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会“自我组织”比政府大包大揽好

乌托邦

专家就建设幸福广东为何需要社会参与进行深入解读 让社会“自我组织”比政府大包大揽好

简仁山 绘 即使平头百姓对“社会参与”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晰，但只要从私人领域步入社会领域，就无处不在“社会参与”了。民间慈善力量的兴起壮大、坤叔助学团队的“东莞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获准注册、“举牌哥”、区伯以及“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等各种微博行动……这些都是社会参与的示范。 “加快转型升级政府是关键，建设幸福广东匹夫也有责”、“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我为别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别人为我的幸福创造条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曾以这三副对联对“社会参与”在建设幸福广东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高度概括。 建设幸福广东是涉及千百万人的事业，建设幸福广东的过程就是共建共享的过程。昨日，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梓桢，广州市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曾德雄等专家学者围绕建设幸福广东为什么需要社会参与、当前社会参与的渠道是否顺畅、社会应如何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幸福是大家的事 需要大家的参与 如果没有全体老百姓的高度参与，就不可能建设出一个幸福社会，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幸福广东不是某一个人的幸福，而是全体老百姓的幸福。 “建设幸福广东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老百姓感到幸福，所以老百姓是建设幸福广东的享受主体；同时，建设幸福广东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与老百姓息息相关，所以老百姓又是建设幸福广东的参与主体。”郑梓桢说。 郑梓桢认为，如果没有全体老百姓的高度参与，就不可能建设出一个幸福社会，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幸福广东不是某一个人的幸福，而是全体老百姓的幸福。幸福是大家的事情，需要大家的参与。 谈到建设幸福广东为何需要社会参与的问题，曾德雄说：“这其实涉及到观念的转换。中国传统的思想认为幸福生活依靠某个‘道大德全’的圣人的给予和施舍。但经过几千年的传统实践，又经过最近这么多年的社会转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所谓‘道大德全’的圣人根本不存在。依靠圣人来施舍幸福，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幸福生活不可能由任何外界的人给予，只能依靠自己来创造。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飞速发展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曾德雄说。 老百姓应该以一种什么理念参与社会公共事务？郑梓桢认为，这一理念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参与实际上就是一个建立和打造社会责任感的过程。 如果没有老百姓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支撑，幸福广东就失去了建立的基础。郑梓桢说，例如公共场所不准随地吐痰，如果老百姓不遵守，公共规范将会变成一纸空文。有了社会责任感，老百姓才会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这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了公民参与主要体现在社会责任感理念的建立上。“现在老人倒在马路上也没有人敢扶了，是道德的滑坡还是法律的问题？这个应当引起社会的反思。” “举牌哥”和区伯都是社会参与的示范 政府应帮助群众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有序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用制度化的手段更加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的渠道。 曾德雄认为，社会参与主要内容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从广义上讲，公民做好本职工作也属于社会参与，但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讨论社会参与问题应把重点放在公民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如何参与社会建设等。” 小到广州“举牌哥”和区伯表达民意诉求，大到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都属于社会参与的示范形式。曾德雄说，从广东首开网络问政先河，到现在微博问政成新风，公民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对政府及官员进行监督、批评和约束，也都是社会参与的直接表现。 “如何形成有序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曾德雄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参与水平还比较低，组织化水平也比较弱，在一些重大社会政策的制定出台和公共事务的处理上还没有足够地听取群众意见，一些听证会往往变成走过场的形式，当前社会参与的渠道仍然比较窄。此外，网络问政也存在着随机性，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一定全面。 曾德雄建议，政府应帮助群众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有序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用制度化的手段更加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的渠道，提高民意表达水平。 在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上，也需要社会参与发挥作用。郑梓桢以社会养老问题举例说，现在有一些志愿者、义工发明了“慈善养老”，把素不相识的孤寡老人领回家“赡养”，这是公民个体的作用；在社区里，出现了为老人服务的“送饭队”、“维修队”、“医疗队”，这是群众参与社区公益组织发挥的作用。 郑梓桢说，群众中间自然有着很大的热情，政府要做的只是投资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扶持社区为老服务组织发展，把社区养老服务进一步推到老人身边，缩短养老服务与老年人的实际距离。立法机关要从法律上加以规范，保护老人和为老服务者双方的合法利益，出现问题解决起来有法可依，保护社会参与热情，保护公民社会责任感。 “千分一”事件倒逼政府转变理念 目前政府在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方面的理念和政策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有关部门对社会组织的态度是一开始就限制和防范，还是扶持和引导，值得好好反省。 郑梓桢认为，社会参与的形式分为个体和群体，其中群体就是以组织的面貌出现。这些组织就是社会组织，它们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非官方、半官方的。鼓励百花齐放，只要有利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就应该允许它们存在。 在采访中，专家学者对东莞坤叔助学团队连续7年6次申请转正均受挫的经历十分关注。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认为坤叔申请的“千分一”这一名称可能让公众误解为“硬性摊派”、“强迫捐款”。 郑梓桢说：“‘千分一’事件倒逼政府转变理念，对社会组织从消极心态转变为积极心态。目前政府在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方面的理念和政策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有关部门对社会组织的态度是一开始就限制和防范，还是扶持和引导，值得好好反省。” 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过去是以“单位人”为主，现在更多的是强调“社会人”。郑梓桢认为，社会组织是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也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和交往的重要路径。现代社会的一种相处方式就是社会组织。政府应当看到对社会组织的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应创新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 “政府与其对社会组织小心提防，不如先完善制度，把‘游戏规则’说清楚，在政策上培育引导，在资金上支持，按照规则严格管理，出了问题依法究办，以儆效尤。”郑梓桢说，现在有的部门逃避创新，不敢创新，怕创新出现的问题要自己承担责任。这都不利于群众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不利于幸福广东的建设大局。 曾德雄表示，让社会“自我组织”，比政府大包大揽更好。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保护社会参与的热情，是建设幸福广东的题中之义。 南方日报记者 李强 实习生 何瑞琪

该贴已经同步到 乌托邦的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