
  2001年的春天，黄舸向爸爸提出一个请求，他希望自己能去趟北京看升国旗。面对儿子的心愿，黄小勇十分为难。这些年来，父子俩的生活全靠来自全国各地好心人的慷慨捐助和热心帮助。眼看着小黄舸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除了脖子和手还能动以外，全身所有的肌肉都无法随意调动。黄小勇不想让儿子带着遗憾度过余生，为完成儿子的心愿，他开始拼命打工挣钱。经过了近两年的精心准备，2003年5月17日，父子俩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征途。出人意料的是，黄舸父子俩的交通工具竟然是一辆人力三轮车。
  赴京圆梦之后，黄舸有了新的想法：“他们帮助了我，而我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也没跟他们说声谢谢，我心头有个强烈的愿望，我要去当面感谢他们。”黄小勇被儿子感动了，用笔记本记录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每一份捐助和每一次帮助，依据上面的地址，制定了一个贯穿全国的感恩之旅路线图。
  2003年8月的一天，父子俩没有回长沙，带着他们的感恩笔记本儿，骑着好心人捐助的摩托车，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他们的感恩之旅。从此每年都抽出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寻找素未谋面的恩人们。2006年，黄舸和父亲的三轮摩托车走过了郴州、南昌、杭州等18座城市，3年的感恩之旅终告结束。黄舸说：“他们都鼓励我好好活下去。”
  诚然，黄舸父子是这个社会中最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不仅生活艰难，而且遭遇了病魔的侵袭，但是，我们在他们踏上感恩之旅的质朴本性中，看到了久违了的人性中一种善意的寻常表达，不可否认，这是个需要感恩回归的时代，当他们父子俩抛弃了功利之心，而去做一件寻常人家寻常事的时候，带给这个社会的，无疑是一种无尽的回味。当一个人懂得感恩时，终归会将感恩化做一种充满爱意的行动并实践于生活中。
（白晓威）
深山中坚守35年的乡村教师
汪来九
  他远远不是只扮演一个乡村教师的角色，整个小学只有他一个人，他的身份很特殊：学校校长、教师兼保姆、勤杂工。为了孩子，他在大山中坚守了35年。他说，只要还有一个孩子，他就要在大山里呆下去。
安徽黟县宏潭乡毛田村，环绕周围的一座座高山异常苍翠。
  2006年4月19日，汪来九早已将黑板分成了几部分，中间部分写着二年级的生词；右边部分是一年级的标注拼音的生字；左边部分空着给五年级学生解方程用。整个黑板看起来十分舒服和美观。
早上8点，在同一个教室里，他正带领学前班的孩子复习学过的拼音字母。同时，一年级学生在写生字组词；二年级学生在课本上找出黑板上的词语；三年级学生读诗词；四年级学生做书上的练习题；五年级学生用黑板的左面解方程。当天是六级复式课。
三年级学生的朗读结束了，一年级学生已在黑板上组好了词回到座位，汪来九叫学前班最大的孩子到黑板前写拼音字母。这个孩子写好了，又回头牵着最小的、只有3岁的孩子到黑板前，递给他一截粉笔，看着他写，写错了再找黑板擦帮他擦掉重来。这就是汪来九多级复式教学中独创的另一种教学方法，他总结为“多级合作，以高导低”。
整个课堂忙而不乱。对于汪来九来说，这只不过是35年教学中极其平凡的一堂课。
1971年，从安徽省徽州师范学校毕业21岁的汪来九，被分配到宏潭乡毛田小学任教。当时毛田小学只有一间土坯房，每逢下雨时，房顶漏水融进地面，一踩一脚泥。年轻的汪来九目睹此景迫切希望离开这里。但教室里那20来个大大小小、一脸渴望的孩子们又让他犹豫：这些孩子们该怎么办？汪来九决定暂时先留在这里，带出一届毕业生再说。谁知这一留，竟然就是35年！
在汪来九的努力和坚持下，这个只有200多人口的小山村里，35年来，走出了70多名高中生、大专生和本科生。
“我生在大山，长在大山。我爱大山，爱老师这个职业，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只要毛田村的教学点不撤，我就一直干下去！”汪九来在面对淳朴的山村孩子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面对孤独；面对破旧狭小的土墙校舍；面对小学所有年级的所有科目、所有课程时如是说，尽管学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30多人。
其实，汪来九远远不是只扮演一个乡村教师的角色。他的身份很特殊：学校校长、教师兼保姆、勤杂工。从课堂授字识书到关心孩子们的日常卫生习惯；从“游击”教学到土屋、农户家、公社仓库，最后到汪来九向当地县政府努力争取到的三间校舍；从早上接送孩子们进教舍到晚上家访……都是由汪来九一个人独自撑着。
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提倡“学校向工农开门”，在广大农村中实行“民办公助”，“多种形式办学”，向农村普及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由此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扎根山区、埋头苦干的类似“汪来九”的乡村教师。在宏潭乡，像汪来九这样一人一校的教学点就有八九个，而汪来九也是众多扎根在山区教育的教师代表。
70年代初之后，教育政策已经开始向集中办学模式发展。国家对基础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取消自然村的单人学校，一个行政村保留一所完小，并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划，村民自筹资金，新建了规范的校舍，使农村的教育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的学龄儿童逐年减少。鉴于这种情况，21世纪初以来，政府又对基础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不少地方取消了生源不足的小学。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知道汪来九又要面对怎样的命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坚守已经为众多孩子铺出了一条坚实的人生之路。（李小健）
用勇气驱走黑暗的光明使者
单晓霞
  她离开了这个世界，却把光明送给了别人。她是一位普通的打工妹，一位善良的妻子，一位平凡的母亲，在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磨难之后，她毅然做出抉择——身后捐献眼角膜，回报这个带给她无尽温暖的社会。
“我虽然不能将我的生命延长，却可以将我的生命拓宽”。生命接近尾声的单晓霞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因贫困而辍学的单晓霞，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董建林一起来到石家庄。初到该市，他们以卖菜、卖凉皮等小买卖为生，后来手头上积攒了一点钱，就开起了蛋糕店。日子虽然过得辛苦，但靠着勤劳的双手和经营有方，他们的生活有了起色。
然而，厄运突然袭来。2002年初，晓霞乳房的下部长了一个肿块，4月2日，被确诊为乳腺癌。回到家后，单晓霞在床上整整哭了3天。
2004年夏，再也拿不出一分钱的晓霞被迫停止治疗，体重降到40公斤。似乎是命运的眷顾，单晓霞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医院里不停有好心人给她送来营养品、水果和衣物，医院也为她减免了治疗费用。
“我只是一名来石家庄打工的外地人，可是却得到了这么多的关爱，我要尽我所能回报社会”。单晓霞说，“我爱河北，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死后把光明留下，让我的眼睛继续注视着我眷恋的这个充满爱的世界。”
在河北省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单晓霞与邢台眼科医院取得了联系。
2004年10月16日，在邢台眼科医院的广场上，单晓霞在“身后捐献角膜”万人签名单上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10月18日，她正式成为河北省首位角膜劝捐员。11月4日，晓霞与邢台眼科医院正式签订了捐献角膜志愿书。由于身体原因，劝捐的工作很多都是在医院进行的，劝捐的对象很多就是像她一样的绝症患者。据悉，当时单晓霞在医院里发放了上千份宣传单，以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角膜捐献行列中来。
“你捐你的，别来劝我们，我们没有那种觉悟。”“神经病。”甚至有人不相信单晓霞白白捐赠，怀疑说“你拿了多少钱”，面对这些，单晓霞从来都是一笑置之，继续耐心进行她的宣传，“她是把劝捐完全当成了一项事业来做，而且做得那么投入！”其丈夫董建林回忆说。
在她影响下，其丈夫和女儿也加入了劝捐者的行列。之后，“晓霞热线”顺利开通。单晓霞生前表示，她“现身说法”的宣传，有时比专业人员的宣传效果还要好，因为，一个绝症患者，一个随时都有可能需要实践自己诺言的人，来做这种宣传，更容易被人接受。
2005年10月29日早晨7时30分，当阳光再次温暖这个世界时，单晓霞永远闭上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下午4点，第一位受捐赠女孩在医生精心包扎后，被推出了手术室。医生高兴地告诉其家人手术很顺利，比较成功。几分钟后另一位女孩的手术顺利完成。
晓霞走了，她为别人留下了光明，也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在国内器官捐赠相关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一方面是一些有意捐赠人体器官者捐赠无门；另一方面则是众多急需移植器官的病人因没有器官可以移植而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一方面是捐献者死后因家属的强烈反对而难以实现遗愿；另一方面则是医院怕引来各种纠纷。对人体器官的捐赠和利用，医学界和社学学界顾虑重重，导致我国器官移植临床救治工作和移植医学的发展受到制约。目前，我国在器官移植技术领域虽然已达到世界水平，但是，器官移植供体的严重缺乏，且质量上没有保障，都显著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临床救治工作和移植医学的发展。现实的需要呼吁相关立法尽快出台。
（于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