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让民间更有力量

乌托邦

长平：让民间更有力量
2008-5-30 10:39:59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12 【发表评论  1条】




我相信这种情形发生在很多楼宇和小区，人们珍惜表达善意的机会。“5·12”之后，民间各种救助力量纷纷涌现，从出钱到出力，从物质援助到心理干预，为灾区人带去了支持和温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可以视之为一次民间力量的汇集和展示。  


文/长平

　　几乎谈不上什么发起，几位女同事只是私下传了个话，说有渠道把物资送到灾区人手中，一箱一箱的奶粉、方便面、卫生巾等生活用品就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办公室。
　　我相信这种情形发生在很多楼宇和小区，人们珍惜表达善意的机会。“5·12”之后，民间各种救助力量纷纷涌现，从出钱到出力，从物质援助到心理干预，为灾区人带去了支持和温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可以视之为一次民间力量的汇集和展示。
　　前所未有地，民间力量呈现出巨大的激情，在唤起善良、慰藉悲情、凝聚人心方面居功至伟。和激情相比，它的效率却屡屡遭到质疑，甚至受到添堵、添乱的责怨，乃至四川有关方面下达了委婉的逐客令，恳请志愿者另择良机而来。
　　两个基本的事实是，一方面受灾者仍然身处困境，基本的衣食住行远远没有满足，另一方面远方大量爱心无法送出，据报道，很多人因无力感而焦虑，寝食难安，甚至成为抑郁症患者。
　　因爱心而犯病，那就更是乱上添乱了。最好的出路是积极行动。
　　行动首先遇到的是法律的壁垒。按照官方的定义，合法的受捐者只有三个，即民政部门、中华慈善会及红十字会。也就是说，我的同事们其实是在干一件非法的事情，警察应该请他们去接受调查，即使没有私吞钱物，这种私募行为本身也应该受到惩罚。
　　更典型的例子是牛博网的募捐。可以说，组织者和最初的参与者几乎是明知故犯，因为他们热烈地讨论了被查处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在其账号被封之前，我也到处向人推荐，但我总是提醒说这是非法的，只是希望它能在此大灾面前侥幸逃生。严格从法律逻辑上说，这种侥幸是不对的。但是从社会意义看，它在救灾救难的同时，也是对现存慈善体制的一种挑战。
　　事实上，这种挑战是有价值的。我相信，我的同事们的爱心会顺利送达，牛博网也不会因此受到处罚。他们和更多的民间组织一起，见证“第三部门”在中国的成长。
　　还有一种力量，也许更受政府欢迎，那就是和红十字会等合法渠道合作，主动地为它们注入新鲜活力和责任监督。我知道很多机构都做了这方面的努力，而其中最有效用的应该是企业家和明星的参与和推动。像网易那样，不仅捐款，还要知道钱款的用途，是一种更有责任心的作为。
民间力量本身的薄弱是与法律壁垒并行的另一个问题。激情大过理性，口号多过行动，是一个明显的特征。我初浅地接触过一些国外的慈善组织，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每一次都让我感慨不已。他们踏实、安静、细致、专业，从立项、调查、救助到总结汇报，每一个细节都训练有素，一丝不苟。作为外国人，他们对一些中国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总是让我身为一个中国媒体人感到汗颜。
　　大概是罗斯福说过，倘若民主有病，那么治疗的药物就是更多的民主。民间力量也是如此，倘若不够完善，那么出路就在于让它们做得更多。
　　让民间更有力量，让力量更加纯粹，让善行渠道通畅，让渠道更加多元，就是我们做这本特刊的愿望。

乌托邦

中国民间组织在地震中成长
2008-5-30 11:18:09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48 【发表评论  0条】




一场惨痛的灾难，一夜间令大部分中国地下NGO都站到亮处，承担救灾义务，而政府也对他们持包容态度，让一直“发育不良”的地下NGO得见天日，政府各部门还提供方便，为NGO建构庞大救援空间。这大批无偿的义务民间组织，过去十年来在中国散播人道关怀和培训志愿者的种子，使得这次救灾工作一呼百应。这些民间组织更人性化的具体而微的救助工作，许多时候不是政府能够替代的，实实在在成为政府力量的重要补充。  


编辑：徐夏　图片编辑：翁倩

徐夏

　　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抢险救人的军人和医务工作者固然令人敬佩，而在灾难中崭露头角的中国各类民间组织同样让人深感欣慰。地震发生后23小时，5月13日中午一时半，平时擅长心理辅导的民间组织“爱白成都青年同志中心”即向外发布100个QQ群救灾行动的简报，并迅速与20多个成都基地的本土及国际NGO联合，建立“5·12民间救助服务小组”(15日再成立5·12中心)，与另一个NGO平台“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成为此次地震救灾工作的两大NGO平台。

　　一场惨痛的灾难，一夜间令大部分中国地下NGO都站到亮处，承担救灾义务，而政府也对他们持包容态度，让一直“发育不良”的地下NGO得见天日，政府各部门还提供方便，为NGO建构庞大救援空间。这大批无偿的义务民间组织，过去十年来在中国散播人道关怀和培训志愿者的种子，使得这次救灾工作一呼百应。这些民间组织更人性化的具体而微的救助工作，许多时候不是政府能够替代的，实实在在成为政府力量的重要补充。
　　救灾中的民间组织亦引起不少外国媒体的关注，加拿大《环球邮报》5月17日报道：“在这个民间慈善或社区行动传统不很彰显的国家，四川地震催生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声势浩荡的‘草根’志愿者运动。一些分析家说，这可能是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其实，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已逐步建立，其后曾因一些政治风波而遭遇挫折。政府一方面认识到服务团体可形成“第三部门”，补充政府的不足，但由于众所周知的顾虑，大量民间组织没法获得法律地位，资源缺乏，导致目前国内NGO还有很大不足。首先民间组织在筹款和募捐上就有很大问题，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民间组织不同，中国的民间组织基本没有独立筹款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NGO的正常发展。而这种现状也会影响NGO的专业发展，使一些民间组织处于萎缩状态。中国NGO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比如相较于1994年美国加州、1995年日本神户和1993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大地震中，当地的NGO在紧急救援工作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此次汶川地震在灾后的实时救援中，国内NGO基本乏善可陈。事实上，国内很多NGO都是在遭遇大事情时临时搭建的班子，是临时联合起来的一群人，缺乏长效机制和管理。
　　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的民间组织的成长尚需时日，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但愿此次汶川地震救灾，不仅能给予国人心灵的洗礼，而且能成为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契机。有民间组织成员说：“大地震救灾，是中国NGO对政府的一次大型示范。”藉此，政府或许可以打消某些顾虑，更多看到民间组织正面的作用，进一步给予适当扶持，使之成长为一个持之以恒的自主、能动力量。如此，将来的中国民间组织也许可以不仅仅在大灾难中现身，而且在广泛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他们民间的力量；如此，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期待。

乌托邦

草根NGO：非常时期的“爱情”
2008-5-30 14:21:59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02 【发表评论  0条】




这是位于成都市区的一栋写字楼，三室一厅。之前，一直是NGO“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成都办公室，它的国际总部负责人是著名的动物保护专家珍古道尔。地震之后，这里成为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指挥中心，包括50余家核心NGO、还有超过100家NGO参与协作。  


编辑：潘葱霞 特派记者 杨猛 四川成都、德阳、绵竹报道


　　神情严肃的警察，出现在面前，他们晃了晃手里的证件：“请跟我们走一趟。”这是电影中常见的一幕，说明你已惹来了麻烦。
　　5月24日，当同样的场景出现在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正在这里忙碌的20多名志愿者，被吓了一跳。
　　这是位于成都市区的一栋写字楼，三室一厅。之前，一直是NGO“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成都办公室，它的国际总部负责人是著名的动物保护专家珍古道尔。地震之后，这里成为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指挥中心，包括50余家核心NGO、还有超过100家NGO参与协作。
　　年轻的志愿者们身着统一的红色T恤，胸前印有醒目的标志：NGO。字母“O”被设计成震中，辐射出的一道地震波，把三个字母紧密串连在一起。除了表明他们与灾区民众团结一心，还志在说明，震后一天就把散落在民间的NGO联合在一起的这个临时机构，不是乌合之众。
当时，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总协调人张国远，正在协调前方物资的调配：广东狮子会捐助的3台流动厕所，需紧急运往位于绵阳安县的灾民安置中心。另一个发起人、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的院长刑陌将亲自送货上路。
　　张国远的另一个身份，是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地震次日，他就来到成都，被推荐为这个NGO联合组织的总协调人。他发现，不速之客来自自己的家乡。两名攀枝花东区公安局的刑警，显然冲着他而来。
　　警方接到举报称，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利用抗灾，违规接受捐赠。根据有关规定，抗震救灾接受捐赠的主体为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而作为一个临时成立的机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不光没有来得及注册，甚至连账号也没有。
　　“这是一个法律空白，专门对NGO如何接受捐赠的相关法规需要规范。”律师陈渡强说。
　　“我们没有接受捐赠。我们只是接受人们的信任和委托，利用各自NGO的经验和组织，把这些善心安全地送达需要的灾民手里。”张国远小心翼翼地组织着字眼。他28岁，面对警察的问讯很镇静。他到成都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看起来很劳累。
　　基于NGO组织之间的信任，一些对于四川本土不熟悉的NGO选择和张国远他们合作。广东狮子会会长刘小刚表示，许多捐赠者没有选择红十字会而是点名要求委托NGO代为向灾区捐赠，就是因为这些NGO多年积累的公信力，透明且高效。
　　刘小刚在电话里说：“地震的形势太紧急，根本不容许我们按照过去的流程工作。我基于对张国远本人的信任和了解，快速把钱拨付给了他本人。”
　　张国远介绍，他们的运行，得到了来自广东狮子会每天10万-15万元的预算支持，并相继得到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2万元支持、自然之友梁晓燕5万元支持。这些钱主要用来采购救灾物资。
　　警察在办公室检查了账目，并没有发现这几笔钱的异常。在经过2个小时的问讯和笔录之后，他们还是奉命请张国远一起回趟攀枝花，给上级领导做更详细的说明。
　　张国远已经被这事困绕了好几天，当地政法委、组织部、团委都不断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张国远无奈地说，“如果当时及时报告了我们的计划，并且以依托政府的名义做，或许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

　　刘小刚说，他们的合作是透明的。“我们欢迎监督，查得越清楚，我们越欢迎。”每一笔钱财的进出，都有详细的账目，张国远并不担心自己的清白，就是觉得中途离开灾区太耽误时间。他想坐飞机回攀枝花，但是警察要求他在5月25日晚上，跟他们一起坐火车回去。
　　“NGO很脆弱，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离开伙伴们前，张国远很有感慨地说。这个插曲至少表明，任何时候，NGO都需小心行事。

非常时期的联合
　　算起来，警察造访之时，这个迄今最大规模的NGO合作组织，已在灾区紧锣密鼓运转了11天。“一切良好。”“根与芽”办公室主任罗丹这样评价这个阶段的团队工作。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张国远正在北京开会。地震中断了他正在参加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成都方向电话无法接通，重大伤亡消息陆续传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小时内飞到灾区。他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NGO发展交流网负责人陆非联系各个NGO负责人：“我们这么多NGO，是不是该为灾区做点事情？”当晚，与会的100多个NGO负责人做出第一个决定：委派张国远到成都实地了解灾情，然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中国的NGO平常多是各行其道。理念不同、关注领域不同、行事风格不一，在张国远印象中，他们还从来没有为了同一个目标集合在一起。
　　5月13日上午，57家NGO发出声明——“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做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
　　当天早上，张国远乘飞机往成都赶。双流机场关闭，直到中午飞机才降在重庆。刚打开手机，身在北京的NGO人士的电话和短信就追踪而至。心急如焚的张国远又换乘大巴，晚上才到成都。
　　此时，在成都的NGO组织已经开始行动。
　　“根与芽”的罗丹一直在网络上和其他NGO商讨方案。余震来了他们就跑下四楼，停了再跑上楼和大家在网上交流。很多人在问罗丹：我们能为四川做些什么？
　　13日晚上，罗丹和另外一些NGO人士一起来到四川团省委，表达了希望参与地震救灾的想法。罗丹说，团省委的意思是，如果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和方式，欢迎。但是，也只能以志愿者的方式，仅此而已，其他方式并不提倡。
　　NGO们想的是以一种全面的姿态介入救灾。“我们本身就是独立的NGO，应该有自己的运作方式。”张国远认为这种合作意义不大。他们决定自己单独搞。陆非的这个提议得到了认可。5月14日，50多家NGO发起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诞生。地点就设在“根与芽”，因为这里能上网，办公室也足够宽敞。
　　陆非坐镇后方，负责搜集和编辑有关灾区的信息。“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每日特刊”火线诞生。张国远坐镇前方，具体协调前方灾区的信息收集、物资的收集、发送和调配。
　　与此同时，地震发生后23小时，5月13日中午1点半，另一个NGO爱白组织向外发布100个QQ群救灾行动的简报，并迅速与20多个以成都为基地的本土及国际NGO联合，建立“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

　　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成为这次八级大地震救灾工作中的两大NGO平台。

奔赴灾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4日，几个关键部门先后成立。首先是服务捐赠机构，NGO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有各自的江湖。各地NGO第一时间迅速发动，一呼百应。14日，1.2万吨大米抵达成都。24小时之内，这批大米就从张国远手里配送到灾区。
　　而根据张国远在前方搜集到的信息，有些通过政府渠道募集的物资，堆积如山，但是因为需要层层审批和调拨，很多只能堆积在仓库中，来不及发放到灾民手里。
　　此后这里收到全国各地NGO募集捐赠的物资，以及其他单位捐赠并转运的物资，平均每天在50万-60万元。为了临时储存这些物资，又成立了物资转运中心，朋友免费提供了一处近200多平方米的仓库，地点就在“根与芽”的楼下。大批救灾物资，包括食品、药品、衣物几乎堆到了天花板。

　　他们声明不接受个人捐赠，因为没有办法有效管理和对个人捐款者负责。25日，根据前线的调查，灾区的救灾物资基本到位，因此，物品的捐赠也将告一段落，一个新的备灾中心即将成为接下来的工作重心。
　　在灾区前线，他们成立了7人组成的调查队，利用狮子会在绵阳等地的救援人员和媒体记者，搜集灾区信息，根据调查和灾民需要，由物资转运中心发放物资。运输工具也是通过网络或者志愿者中征集。30-35辆救灾物资转运车辆，全部是志愿者车队，有些汽油钱，都是志愿者自己掏的。运输费用基本为零。
　　5月24日，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院长邢陌要运送一批药品和棉被到绵竹的汉旺镇。同车的还有云南青少年发展中心的周蓉，司机是来自贵阳的女志愿者魏薇。
　　这是一个临时组合，此前都不认识。邢陌已经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次。经过近3个小时的颠簸，货车到达汉旺，绵竹的救灾物资中心就设在东汽的院子里，约上万平方米。邢陌把物资卸载，又通过当地负责接收的政府部门签收。邢陌说，因为涉及到处方药品，不能直接发送到灾民手中，但是大宗物品每到一处，都会向接收单位索要收条。除了回去入账，还要给捐赠者一个交代，“保证每一瓶水的去向都清楚。”
　　这个救灾物资中心的总指挥、绵竹市副市长张滔听说邢陌是NGO组织，很感兴趣地说，这次地震，你们NGO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有些甚至是政府无法做到的。他说，等抗灾结束以后，一定要去成都拜访这些NGO组织。
　　从物资中心出来，车又开到了汉旺镇武都村11组。前天邢陌来运送物资，这里的灾民告诉他，因为还没有恢复供电，很多人是摸黑吃饭，有些小孩没法读书。政府送来了粮食和衣服，还没有顾得上这些细节。这天邢陌专门送来了一箱蜡烛。村民闻讯，都从帐篷里跑了出来，有的要了2支还想继续要。维持秩序的当地干部不得不大声劝说：“不要重复领取了！需要的人还很多，请大家表现出素质来。”
　　晚上7点，行动结束，他们没有停顿，立马往成都赶。晚上还要回去开会，讨论一天的工作，并为次日的工作安排制定计划。
　　这些志愿者最大的本钱，就是热情和专业技能。邢陌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专门从事国际培训，对管理和协调十分熟稔。贵阳的魏薇已经来了一星期，她在贵阳一家汽车4S店工作，请假来这里。她的丈夫是贵阳消防队员，两人前后脚来抗灾。魏薇开车是一把好手，自称只听发动机就能判断出不同车辆的型号，这次一辆小货车别人开不了，她自告奋勇，虽然中途两次迷路，但是基本没耽误事。周蓉主要开展灾区儿童心理干预，每到一处，都去灾区儿童安置点收集信息。来自攀枝花的志愿者刘红斌主要负责看管仓库，到成都后哪里都没去过，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和其他志愿者晚上就睡在仓库外面的帐篷里，但是他并不介意。“这里一样是前线，也需要人。”

快速的民间表达
　　除了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还有为数众多的NGO在灾区单独活动。绿色江河就是其中之一。
　　绿色江河是典型的国产“草根”NGO。负责人杨欣上世纪80年代曾参与长江漂流，后来成立了旨在关注可可西里环境保护的绿色江河。
　　地震发生后，杨欣不止一次看到很多人开着私家车拉着救灾物品奔赴灾区，但是道路堵塞，很多人把货物卸载到高速公路入口就被疏散了。
“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释放慈善情怀，但是很可惜，没有得到有力的疏导。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杨欣说。
　　绿色江河的一个大本营是在深圳。当天，深圳的企业、市民就把捐赠的物品送到了他们手里。但是绿色江河一开始就没有公布账号接受捐款。杨欣显然对其中的利害很清楚：“慈善是把双刃剑，不能伤害到自己。不管你做得多么漂亮，事后总是有人质疑。”
　　地震次日，绿色江河紧急动员各地志愿者。“挖人肯定不是绿色江河这类环保组织的强项。”他们能做的，就是利用一个NGO的组织和目标管理经验，救助灾民。
　　NGO灵活快速的反应速度，在这次抗灾中表现出来。杨欣认为，“NGO是一个补充。不可能代替政府。政府组织的挖掘和抢救工作，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政府关注宏观层面上的居多，但总有滞后的点。而我们则关注冷点，以及没有被关注到的乡镇和边远角落。”
　　在具体的救助过程中，杨欣发现，政府机构为维护灾区稳定，在发放救灾物资时基本会平均发放，有些乡镇干部因为物资不够，怕引起灾民不满，甚至就不敢发放了；绿色江河却更侧重于帮助那些恢复能力弱、目前主力救援还没有精力顾及的灾民。
　　比如绵竹的兴隆镇灵桥村。这是一个志愿者提供的信息。在地震中，基层政府遭受重创。村镇干部也成为灾民。
　　志愿者杨礁记得，14日，他们第一次驱车来到灵桥村，政府的救援队伍还没有触及这个角落。因为这个地方的灾情不是最严重的，而政府的救援力量当时主要顾及重灾区。沿途房屋倒塌，看到有车辆经过，灾民一哄而上，甚至有人手持利斧拦在道路中央。
　　根据先期搜集的信息，他们带去了面包等食品。深圳志愿者熊杨得知灾区断水断电，缺乏干净的饮用水，立刻联系了深圳的一个净水器厂家，改装生产了一种不需要电力就可以操作的净水设备，只要用2公斤外力就能抽出水来。
　　兴隆镇的谭镇长感激地说：“绿色江河是最早到我们这里的救援力量，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安慰。”5月16日，绿色江河第二次去灵桥村，发现灾民的秩序已经开始有序，政府救援队伍是15日抵达这里的。他们比政府提前了一天。
不一样的赈灾
　　绿色江河决定把灵桥村作为自己长期帮扶的一个固定村子。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实地考察再决定捐赠。比如政府部门也向这里的灾民发放了很多救灾物资，但一些灾民觉得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方便面，因为缺水停电没法吃。


　　杨礁发现，因为房屋上的瓦被震掉，很多灾民家存放的粮食，面临遭受雨水侵蚀的威胁。此外，一些受灾家庭没有做饭的地方。于是他们采购募集了一批用于遮雨的塑料彩条布，以及熟馒头、食用油、蚊香、蜡烛等救灾物资。
　　志愿者听到这个村村民在传言：另一个村子的灾民将袭击这里抢粮。他们了解到这是一种因为信息不畅引发的恐慌，于是专门采购了100台收音机发放给灾民。
　　一次，一个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悄悄地问杨礁，很多天没有洗澡换内衣裤，能不能给我们带一些一次性内裤？镇政府也提出了自己的难处：他们临时休息的防震棚只有一个，但是安插了30多个人住，能否提供一个布帘，把男女搁开。这些细小的要求，绿色江河一一满足。
杨欣比喻说，就好比一个瓶子，光把石头扔进去，看着好像填满了。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隙，需要放沙子。填满空隙的这些沙子，就是民间的力量。
　　他认为，政府的优势，是统一指挥，信息一级一级汇报，物资是一级一级配发，包括采集信息和调配。但是体形巨大，所以转身困难。而NGO的优势是灵活。用杨欣的话，就是直销。灵桥村缺棚布，一个电话打过来，就可以去采购，具体到多少米，几个人使用，都有详细的信息。
　　5月26日，绿色江河一行再次驱车赶往灵桥村。地震后，他们平均一两天就来运送一次物资。
　　3小时后，车队开进灵桥村，这里伤亡数量不大，但是超过90%的房屋受损，村民都露宿临时帐篷。看到绿色江河，他们都很热情。灵巧村的村长景正荣介绍，这个村子有4400人，1600多户，是过去两个村子合并而来。因为受灾普遍，救灾形式很严峻，而绿色江河起到了很大作用。
　　对于“NGO”，村民一直没弄懂是啥意思，景正荣也说不清。但灵桥村的村民知道，截至26日，在运抵这个村子的救灾物品中，NGO组织“绿色江河”发送来的物资就占到了一半。
　　当天村民清理废墟的时候，意外发现一个88岁的已经死亡的老人。半个月后才发现尸体，村民很恐慌，虽然消毒多次，大家纷纷戴上了口罩。附近的村民连帐篷也不愿意呆了。
　　绿色江河此行，就是运送刚刚从深圳运来的70多顶帐篷，来给灾民安置临时住所。在分发帐篷时，他们还特别注意公平，首先发给老弱病残。
　　熊杨还从深圳捎来了深圳荔园小学的同学李致安给灾区孩子的问候，这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孩子邮寄来自己的111元压岁钱，还亲手制作了一个心形的平安符，熊杨把这个物品转送给了兴隆小学的一个学生。学生激动得小脸通红，在一张纸上写下感激的话和自己的联系方式。
　　熊杨表示，即使是小学生委托他们送到灾区的东西，他们也要尽可能让接收者出具收条，每一个捐赠人的物品到达什么地方都必须有交代。
“我们是透明的。NGO应该脱光了让人监督。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杨欣说。
　　另一边，身在攀枝花的张国远则打来电话称，28日他原本计划返回成都，但是被政府截停。“调查”仍在继续中。

乌托邦

心理干预在混乱茫然中开始
2008-5-30 14:33:0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6 【发表评论  0条】




在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六天，5月17日，来自教育部的官员和北京、成都两地的心理干预专家们组成了中小学心理援助工作小组。40多名来自成都志愿者在接受了专家的紧急培训后，组成了工作队前往灾区，进行中小学学生心理援助工作。其中负责小学阶段的心理援助游戏活动的是成都华德福学校。他们出动近20名学校老师和心理工作者，对绵阳市4个灾民安置点的上千名小学生进行了心理援助活动。吴梅也被整合到华德福小组中去。  


编辑：潘葱霞 特约撰稿 吴梅 四川绵阳报道
5月19日，绵阳九洲体育馆，心理援助志愿者们带着孩子们做游戏，消除灾难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阴影。 南方都市报记者 吴峻松 摄

　　“你们还会再来吗？”微胖，头发染成金黄色的中年女教师无助地问。她是绵阳高新实验学校内设的帐篷学校三年级带班老师。她说，你们这一套对孩子们非常有效，你们多来几次，好吗？
　　我们尴尬地彼此看看。我们还会再来吗？
　　张俐老师掏出成都华德福学校名片，说，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老师茫然地收下。
　　“吴梅老师！”一个孩子在扯我的衣服。我回头看，是班上那个最淘气的男生，之前我刚刚跟他斗争了一个半小时。他是从教室专程跑过来招呼我的，用自认为有趣的方式表达他的爱慕——朝我做了一个灿烂的鬼脸。我狠狠给了他脑袋一下，在心里说：再见！
　　再见！
　　我们不会再来了。以后，这里的一切将交给这个也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的老师。给我们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50分钟，尽管最后我们不按规矩待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能做什么呢？能做一些事情，但远远不够。
　　从上海来的志愿者老坚坐在户外俱乐部一个半露天长廊下酝酿一个庞大的计划。他希望做到的事是，搭建一个平台，把外地乃至国际的一些心理援助者召集起来。在唐山地震30年之后，幸存者仍存在有大量的精神障碍问题。在志愿者老坚的规划中，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项目，两年，三年，甚至十年，人们需要多久，这个项目就将存在多久。而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中国心理学会会长张侃给出的时间是20年。
九洲：大家都像我一样茫然
　　5月19日上午8时，成都锦江宾馆，三辆中巴车装着40多名心理援助志愿者前往绵阳。他们被分成两个小组，一组是过去接受过一定心理咨询培训并在5月18日接受了北师大两个心理专家紧急培训的志愿者，他们将针对中学的孩子展开工作；一组是成都华德福学校的20名老师们，他们的心理援助对象是小学生。我参加的，是华德福的小组。
　　车上，志愿者们很亢奋，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将要面对的状况以及应对方式。有几个没参加头天的紧急培训，于是坐在我身边的大姐拿出她的笔记，逐条给大家分享。但是对这些条目如何理解和操作，他们并不是十分清楚。
　　我问了几个人，我们将遇到什么状况，需要我们做什么，没有得到解答。显然，大家都像我一样茫然，只是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九洲体育馆的灾民点，目标是搞活动，以帮助孩子们建立团队意识，但前方情况仍不明朗，有时说是几十个小帐篷，每个人带一个班；有时说是几个大帐篷，老师们可以分小组进行；有时说是混班，有时说是分班，给我们的时间是多少也不知道。
　　2004年，遭受印度洋海啸重创后的印尼来了一支心理卫生团队，他们来自一家名为“Church World Service”的国际NGO组织，在印尼境内开展了一系列心理支持项目，其中一项活动内容，是老师们和孩子们在帐篷中手拉着手，唱歌、跳舞、做游戏。这种活动尽管看似简单，但对治疗海啸后心灵受创的孩子们效果明显。
　　车上，华德福小学部负责人李则武老师也带领华德福老师们，讨论各种游戏。华德福的每个老师手里都有大量的游戏、歌谣，现在需要的是从中找出适合目前状况的、有助于形成秩序感和具有治疗作用的游戏。
5月19日，绵阳九洲体育馆，一个2岁的小姑娘在看“爱心墙”上社会各界群众为灾民们写的爱心留言，她的妈妈已经在北川曲山镇遇难。     南方都市报记者 吴峻松 摄
第一天：混乱而充满挫败感
　　九洲体育馆，巨大的建筑阴影下、席子上、被褥上，幸存者们成片坐着、躺着、表情麻木，眼神冷漠。相比之下，孩子们活跃得多，他们甚至好几个围在一起，做着拍手游戏。看上去仍然无忧无虑。
　　漂白粉的气味弥漫在每个角落。太阳很毒，打在两顶巨大的白色帐篷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这两个比肩而立的白色帐篷，就是九洲帐篷学校，一个是小学，一个是中学。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一天是九洲帐篷学校的开学典礼，也是300多个孩子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他们还没来得及分班。这意味着，等会儿我们只能在一顶白色的帐篷下，把300多个一到六年级的孩子一锅粥“煮”在一起。
　　1点30分，混乱开始。

　　300多个孩子被分成了5个小组。华德福的16名老师也被相应分成5个小组，有主课老师和辅助老师。5个小组围成5个大圈，开始华德福著名的“成圈游戏”。
　　这是2008年四川最热的一天，帐篷外热得几乎没法站，而帐篷里比帐篷外更热。孩子们不停地擦汗，但是自始至终，他们很听话，睁大双眼，渴望参与。尽管如此，场面还是混乱不堪，无法控制。人太多，场地太小，小到每个小组无法围成一个圈，于是只好围成里外大小两个圈。各种声音和动静差不多把帐篷掀翻，每个人都在喊，每个人都听不见彼此说话。老师几乎无法进行指导。
　　之前所有的设想都失效了，华德福的宁静的、讲究节律的、富有仪式感的做法根本无法施展。
　　这种情况下，华德福老师们放弃了事先准备好的计划，唱起了孩子爱唱的歌，做起了给幼儿园孩子准备的简单游戏，熟悉和简单的东西在这种状况下更容易被采纳和模仿。场面终于多少被控制下来。这时，老师开始带领孩子们做更细致、更复杂的游戏，比如有趣的手指游戏。在华德福教育看来，手指游戏很多时候是具有治疗作用的。女孩子的眼睛开始发亮，她们羞涩地开始模仿。男孩子似乎要被动一些，于是老师提拎出一个男孩来，让他带头做给大家看。男孩羞红了脸，但是他很快活。其他孩子也哄笑着，跃跃欲试。
　　游戏中有大量的节奏和身体接触。这也是华德福老师们试图在50分钟课程中带给孩子的。
　　最后的活动是画画。当我把一张张纸分发给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过。这几乎是每个孩子的态度。蜡笔和蜡块不够，需要几个人分享一块，没有孩子私自占用，用完了，很快地交到老师手上，拿给其他的同学使用。
　　那些画让人感动，花朵、太阳、房子、树、卡通小人儿……画得最多的是房子。
　　两个小时后，坐在教育局开总结会，华德福的老师们精疲力竭。他们都很沉默。
　　回成都的路上，无力感和挫败感很深地笼罩着我。应该说，300多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孩子，能在这样混乱的情形下完成两个小时的活动，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孩子们的，是孩子们救了我们。
第二天：完美的课件
　　这是一个成都华德福学校针对灾区儿童设置的标准课件：
　　时间：一个小时。
　　目的：大量的圆圈形式的活动，以体现“我们在一起”。
　　第一步：15分钟。破冰游戏，让孩子们互相认识，建立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找到归属感和友谊，以及身份定位。(圆圈形式)
　　形式：生日排序、穿过彩虹桥、找朋友、滚球自我介绍，等等。
　　第二步：30分钟。身体活动游戏。把节奏、次序和规律带进孩子的身体和内在，调整呼吸和放松，从而帮助孩子重新建立安全感。(圆圈形式)
　　形式：集合身体动作、儿歌、歌曲和诗词为一体的游戏，并让孩子们触碰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甚至拥抱，使用孩子们熟悉的儿歌、歌曲和诗词。如：随着歌曲的节奏传球、随着诗词的节奏拍身体的各个部分、四肢协调的游戏等。
　　第三步：10分钟。个体自由绘画，让孩子自由地表达内心的情绪。(回到课桌前)
　　形式：让孩子用蜡笔或彩色铅笔把内心的感受和图景描绘出来。一定要使用蜡笔或彩色铅笔，让孩子感觉是可控制的，最好不要用难以驾驭的水彩或水粉等媒介，容易造成孩子的挫折感和不确定感。课后，老师们可以通过分析学生的绘画来了解他们内在的情绪活动和心理状况。
　　第四步：5分钟。集体绘画，让孩子们一起合作来表达大家的心情。(在讲台上的同一张纸上)
　　形式：用蜡笔或彩色铅笔进行，每个人在同一张纸的一个小区域里描绘自己的图景，并关注其他同学的描绘。
　　这个标准的课件，在第二天，也即是5月20日的活动中得以完美地达成。
　　5月20日，华德福小组面对的是绵阳高新实验学校内的帐篷学校一到六年级六个班，每个班30人左右，分处在一个军绿色的圆形帐篷内。
　　和九洲那边相比，高新这边有序得多。班级已经初步建立起来，而且是分开设置的，彼此不会干扰，华德福的老师们可以用他们通常的非常轻柔的、安静的方式说话。这种轻柔的话语方式本身就有令人镇定的力量。
　　在基本课件的基础上，每个主课老师都发挥了各自的想像力，使事情变得非常有趣。

　　红育老师安排的是破冰游戏。所谓破冰游戏，顾名思义，即破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和隔阂。这是华德福在初建团队时通常都会做的活动。破冰游戏是各式各样的。

　　红育老师带了一条长方形的丝绸。孩子们围成圈，靠墙坐在各自的小板凳上。红育请我和大风老师站在中间，分别手执长方形丝绸的两侧，轻轻从下往上摆动。这时，风从丝绸下荡漾而过，丝绸轻柔地、缓慢然而持久地飘荡起来，飘得很高很高，并似乎在某一刻顿住，然后，再缓缓地滑落而下。那一瞬间，我很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抚慰力量进入我的身体。那一瞬间，教室变得极其安静。每个孩子都感受到了这一刻的奇异。

　　这时，红育老师做自我介绍以后，轻盈地钻过丝绸，再安静地回到原处。她教导每个孩子都依次这样做，并且说，在一个同学穿过丝绸的时候，其他的同学要齐声说：某某，你好！红育并且告诉大家，在你们穿过彩虹桥时，不要慌，你们还可以抬起来头来，看看头顶上的彩虹。孩子们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的是那一刻丝绸柔软的飘动。
　　孩子们站在“彩虹”下，仰起头，惊奇地注视着头顶。有个小男孩勇敢地稳住自己，在丝绸将要落到身上的一刹那，才调皮地笑着跑开了。他的淘气引来了欢笑和模仿。
　　最让我受教育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彩虹桥游戏结束了，我顺手就想扯过丝绸离开。大风却依然保持挺直的站姿，郑重地、缓慢地把他手里的丝绸两端跟我的两端对折，然后再拉起被折小了一半的丝绸的两端，再郑重地跟我的对折……就这样，叠丝绸的动作持续了将近两分钟。最后，收好丝绸之后，我们才郑重地退下。这个颇具仪式感的动作，被大多数孩子注意到。
　　线画是华德福课程中很富特色的一部分。郭敏老师手里拿了一根鲜艳的毛线，让大家看，她把毛线放在桌子上，说，现在，毛线睡觉了，请大家画一个睡觉的毛线吧。画好后，她把毛线直立起来，说，毛线现在醒了，打了个哈欠，请大家画一个打哈欠的毛线吧；现在毛线起来了，请大家画一个起床的毛线吧。然后，毛线出门了，请画一个走路的毛线吧；毛线绊了一跤，请画一个绊跤的毛线吧……这个故事可以一直编下去，一直讲下去，孩子们也可以一直画下去，一直画下去……
　　从高新学校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华德福的东西，灾区的孩子是需要的，我们确实为孩子们做了什么。
心理干预正像蝗虫一样在灾区弥漫
　　两天以后，我们又去了一次绵阳。组织依然混乱，前方情况依然不明。到了现场，40多名志愿者被分到了两个地方：绵阳市南河体育馆，12个班约350多名孩子；绵阳解放军总装备部八一帐篷学校，1-6年级23个班约350多名孩子。
　　班级非常多，老师严重不够。最糟糕的是，这两处地方，都是小学，没有初高中。中学小组的志愿者们傻眼了。他们事先的准备全部泡汤，而又完全没有对付低龄孩子的经验。

　　在车上，40多名志愿者不停地被重新分组，更换方案。人手不够，第三助手都被迫充任主导老师。我在一辆车和另一辆车上来回换了三次，一会儿安排我到八一那边去带班，一会儿安排我到南河这边当助手。我一边在两车之间乱跑，一边慌乱地回忆这些天在主导老师们那里学习到东西，在脑海中紧张地组织我将要带动的活动，回忆我会唱的歌谣。还好，最后一下，我被派到南河给红育做助手。我的心终于踏实下来，我害怕自己会给孩子们带去混乱。
　　第三次的活动，华德福起了全面主导的作用，每个华德福的老师都被当作骨干使用，并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让人叹息的是，这种临时培训是在十几分钟的车程上进行的。我不知道那些临时凑上去的老师们最后做得怎样。
　　从5月20日开始，我开始看到，心理干预正像“蝗虫”一样在灾区弥漫开来。
　　中科院心理所和上海增爱基金会紧急启动了“‘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分批向灾区派遣心理学专家。
　　民间机构“中国心理网”在震后开辟了“抗震救灾心理援助”专栏，3个小时内就有120名心理工作者报名。
　　走到哪里，你都听到人们在心理干预，或者正准备心理干预。各种心理援助组织，有政府的，有民间的，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太多没有准备的人打算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救助。有一批志愿者风风火火跑到长虹的救助点说要心理救助，救助点送了12个孩子过去，结果那帮人一阵风就走了，夜里送来12双鞋子，用以慰藉那些接受了他们救助的孩子。工作人员很生气，认为志愿者们不仅没有帮助孩子，反而扰乱了他们，那12双鞋更是在孩子中间引起了骚乱。
　　尽管中国政府在2002年就下发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1-2010)，明确将受灾人群列为重点人群进行心理干预，但目前中国能够从事灾害心理干预的专业人员不足200人，心理学专家数量仅是美国、加拿大的1/20，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但是，根据中国心理学会组建的“危机和灾难心理援助项目组”调查，有超过50支1000多人的心理救援队伍盲目赶往四川灾区，由于大部分缺乏基本的灾后心理干预和救援的培训，反而给当地的救援工作带来额外的负担，而且每个援助队之间的工作没有延续性和系统性。
　　我们在南河面对了几天来的最大挑战，是在一个班上遇到了5个不合作的男生，他们几乎毁了红育所有的活动安排。这其中也跟带班主任——一个年轻的男孩用错误的态度做了一些错误的指示有关。红育在50分钟里做了很多努力，稍稍扭转了一点氛围，但是我们走了之后，状况将会怎样维持呢？
一个加拿大老人的忠告
　　5月24日，合江亭翰文大酒店七楼会场，350多名有志于参与灾后心理援助的志愿者聚合在一起，他们是来参加加拿大完形治疗师Tucker Feller为期一天半的培训。
　　300多个激情澎湃的人，挤在一间酒店的会场里，渴望救助别人。漩涡一样的气场，骚乱、吵闹，每个人都好像在听，但实际上都没有人在听。
　　Tucker，这个极其敏锐的老人，第一时间觉察了他这帮临时学生身上的致命问题：急切、自大、高傲。然后，他开始用他的方式“修理”他们。他慢慢地弄麦克风、慢慢地走过去看钟表、慢慢地摆动椅子、慢慢地铺展纸笔，他摊开双腿，差不多斜躺在椅子上，慢慢地说出一句话……一天半的时间不够做什么，于是他聪明地选择了让这些人什么都不要做。

　　这一天半里，他反复说的话是这些：
　　假如你想快的话，请慢下来。
　　假如你想帮忙，请停止帮忙。
　　假如你能闭嘴，请给别人一个空间，这才是真正帮助的开始。
　　帮助别人不要通过做什么，而要通过不做什么。
　　第一件事：聆听；第二件事：聆听；第三件事：聆听。
　　……
　　Tucker用了一个早晨一半的时间来教会这帮人规矩。最后，他们终于服服帖帖，安静下来。Tucker最后告诫，在你想帮助别人之前，先整理好自己。
　　在此次培训的结束语中，“四川地震灾区心理救助计划”的负责人罗俊对在场300名渴望马上投入工作的学员说，我们必须作出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准备好，我们宁愿什么都不做。
　　老坚也告诉我，他的项目已经转变了方向，从最初的为心理志愿者搭建平台，转变成了现在的对心理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

乌托邦

“儿童友好活动场所”诞生记
2008-5-30 14:42:33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1 【发表评论  0条】




在针对儿童需求特别开辟的场所中，接受了儿童社会专家培训的教师志愿者带领这些家园和心灵受到重创的孩子开展有针对性的游戏，让他们能积极融入到新的同伴群体中。  


特约撰稿 李雅慧
救助儿童会成员在工作中。
5月19日，在绵阳九洲体育馆，心理援助志愿者跟地震幸存的孩子们做游戏，以消除灾难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阴影。
             南方都市报记者 吴峻松 摄
5月17日早上，青川县城的灾民安置点里，8岁的廖国庆抱着妹妹坐在救灾账蓬前。
   南方都市报记者 卢汉欣 摄
孩子们久违的歌声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5月26日，从绵竹市体育场——绵竹市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内传出了孩子们久违的歌声。
　　这些稚嫩的童声来自我所在的救助儿童会建立的“儿童友好活动场所”。根据绵竹市体育场临时安置的儿童年龄，救助儿童会搭建起两个醒目的帐篷，分别向学龄前儿童和小学阶段的孩子开放。在针对儿童需求特别开辟的场所中，接受了儿童社会专家培训的教师志愿者带领这些家园和心灵受到重创的孩子开展有针对性的游戏，让他们能积极融入到新的同伴群体中。

　　“学校现在还没有通知我们开学时间。”来自清平乡的四年级学生晓燕(化名)说，“我来到这已经5天了，交了不少新朋友，终于有个地方能让我们一起玩了。这里有老师教我们念古诗，让我们画出心里的愿望和害怕的事情，还有好多书可以读。这简直太好了！”晓燕说，她家的房子在地震中严重受损，现在和爸爸、妈妈、婆婆一家人住在安置点。白天爸爸和安置点其他的青壮年一起回去修公路，她就和小伙伴在附近玩。“今天看到这里新搭了两个专门给我们的帐篷，我们都很喜欢。”晓燕说。
　　帐篷外，来自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安徽办公室的儿童保护官员王丹丹，和来自英国救助儿童会的儿童保护专家黛博拉·巴里(Deborah Barry)面对这个由她们一手建起来、灾区第一个“儿童友好活动场所”，却顾不上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在她们面前，还有很多问题等着去解决：如何招募到足够多、有教育经验的当地志愿者，如何让志愿者在短时间内接受救助儿童会“以儿童为中心”的参与式教学理念，眼看“六一儿童节”马上就到了，什么样的活动最能帮助灾区儿童冲淡灾后阴影……
　　在前线的丹丹和黛博拉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能非常具体，相比之下，在救助儿童会临时设在成都的办事处里，近20名从各地办公室抽调的工作人员和国际救助儿童联盟派自丹麦、澳大利亚等国的儿童保护、紧急救助专家则面临更棘手的困难：尽管已经形成了为期两年的长期规划，各地的具体项目也已经全面展开，对于项目接下来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他们却依然没有把握——距离5月12日的地震已经过去十四天了，始终没有全面的儿童情况统计，各地区复课的条件也各不相同——一切都存在变数。

　　救助儿童会是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最早投入到救助工作中的国际NGO之一。凭借同当地政府部门保持的良好合作关系，救助儿童会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先同当地教育部门一起，到受灾较严重的文化小学进行了需求评估。距离重庆市172公里处的文化小学共有学生951名。在地震中，有5名学生遇难，14名学生受伤，学校主教学楼已倒塌。很快，救助儿童会资助学校修复受损的供水管道和供电线路、搭建临时厕所、提供教材的资金就已到位。

救助儿童会在全球开展紧急救助的经验表明，让儿童有机会接触到同龄儿童、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参与到游戏中来，以及获得表达情绪的渠道，对于帮助他们走出灾难带来的心理阴影至关重要。

寻求四川省红十字会的帮助
　　四川省的情况要糟糕得多，工作开展也更加困难。来自西藏、北京、重庆、安徽等办公室的救助儿童会救灾和灾后重建需求评估组5名成员14、15日陆续抵达成都，包括一名家在绵阳的员工——在回家看了一眼之后，也立刻赶往成都投入工作——有了家园尽毁的亲身体验，他的心里更多了几分焦急。可是这个时候却是最急不得的，所有部门都在全力投入抢救生命的战斗中，尽管所到之处对我们带来的资金和经验都表示欢迎和需要，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到哪里去做。
　　安徽办公室项目经理闫老师有着丰富的救灾经验，带领我们进行了简单的局势分析和战略规划，决定直奔四川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会所在的玉川路人满为患，通往红十字会大门的巷子两旁都是接受个人物品捐助的捐助点。院内，年轻的志愿者有序地清点传递捐助物品。一旁的现金捐助处，来捐款的人骆绎不绝。四川省红十字会办公楼中还摆放着乔迁新址的贺品，已经超负荷投入了运转。凭借闫老师在云南省红十字会工作12年的同志情谊，我们直接见到了省红会秘书长。
　　见到我们时，吴秘书长已经3天4夜没有合眼，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然而依然思路清晰。听完我们的来意和介绍，她坚定地说：你们现在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帮助灾区的孤儿，完善后续安置工作，比发放救灾物资要有意义得多。“我会推荐你们到最负责任的地方去做项目。”“德阳绵竹，受灾绝对严重，你们到灾区看一下就了解了，一个医院300多名医生护士只剩下不到30个，整座幼儿园埋在里面。”秘书长说这些话的时候眼圈又红了。孤儿救助正是我们的特长，希望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进行孤儿紧急救援、灾后重建评估，以及长期心理支援。双方一拍即合，吴秘书长立刻帮我们联系了德阳市红十字会常务秘书长，得到的消息却是前往绵竹的道路依然管制，尽管我们强烈表示要当天晚上就抵达现场，红十字会还是坚持我们第二天再前往。
　　德阳红十字会很好找，门口的救护车望不到头，煞是壮观。绵阳市红十字会邹副会长又刚刚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共接受了6批物资，同样是一副“踩在棉花上”的样子。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要陪我们下到灾区协助调研。
在绵竹汉旺镇调研
　　我们的目的地是绵竹汉旺。车子往绵竹开的路上，就看到路边的帐篷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开过一座危桥，就开始看到排列整齐的军用医疗车和运输车，警察也更加密集。当我们真正进入了灾区，所经之处满目皆是房屋的废墟，废墟前往往坐着茫然的灾民。前方因道路损坏拥堵，车子停了下来。我看到了第一孩子，七八岁的样子，神情紧张的他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靠前。然后，我看到了第二张、第三张面无表情的稚嫩面庞……
　　前方出现了规模化的简易棚，告诉我们已经到达了汉旺镇——或者说曾经的汉旺镇，现在，包括镇政府、信用社全部变成了废墟——还有我们此行的重点，学校，一所全部坍塌，一所倒了一半。我们下了车，就开始分头工作，联系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儿童访谈……就在这时，大地抖动了一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余震。根据之后的报道，当时的余震为5.5级，然而现场极其平静，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梁先生的话说：“我们都被震皮了。”梁先生是汉旺县的大学生村官，他的父亲是镇中心小学的校长，也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汉旺镇中心小学的废墟中散落着孩子的书本、玩具，还有教师资格证和早已不成样子的笔记本电脑……学校几百个孩子，只有几十个得以幸存。调研工作遇到了困难，一方面已经很难看到小孩子，幸存和受伤的孩子都被家里人送到了安全的亲戚家。而剩下的孩子也都惊魂未定，语无伦次或者干脆沉默不语。和其他乡镇类似，这里的孩子大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地震之后，大部分孩子的父母都赶回来了，除了看到孩子平安，却也对未来无能为力。“我想9月份的时候学校一定开不了学。”一个女孩最朴实的担忧让我们心里更加沉重。
　　之后的环境调研证实了绵竹的富饶——受灾之前，主要发展旅游业的绵竹市经济比较发达，当地GDP在四川省180多个县市中排行第四。田间金黄油绿，白色的花朵和蝴蝶点缀其间。耕牛恬静地卧在一旁，等待主人的召唤。而不远处已经有农人开始晒谷——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在同英国同事在绵阳体育馆调研的时候，身边一个大嫂忍不住啜泣起来，说她的远房侄女现在一个人跟89岁的祖父住在安置点里，生活难以维系。“五婶”把我们带到她家的帐篷，一路上反复哭诉一家人的辛苦。我渐渐听明白：她的侄女从小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后来到另一个县的祖父家生活，因为户口一直没有落实，女孩子初一读了几个月就失学了。女孩的继母在地震中遇难了，在重庆打工的父亲听说老婆死了，连家都没回，家里几次打电话都不理。现在女孩和爷爷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没有户口的她连最低生活保障都领不到，而她又肯定不能算孤儿。从我们踏进帐篷开始，女孩和她爷爷就在哭，纯朴的乡下人让Kate坐在唯一的被子上，塞给她一瓶被太阳烤得发热的矿泉水。我不知道Kate能不能真正理解这家人的故事，却明显感觉到她因为无法立刻提供具体的帮助而手足无措。

驱散灾区孩子心里的阴影
　　经过调研，我们的计划也初步形成：建立紧急儿童救助活动中心，解决生还孩子的生存、心理、教育问题。救助儿童会在全球开展紧急救助的经验表明，让儿童有机会接触到同龄儿童、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参与到游戏中来，以及获得表达情绪的渠道，对于帮助他们走出灾难带来的心理阴影至关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抵达成都，更多的基线调研工作在绵阳、什邡、都江堰以及位于绵竹体育场和九洲体育馆的灾民临时安置点展开。尽管困难重重，项目组的同事却极其有效率地制定出了包括建立“儿童友好活动中心”、协助复课、提供基本卫生救助等在内的四种救助方案——根据各灾区的情况，在不同的地区要和不同的政府合作伙伴一起，展开最有针对性的救助工作。
　　在临时项目组成立了一个星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有序而紧张地开展了：同合作伙伴签订合作协议、制定长期战略规划、招募志愿者、定制活动房、统计安置点儿童数据、采购所需物资、进行志愿者培训、同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应对需求的变化……
　　在第一个“儿童友好活动场所”建立起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多日的疲惫一扫而光，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其实，最艰难的调研、方案制定和合作商谈阶段已经过去，接下来，更多的项目点将会像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在灾区的各个地方运营起来，建立30个“儿童友好活动场所”的初步计划想必很快就能实现。在这两个星期里，救助儿童会紧急救援项目组的成员们都在同时间赛跑，欣慰的是，我们赢得了对项目、对儿童心理康复来说至关重要的时间。
　　“焦虑、恐惧、攻击性、愤怒及内疚等情绪的产生，在幸存者中非常普遍，特别容易在孩子身上发现。这些孩子表现出的情绪，作为处在极端环境下的儿童来说，非常正常。”黛博拉说，“儿童有很强的韧性。给予正确的支持，95%的孩子能恢复到正常的心理状态。灾难发生后的几个星期是开展儿童心理干预工作的最佳时期。”

乌托邦

钱和物的中转站
2008-5-30 15:51:5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4 【发表评论  0条】




“超过2000元的款项我们都有做好登记，如果捐赠者有定点捐赠的意向，比如指名这笔钱要留作灾后建小学，又或是希望这笔钱捐到青川，我们在把善款发往四川省红十字会时，都会做出详细说明。” 这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省目前只有1.6亿的资金调往四川。  


编辑：林斌　南都周刊记者 华璐

5月13日，北京红十字会紧急组织救援队、急救车6辆，赶赴四川德阳地震灾区。 郝笑天 摄

　　5月12日下午4点，广州，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备灾救灾中心暨红康医院。
　　“看，就在那愁闷的地方，我看到一位女士手持油灯，穿行在暗淡的微光中……那盏小小的油灯，射出了划时代的光芒。”那一天，正是国际护士节，即将参加护士授帽仪式的小姑娘们在台上平缓地吟咏着歌颂南丁格尔的诗歌。
　　急促的电话铃声干扰了这片宁静，中心主任彭晓界匆匆接起电话，“妈，四川地震了，据说很严重。”这是在市人民医院当医生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彭晓界在给省红十字会打了电话确认情况后走上台，对所有工作人员说：“抱歉，看来我们要中断活动了，请大家做好救灾的心理准备。”
　　一个小时以前，广东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徐火周也在网上看到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7.8级地震”的简短消息。“唐山大地震不也是7.8级？”他马上拨通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电话。
　　“地震的时候，北京通州也发生了3.8级的地震，我们当时正在全国政协礼堂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事迹报告会。”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形容，此后的十多天，整个红十字系统都是“连轴转”，“几乎是24小时没有休息”。
　　16时，总会发灾后第一张调拨单，帐篷、棉被等日常储备物资从成都备灾救灾中心发往成都。
　　16时30分，总会向各分会发出救灾呼吁。广东省红十字会同时启动应急预案，广州备灾救灾中心决定从当晚开始24小时值班。
　　18时，广东红会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捐款救灾呼吁，而此时，总会已将救灾专用账号和热线公布在网上。
　　20时30分，温家宝抵达都江堰。电视镜头里，他身后已经立起了带有红十字会标志的帐篷。
　　如今，距离汶川地震已过去半个多月。面对超过价值30亿元的捐赠款物，无论是自身的运作能力或社会民众的反应，中国红十字会在此次灾难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收钱，收钱
　　“捐款高峰期的16、17、18日，从早上8点半开门到晚上10点多，我们门口就一直排着长长的队伍，有老人、小孩，都拿着现金捐款。”地震之前，徐火周正忙着为广东省红十字会寻找新的办公室。“新的地点已经定下来了，没想到发生了地震。”如今，20名省红会的工作人员和50多名志愿者挤在省卫生厅一楼两间面积不足30平米的小办公室里，接待了过万名捐款者，清点了过千万元的善款。

　　截至5月27日16时，广东省红十字会已到账捐款为6.451亿元。“2006年碧利斯台风水灾期间，我们募了7000多万，这是四川地震之前的最高纪录。”徐火周告诉记者，据媒体调研，超过97%的广东民众都曾参与捐款，而以恒大为首等企业也屡次刷新了捐赠纪录。“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考验，一是考验我们的反应和组织能力；二是考验我们如何处理好款物，既要把善心用好，又要对得起捐赠者。”
　　款项的进和出几乎是同步进行，在往后的半个月里，省红十字会户头流动的数字甚至要比有的股票买卖还快。
　　第一笔社会捐款在地震次日上午到达省红十字会，广州一家医药企业捐赠了30万元药品和20万现金，而省红十字自身则通过四川省红十字会向灾区发出20万和价值35万的物资。接下来的几天，捐款热潮持续高涨。5月17日，省红十字会联合广东卫视举办“川粤同心 众志成城”募捐义演晚会；18日，与南方报业集团合作，开展现场募捐活动。
　　最忙的一天，徐火周整天几乎没坐下来，“跑了四个捐赠仪式”。“捐赠超过50万的企业，可以要求举行现场捐赠仪式。很多单位都希望雷于蓝会长或者我出席。”徐火周并不排斥一些企业想要出风头的想法，“能多捐总是好事”，他说。
钱多是非多
　　1386万，2080.7万，1.322亿，仅仅是14日到16日期间，来自广东的善款数目翻了10倍。“除了深圳、珠海等5个分会，省内其余分会的钱都会汇总到我们这里，然后由我们发往四川省红十字会的户头。23日以后，由于广东定点支援汶川县，所以我们的钱也就发往四川省红十字会在汶川的账号。”
　　据介绍，中国红十字总会筹集到的捐款，一般也是直接拨给四川省红十字会，由四川省红十字会根据灾区实际需要，在当地购买救灾物资，但由于灾区需求巨大，当地已很难买到足够的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会目前已向多家企业采购，用飞机和火车尽快地运往灾区。所有捐赠款项从省、地(市)到县、乡，只能在银行进行转账，购买帐篷、粮食等救灾物品时，只能由银行和相关购买机构进行结算。
　　徐火周还向记者出示了捐赠意向书，“超过2000元的款项我们都有做好登记，如果捐赠者有定点捐赠的意向，比如指名这笔钱要留作灾后建小学，又或是希望这笔钱捐到青川，我们在把善款发往四川省红十字会时，都会做出详细说明。”
　　这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省目前只有1.6亿的资金调往四川。“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钱留作灾后重建，建小学，建医院。”徐火周说。
由于网络系统和人力资源尚能负荷，广东省红十字会在此次救灾募捐行动中，能及时将捐赠者的名单和款物的去向公布在网上。但中国红十字会似乎没那么幸运，网易平台、管理费用、地方截留、高价帐篷、高价大米、三亚视频……网友们的质疑充斥着各大论坛。
　　5月24日，江亦曼等多位红十字会高管在人民网与网友互动，对话间多次向公众保证，所有善款都将全数有效地运用于抗震救灾工作，如内部发生违规事件，必定严肃查处，愿意主动接受审计部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也要求全会上下，“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公信力”。
收物，收物
　　“12包一箱，总共是227箱。”5月27日，在超过30℃闷热的仓库里，丰满的彭晓界额头上都是豆大的汗珠，鼻子上敷的粉早就掉光了，露出与脸上的肤色不一致的黑红。仓库内6位工作人员不停地清点搬运，青筋尽显，汗流浃背，很难想象他们本身都是医生和行政人员。这227箱由增城某企业捐赠的纸尿布，将会与货舱内的卫生棉和药品等物资一起，在3天后到达灾区。
　　红十字会除了接收钱的捐赠，物资的接收和周转是他们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所有从广东发出的救灾物资，都会在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备灾救灾中心3000多平方米的仓库做短暂停留。

　　包括主任彭晓界在内的10位中心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后15天内，总共往灾区发出1107吨救灾物资，价值1.51亿元。
　　发送救灾物资除了是细致的脑力活、辛苦的体力活，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门学问。2000年，彭晓界从省卫生厅调往救灾备灾中心，医生出身的她恶补了仓储和物流知识。“消毒杀菌药剂不能与食品一起储藏运送，衣服和帐篷一起运送时，较重的帐篷要压在下面。一辆9.6米长的大板车可以运送20吨货物，怎么才能将车上的空间和运量做到最大化的安排……这些都是希望能将大家的善心及时送往灾区。”
　　从13日早上开始，备灾救灾中心仓储楼门前的小操场日夜停满了车辆，物资不断地流进、发出。高峰时，中心只好将饭堂也征用了，所有工作人员都从纸箱缝隙里挤到打饭的窗口前。彭晓界形容中心从来没有那么紧迫的时候，“反正这两个星期都跟打仗一样，周末和晚上连续加班，有时候半夜2点下班，回去睡两个小时就回来了。”
　　彭两次提起了一个笑话，“因为我们搬不了那么多物资，就雇了搬运工。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救灾物资，一定要小心搬运，我们的大学生都搬得那么认真。他们一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浑身臭汗的，就笑了，说：‘这是大学生？我还博士生咧。’”
物的旅行
　　与物流相比，记录和联系工作显得更为费力，中心的黄建华科长桌头堆着半人高的文件，全都是灾后半月物资的来往和发送记录。他向记者详细地解释了一箱物资是如何从广东发往灾区的。
　　“我们基本不接收零散的物资捐助，主要是企业送来的大批物资。”他说，企业必须先到省红十字会社会赈济部填写物资捐赠函，说明物资的种类、性质等，如果是药品和食物，还必须在最少9个月的有效期内。省红十字会确认后发出接收函，企业凭接收函将物资送往中心，中心再次确认有效期、包装是否完好等，清点入库，并出具收条。

　　“这是入库，出库我们也有严格的流程。”黄建华说。省红会发出物资分配通知，中心接通知后与四川省红会确认，清点货物并联系物流，在两天内将货物发往灾区。“目前我们已发出数十辆架运量在20吨-30吨的货车，还有两辆火车专列。”等四川省红十字会清点无误后，物流才可以凭回单收取运费。
　　物资是顺利地发送出去了，但是彭晓界这两天略感不安，因为中心现在已经成了“欠债大户”。“由于没有财政应急预算，发生了大灾之后，我们明显感到资金很紧。目前存在大约40万的资金缺口，主要是运费和请搬运工人的费用。”
　　黄建华在采访期间接了个电话，物流公司表示，由于前几天四川公路不通，绕行后必须将运费从11500元提高至13000元一趟。“我们这都是货比三家后选的物流公司，听说我们是运救灾物资，已经将价格压得很低了。听司机说，一路到四川光是路桥费和燃油费就要将近7000多元，还没算人工和车辆折旧等费用。”黄建华也很能理解这些难处，可目前也只能欠着这些运输费用。
　　这两天，中心还要再包一辆专列，将4.4万箱矿泉水运往汶川，运费估计要20万-22万。彭晓界只希望通过省红十字会上报给省财政厅的拨款报告能尽快批准。“我们能等，灾区百姓等不了。”

乌托邦

牛博网：惴惴不安的慈善
2008-5-30 16:05:22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52 【发表评论  0条】




几位文化圈里的年轻人，通过一个叫“牛博网”的网站结识，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他们借着自己的声望与网络的动员力，迅速募捐到大量赈灾物资奔赴灾区。但因其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身份，他们在获得民间信任的同时，“刁难”也如期而至。 “牛博网”志愿者的赈灾际遇，折射了正在发育中的中国民间慈善力量的困境。  


编辑：吴金　南都周刊记者 那兜
“牛博网”志愿者在发放救灾物资。  陈鸣 摄
领到救灾物资的村庄的负责人在接收证明上签字。   陈鸣 摄

　　这两周来，牛博网的服务器每天都濒临被挤爆的边缘。网站的创建者罗永浩给服务器提供商打了好几通电话，对方答复一时半会儿提不了带宽，于是他只好边着急边骂娘。
　　网友通过这里的十几个账号给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每天他们在这里刷新页面，盯着随时公布出来的支出明细，尽心尽力地履行“监督员”的职责。

面对网友的“找碴”
　　引发争吵的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网友的留言：“矿泉水是什么牌子的？多少毫升的？一件多少瓶？火腿肠一件多少根？食用油多少升？卫生巾什么牌子？等等，请尽量写全”，这样的要求让在成都运送物资累得疲惫不堪的罗永浩顿时火冒三丈。
　　很快罗永浩写了个他所惯用的愤青式答复——从矿泉水瓶上完完整整抄下牌子、容量和微量元素的含量：“净含量600ml，钾离子：1.0-27.0mg/L氯离子：1.0-24.0mg/L……多一点，生活更健康！2008动起来，×××矿物质水，让你的2008充满健康和活力！(此处有一个做体操的人的图案)健康的体魄，振奋向上的精神，让生命充满健康的活力！”网友照例有赞罗式幽默的，也有批评罗永浩“不够专业”的，吵成一片。
　　最后罗永浩不得已站出来做“保留式”的道歉。这回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我们拿的是网友的钱做事，好名声还全落在我们头上，我们还是有解释的义务。”

　　罗永浩的声名鹊起源于网络上流传的“罗永浩语录”，从新东方辞职出来后，他请来了一群文化和媒体圈的朋友开博客。
　　这次不是牛博网的第一次募捐。在2008年年初，牛博网组织的为山西黑砖窑母亲群体及获救窑工派过年红包的活动，短短一个月中便募集16万多元人民币，分别派给了23位窑工家庭。
　　尽管有以前的募捐经验，并且事先准备好面对各种刁难，但罗永浩还是没有料到，这一回做善事这么难。大灾难面前，网友们显然更加“严厉”，把钱捐给牛博网，一方面出于信任，另一方面也出于牛博网的“可监督性”。
　　地震刚一发生，罗永浩就跟朋友黄斌开始捣鼓这事儿。5月14日凌晨在牛博网首页上公布了一整套详细的募款方案，4天内就募集到140万元。17日从北京飞到成都之后，罗永浩、黄斌和王老板(网名)每天上午在成都市区采购救灾物品，中午出发前往灾区，晚上回到成都做账到深夜，“我们几个可怜鬼每天睡眠不到四个小时”。
　　刚到四川的头几天，由于形势混乱复杂，工作完全没有头绪，所以没有及时整理出详细的账目。等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再回头整理账目的时候，发现乱成一团，不得以花了十几个小时从头整理计算。最后发现有253元对不上账。最后，由他们三个人自己出钱填补上这个漏洞。
最后他们公布出来的救灾日记账里面，数字精确到角，并且承诺所有的发票、收据和救灾点提供的收条全部扫描或拍成照片发布上网。
即使做到这一步，一些网友仍然不依不饶，这样人数庞大的监督集团，细到几乎是找碴的要求让罗永浩不胜烦扰。
　　一位网友的留言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态，“我当然相信罗永浩，但这样可以给后面想做类似事情的人做个标杆——希望这种慈善活动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来自官方的“误会”
　　压力也来自另一方面。
　　“杜桥被架走了！”19日在下乡送救灾物资的路上，罗永浩接到电话，成都市警方冲进朋友杜桥的公司办公室把人抓走了。杜桥是四川成都的一位朋友，网友在北京募集的资金通过杜桥的账号转到成都，方便灾区提取使用。
　　而在这之前的5月16日，罗永浩他们就发现这次活动的建行捐款账号被冻结，包括北京的收款账号和成都接收和采购救灾物资用的账号。于是他们分别派人去北京的建行和成都的建行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被上面冻结了”。
　　当他们问起这个“上面”是谁的时候，建行方面说：“不知道。”
　　事后知道，成都市建行接到来自广东开平的一个电话举报，称牛博网在搞非法募集，银行的一位职员在处理一笔来自北京的汇款时发现备注栏里写着“赈灾款”，也心生疑惑，上报四川省建行分行个人业务部后，将账号冻结，资金只能进不能出。
　　警方也介入调查，但误会很快澄清。
　　黄斌带着票据账单赶到公安局跟警方沟通，并向警方提供了工作计划，那就是买粮食、帐篷或帐篷用布捐给急需这些物资的灾民，警方的疑虑很快消逝。但当警方提出把善款转交给政府部门或是政府认可的慈善机构的方案，这一提议被他们拒绝。
　　“这次被封是意料中的事。”罗永浩说。
　　牛博的一位网友YY在5月14日发帖说：“我不是很清楚，这样的民间组织募捐，直接发放给灾区，符合相关法律吗？我觉得组织者有必要先做出说明。”
　　此前罗永浩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并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只要不是诈骗就构不成刑事犯罪，于是他们决定冒险一试。
　　因此，牛博网在募款之初就定下规矩：
　“万一牛博网的募捐活动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会，而不是退回去。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留言或是来信注明。而届时最坏的结果无非两个：一、善款转给官方慈善组织；二、善款退还捐助人。
　　除此之外，为了做到公正透明，募款方案规定，每次发放捐赠钱物的额度会由以上十几位组织者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决定；及时在牛博网上公布受到捐助的受益人名单；定期公布接收捐款的金额；存折、密码分开保管；仅在三名以上的组织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方可提款；取款及向受益人捐赠钱物的过程，由律师或是媒体记者见证。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惴惴不安。这样的一个并非民政部门注册的松散团体，也不是具有国际背景的慈善组织，即便能获得网友的信任，是否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接受和认可，尚未可知。

　　无独有偶，最近一周来，正在成都进行志愿活动的“NGO救灾联合办公室”的账目也受到警方的审查。结果显示账目同样没有问题，但负责人张国远被攀枝花赶来的当地警察带回攀枝花询问。
　　民间的“慈善组织”都不具备募捐的主体资格，其募捐行为也没有“合法”渠道。目前全国仅有几家慈善组织获得了民政部审批的募捐发起主体资格，像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大多带有官方色彩。
　　所幸的是牛博网和警方迅速和解，对此后的赈灾活动顺利进行没有造成影响。

准备设立一个存疑账号
　　在成都，牛博网每一天采购物资的行动从8点持续到12点。他们在八里庄粮油市场大门口，装上大米、帐篷布、油盐，然后送到各个村里。“政府解决大方向，我们完善小方向”，志愿者刘磊说，这种方式是点对点，有点儿像静脉注射，直接地解决灾民问题。
　　这样的工作量十分巨大。
　　来自北京的志愿者刘鎏为了做志愿者，把在广告公司的工作也辞掉了，他是重庆人，在这里语言沟通十分顺利。他负责把分配到每个村的货物做一个详细记录，然后要求村里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为了防止物资被挪为他用，他们在分发物资时每次都要求尽量多的村民在场，这样一来可以在村民内部形成一种互相监督。
　　24日，在安县雎水镇，镇上的书记一开始建议把这三车物资交给镇上分发，但刘磊和刘鎏没有同意，因为“牛博的原则是直接送到村民的手里，把物资运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是救灾的最大意义”。
　　从成都到安县，来回将近7个小时，他们每天组织一个车队在这条路上往返，把睢水镇的白河村、红石村、金华村、较场村等十几个村一一跑遍。而罗永浩和黄斌则另外乘坐一辆越野车，到各个村里面去踩点儿，了解哪里受灾严重，最需要什么类型的物资。送过物资的地方，罗永浩和黄斌还会抽空过去了解物资分配情况。
　　一开始，由于信息不畅，他们去过的不少地方受灾情况并没有想像中严重，然后货车一箱物品都没有卸就在村民的愤怒中原路驶回，去寻找更需要这批物资的点。
　　“这次我们这样做，其实完全是不顾代价地提高救灾效率，”刘磊说，“很多灾民都觉得自己是受灾最重的，但其实有更多的人需要这些东西救命。”
　　刘磊认为，这个活动更像是一次应急救援，而不是最正规的一种方式，“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基金会。正常的话，资金需要有人审批决议，有一个流程，但显然灾民等不及这些。”
　　罗永浩想出另一个方法，他说，以后准备设立两个账号。一个是信任账号，只接受完全信任的人捐款，“信任账号捐款后不许提问、不许啰嗦，但是允许你在指定的时间内无需理由地退回你的捐款。”
　　另一个是存疑账号，“我们会处理得令人发指的详细完善公开透明，我们会聘请权威的审计机构做第三方审计，我们会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雇用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我们会耐心解答任何一个刁钻变态的枝节问题”，但要从其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作为所有参与工作人员的工资。
罗永浩说他从来没打算长期地做一个慈善职业家，从上次的为黑窑奴工受害家庭捐款到这次的四川赈灾，都是业余玩票性质。“我们做这些事情只是因为刚好被某一个悲惨的事件触动了，感到自己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仅此而已。我们以后肯定还会做一些类似的捐款活动，但不会尝试发展成一个专业的慈善机构。”
　　“但是对那些纯粹做奉献的义务工作者来说，连续十来天的劳累、营养不良和睡眠不足之后，看到一个在家舒舒服服地坐着点点鼠标就能给灾区人民做点事情的幸运家伙蹦出来带着满脸不信任的表情提出各种质疑的时候，是很难不崩溃的。”

乌托邦

帐篷里盛开希望小学
2008-5-30 16:56:08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1 【发表评论  0条】




5月25日这天，什邡县蓥华镇的小学生们终于领到了书——当然还有笔和练习本。这是个值得兴奋的时刻，13天前的汶川大地震把他们的书包和铅笔埋在了崩塌的教学楼下。如今，摸着久违的书本，120多名孩子高兴地围着院子又唱又跳。  


编辑：张平扬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四川什邡报道

乔迁伊画的画《未来的学校》。 叶伟民 摄
　　这时，32岁的江西志愿者陈攀峰站在黑板前，疲惫而满足地看着这一幕。身后是两顶白色帐篷，几个扭曲的粉笔字赫然其上——帐篷希望学校。而他正是这所匆忙而就的临时学校的“校长”。
　　5月12日的汶川8级特大地震把众多学校夷为平地。为让失学儿童尽快回归课堂，如帐篷学校等临时教学点在灾区各地应运而生。
而陈攀峰等24名来自江西的志愿者，也以民间力量的角色，加入到这股复学大潮中来。

“学校没了”
　　5月27日，蓥华镇六年级小学生乔迁伊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去理解一个简单的中文字——“爱”。
　　这是当天志愿者老师张艳在谈话课上的内容，她试图用简短易懂的语言来告诉同学们——爱能战胜一切。10多名孩子围在老师身边，懵懂并认真地思考着一些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很难想象这是一所学校。一个停产的茶厂院子，没有书桌，没有讲台，也没有上课铃和课间操。一块不到半米见方的黑板，外加数十张零散摆放的简易马扎，就成了这个临时学校的全部家当。
　　但乔迁伊和她的同学并不介意这一切。院子外是几乎被地震摇成了废墟的小镇，瓦砾遍地，坑洼密布。对孩子们来说，那是一个梦魇般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重获一丝安全感。
　　临下课时，乔迁伊羞涩地拿出了两幅早已画好的图画，一幅是《地震时的学校》，另一幅是《未来的学校》，前者学校崩塌，同学纷纷坠落；后者则是校舍恢宏，同学欢笑其中。
　　孩子们马上围了上去，交替看着这两幅作品。面对表情复杂的孩子们，张艳转过身，在黑板上布置下当天作业——命题作文《爱》。
时间回到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灾情惨烈。

　　地震波迅速扩散，摇撼全国16个省市。远在江西南昌的白领陈攀峰跟着汹涌的人潮跑下楼，作为退伍老兵的他当天就报名参加了志愿者。
　　7天后，陈攀峰和另外23名江西志愿者组成一支防疫队伍，开赴重灾区之一的什邡县蓥华镇。
　　5月21日，陈攀峰执行任务时遇见一个7岁小男孩，他的行为让陈攀峰担心——他在瓦砾堆上随意玩耍，还用沾满黑泥的手抓东西吃。
　　“你为什么不上学？”“我们的学校倒了。”“那作业呢？”“都被埋在石头堆里了。”“那你还想不想上学？”“想！”
　　当天晚上的总结会上，陈攀峰和队友分享了他的见闻，并建议办一所帐篷学校帮助当地失学儿童，这得到所有队员的一致赞同。经过一天的上门宣传和物品准备，5月23日，在一个倒塌停产的茶厂院子里，帐篷希望学校开课。
　　那天清晨，陈攀峰将一面巴掌大小的塑料五星红旗举过头顶，30名小学生围着他清唱国歌并敬礼，完成了这个简单的升旗仪式。

灾难改变了他们
　　由于严重缺乏书本和纸笔，开始阶段的课程设置很简单，主要是唱歌跳舞，组词学句，以及给孩子们讲述一些历史军事知识和防疫常识。
在部队当过文艺兵的陈攀峰成了孩子们的音乐老师，他教大家唱《大中国》、《爱我中华》，还让孩子们男女配搭跳集体舞，这对山里的孩子来说是件既开心又羞涩的新鲜事。
　　帐篷学校的消息在当地灾区迅速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不到3天时间，学生人数就激增到120多人。
　　“急需书本和纸笔。”几乎每天晚上，陈攀峰都在他的QQ群上反复敲下这样的留言。南昌一些后方志愿者迅速响应，通过各种途径征募课本和文具。
　　但孩子们此时需要的，不仅仅是书本。
　　一个星期二的中午，12岁的张雨清在一把太阳伞下迎来了她的4位同学。这里原来是家中的卧室，但地震将它夷为了平地。
　　没有了往日的打闹和欢笑，5个小学生就这样静静坐在桌子前，显示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沉默。他们和蓥华镇中心小学其余的500多名学生一起，成了这场地震的幸运者——下午2时28分地震袭来，学校还有半个小时才上课。
　　但在操场上玩耍的他们还是看到了那惊人的一幕，大地突然像簸箕一样甩动起来，仅仅几秒钟后，身旁的教学大楼如积木般从中间塌陷，漫天烟尘遮盖了哇哇大哭的孩子。
　　小学保住了，但仅数步之遥的蓥华中学却成了当天的城中地狱，一座彻底崩塌的教学楼掩埋了200多名师生。废墟里孩子的呼叫声和废墟外大人的哭喊声让张雨清他们惊恐地抱成了一团。
　　时隔半个多月后，一种过度的成熟正缠上了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会以一种大人才有的严肃和无奈，交流着一些真实或不真实的死亡惨状和传闻。偶尔还会摇头感叹：“太惨了。”
　　张雨清的妈妈王国筠在一旁不时叫喊女儿的名字，以打断孩子们这些让人担忧的交流。
　　但在座同学王照元却没有领会到大人的关心，仍不停地向伙伴们描述着姐姐在蓥华中学死时的惨状——全身是血，样子被砸得模糊不清，肚子还肿得老高。王照元此后就重复做着一个奇怪的梦，姐姐回来了，但姓名却是别人的。
　　“孩子们需要疗伤。”张清娥，南昌某高校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帐篷学校成立后，她担任孩子们的心理辅导员。每天放学后，校长陈攀峰用一根长长的登山绳让孩子们前后相牵，带至张老师的白色帐篷里。
　　封闭式的单独谈话、游戏、魔术……所有的形式都是为了释放孩子们内心淤积的恐惧和创伤。一个有着地震臆想症的12岁男孩，时常在夜里喊着就冲出帐篷。来到这里后，他找到了伙伴和安全感，现在晚上终于敢脱下外衣睡觉了。
　　5月25日，由南昌热心人筹集的第一批书籍文具抵达蓥华。“一共有3000多册，大多是小学生捐赠的课本和课外读物。”陈攀峰当天在整理物品时，意外地发现，每本书的主人都在里面夹着一纸留言，鼓励灾区小朋友要勇敢和坚强。“有些孩子当时眼泪就出来了。”

孩子，别哭
　　5月26日下午，两件事情打动着陈攀峰，一是5岁的儿子在电话里“叮嘱”爸爸要多救些小朋友；二是3个从山东专程开车赶来的好心人给学校捐献了急需的铅笔和练习本。


　　学校越来越像样了，但陈攀峰的志愿者之行也将接近尽头。这一天，陈攀峰召集了所有的孩子，说要给他们提前过“六一”。张雨清等高级年学生随后合计要为老师表演节目送行。3个小姑娘在闷热的帐篷里排练了一个中午后，小品《傻姑进城》出炉。
　　小品反应异常热烈。张雨清和她的两个搭档把诙谐的四川乡间俚语表现得惟妙惟肖。笑声、掌声、欢呼声再次飘满了小镇。
　　当天晚上，陈攀峰把学校的工作移交给志愿者张艳，张是南昌一名电台记者，也是一个7岁女孩的妈妈。她准备和第二批即将到来的志愿者一起，把帐篷学校办下去。
　　令人欣喜的是，在镇子的西南边，一座正规的帐篷学校正在兴建。很快，20顶方形帐篷就会在那里矗立，成为孩子们新课堂。
　　而志愿者们要做的，就是在此之前，让孩子们安心学习，慢慢疗伤。
　5月27日，做好交接工作后，志愿者陈攀峰准备登上回程大巴。孩子们全都赶来了，陈攀峰给每人发了一支铅笔和一本练习本，叮嘱他们要好好练字。
　　孩子们哭了，陈攀峰一一拥抱他们，说：“孩子，别哭。我们还会回来的。”

　　车开动了，孩子们跟在后面使劲地挥动双手。在拐出院子的一瞬，陈攀峰把头扭到一边，才敢让眼泪流了下来。

乌托邦

汪自成谈孤儿收养：政府应主导，但不要包办
2008-5-30 17:17:1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7 【发表评论  0条】




当年唐山地震后主要由国家集中抚养地震孤儿，30多年后的今天，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发生了显著变化，民间的经济实力也今非昔比，这次汶川地震孤儿的安置方法也应有所改变。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编辑：翟立 美编：高爽
灾后孤儿 南方都市报记者 卢汉欣摄
　　受访专家：汪自成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四川地震灾难发生以来，地震孤儿牵动着国人的心，民众纷纷表示愿意收养地震孤儿，很多企业和组织也都宣布要为地震孤儿捐款。孤儿的收养登记工作职能在各级民政部门，但目前四川省民政厅没有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开展收养孤儿的登记工作。
　　汪自成教授一直以来在关注地震孤儿收养状况，对于四川地震孤儿的安置问题，他从法律、社会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南都周刊：目前，对于灾区孤儿到底是该由国家统一办学校，还是由家庭抚养，存在不同的看法。您个人认为哪种更合适呢？
　　汪自成：我不赞成把全部孤儿集中放在一起生活，因为有相同悲伤经历的孩子聚集在相同的环境里容易把悲伤放大。有唐山地震的孤儿就曾提到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由于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基本与社会隔绝，导致适应社会的能力几乎为零。我们现在处理汶川地震孤儿问题时要汲取这个教训。
　　当年唐山地震后主要由国家集中抚养地震孤儿，这与当时实行的国家包揽一切、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分配的计划体制有关。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巨大改变，不仅是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民间积蓄的经济实力也远非昔日可比，那么，类似孤儿学校之类的安置方法就应该有所改变了。
　　南都周刊：对收养人的优先权，也颇具争议。是照顾灾区里失去孩子的家庭呢，还是考虑可以给孩子提供相对更好的抚育条件和发展机会的经济发达地区呢？您觉得收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
　　汪自成：在收养家庭的选择上，还是应该坚持被收养人的利益最大化为取舍标准；这也符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准则。
　　首先，《收养法》所规定的基本条件是必须要符合的。其次，针对这次地震孤儿的特定情况，我们要设定一些具体的条件。比如说，第一，对收养人的品行方面要进行考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社区、公安机关出具品行良好证明，这既是一种门槛，也可以说是对收养人的一种约束。
　　第二，收养人的家庭职业和经济状况。这就需要测算收养当地抚养孩子包括供他上大学期间所需要的生活费用、学习费用和医疗费用，收养家庭的财力应该是要超过这个标准，否则会带来很多现实的经济问题。
　　第三，虽然对于收养孤儿可以不受收养人有无子女的限制，但我还是认为应该优先考虑无子女家庭。
　　还有一个就是，收养人的文化程度要比较高，职业要稳定。这是基于被收养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也是每个关注地震孤儿的人的共同心愿，所以这里并不涉及歧视问题。另外可以通过设定一种公开竞争的程序来确定收养家庭，通过竞争收养程序来增加收养的难度。
　　南都周刊：有的人认为在法律的程序上要为此次地震大灾制订一个特别的、应急的方案出来？总体而言，现有法律对目前灾区孤儿收养问题可能存在的障碍是什么？
　　汪自成：这是亟须解决的。比如14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大家的收养积极性不高；同时，按照中国现行《收养法》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才可以被收养。这样难题就变得越来越难了：灾区14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怎样才能得到妥善安置？如果没有特殊的法律制度出台，已满14岁的灾区未成年人就只能被爱心人士抚养而不能够被收养；但抚养并不产生父母子女关系，这对本想收养孩子的家庭而言，则因有欠公平而愈发打压其收养积极性。如果我们及时修改《收养法》，将特别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未成年人都纳入可以被收养的范围，将会为这些亟待妥善安置的大龄儿童开启收养的法律之门。
　　南都周刊：相对于民间有收养意愿的人的热情高涨，有的人认为政府在启动灾区孤儿收养方面还是相对滞后了，比如民政部门表示必须等所有孩子的身份确定了才能开展工作，但是，目前肯定有些孩子已经能够确认父母不在了，是不是可以先考虑这部分孩子？有人担心孩子们在各种救助站辗转对他们的心理康复非常不利。
　　汪自成：是的，收养工作完全可以分步骤来进行，不能再让那些已经符合被收养条件的孩子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了。最近灾区余震不断，成年人都饱受折磨，更何况这些年幼的孩子呢？因此，对于能够确认的孤儿，要抓紧启动收养程序，让他们早日从震区走出去，在全新的环境和安定的生活氛围中早日忘却悲伤。当地政府将这些孤儿安置在救助站固然可以解决其食宿问题，但能解决好他们的心理障碍吗？在各种救助站之间进行辗转的做法，也显然不利于这些孤儿的心理康复。目前当地政府的工作确实千头万绪，但最大限度地维护灾区儿童利益，可能是最富人性化的政府义务。
　　我认为，在安置灾民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但不是包办的作用，要及时、充分地借助四川以外的民间、社会团体乃至于政府的力量，不能拘泥于陈规而有所拖延，更不能人为设置任何障碍。如果当地政府抓紧时间把适宜被收养的灾区儿童送入收养程序，无疑将会立即减轻当前的安置压力，才有可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关注孤残和孤老等人员。

乌托邦

志愿者日记：我们的工作枯燥又琐碎
2008-5-30 15:26:42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38 【发表评论  0条】




5月23日下午1时，成都机场几十名志愿者正忙着将刚到达的联合国捐赠的棉被帐篷等救灾物资装上大货车发往德阳等灾区。  


编辑：徐夏　吴娟 撰文
5月23日下午1时，成都机场几十名志愿者正忙着将刚到达的联合国捐赠的棉被帐篷等救灾物资装上大货车发往德阳等灾区。  南方都市报记者 田飞 摄

5月12日
　　我一直在看新闻，从央视看到凤凰看到CNN。打电话回家，我妈说她当时也在睡午觉，发现床像筛子一样抖，而舅舅公司里柜台上的货物都晃掉了一地……
　　我们家地处十堰山区，也是地震带，我想起小时候被大人送到远方的亲戚家躲地震的日子，那时人心惶惶，能躲出去的都躲了。

　　可这一次的地震，如此剧烈，如此突然。看了整整一通宵电视，救援部队还是没能深入到震中汶川，而死亡数字大幅增长。打电话给成都的一个同行，他说估计伤亡可能在十万人左右。
　　在吃饭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我时不时地想到：下着大雨的汶川，救援队还未进入的汶川。
5月13日
　　我坐不住了。我在MSN上签名说，做点什么吧。我很冲动，给绿家园的肖远老师打电话，跟他说我一定要做志愿者，如果他们有组织在成都能接应我马上就去。
　　然后，我给自然之友的梁晓燕打电话，梁老师的话让我恢复一些理性。她说，灾区的情况很紧急。而NGO的强项并不是紧急救援，这个需要专业和政府的组织力量。这时如果从外地飞过去一大帮不清楚状况的人，成本高效率低，还会给当地添乱。她安慰我，说别急，肯定有你做的事。
　　就是今天，距地震已24小时。滂沱大雨和凶险的泥石流使徒步救援部队还未能进入震中汶川。
5月16日
　　从开始登机到起飞，我不断地听到周围的人在讨论关于地震关于寻亲关于采访关于志愿者的各种对话。特别是我的左邻右舍，好像都是志愿者。
　　走出机场，和我半个月前还来过的双流机场全然不同，人人都望眼欲穿，举着各种各样的寻人牌子，全都和地震有关。我看到同机的志愿者找到了自己的组织，他们背着1米高的大包，上车消失在夜色中。
　　这么多从不认识的人，却彼此感觉亲切，我们被这场地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要去的地方成都东恒国际，有个NGO联合救灾办公室，是由成都根与芽、攀枝花青年行动、意气风发红十字会、NGOCN、云南社会发展学院、多背一公斤这几个NGO联合起来的一个行动组织，他们需要志愿者。
　　我听梁晓燕老师说，NGO联合办公室组织者张国远，手机每隔一分钟就会响，全是志愿者打来报名的。他每天除了接电话什么事也不能干。梁老师要我别打电话了，直接去。
　　在去的路上，我有点担忧，我怕志愿者太多了，扎堆。那么多人，相互不认识，组织、管理都会是个很大的难题，可能想干的事都干不了。
果不其然，成都的同行朋友说，成都市团省委外面，每天都站着好几千志愿者，两眼茫然，等着分配事情做。
　　不行，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我运气很好，绿家园有一笔捐款资金，放在穿山甲越野俱乐部(他们有长期合作、搞过江河十年行活动的）。绿家园的肖远让我去到那里，帮他们管理这笔捐款资金。
5月17日
　　我开始工作了。
　　第一件事，就是给正在灾区前线的各个NGO组织打电话，从他们那里获知第一手信息。包括灾民安置的情况，缺乏的物资、道路的通畅和通行证的协调。政府为了保证救援车辆的通行，实行交通管制，凡是没有通行证的车辆一律不允许进到灾区。
　　今天，我们得到信息主要是食物和水的缺乏，特别是水。那些困在废墟中的人们，家园毁于一旦，一无所有。
　　现在，我们账上有25000元的现金捐款。在办公室里，我们讨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去买即食食品、水、手电筒和棉被。在麦德龙，很多花哨、昂贵的棉被显然不合适，饼干柜全部空落落的，矿泉水销售一空。离我们的想象差太远了。
　　我们临时调整了计划，决定去买军用棉被，又实惠又有保证。其他的物品也转到成都西南食品城采购。基本食品都买到了，就是水，哪里都买不到。这个平时生意不太好的食品城，因为赈灾很多东西都卖空了。人人都显得特别忙，车都拉货去灾区了，不能给顾客送货。我们找了很多地方，就是没有矿泉水卖。我们意识到，现在已无法顾及价格了，尽管手中的钱那么有限，都希望能变成更多的物品惠及更多的人。于是，我们开始一家一家地买，想凑足200件水。
　　路旁的红旗超市说，成都已经开始限量供应，每个人只能买几瓶水。我反复跟他们解释，是要送到灾区的赈灾物资，请无论如何想想办法。这时营业员说帮我们给总部打电话，争取调200件水来。太感激不尽了。
5月18日
　　购买的所有物资都送来了，棉被、水、食品，堆在穿山甲俱乐部的门口，有一人多高。我有点汗颜，没想到2万多块钱，居然能买这么多东西。
　　在穿山甲俱乐部，驾驶员们每天都拉着各种各样的媒体去到灾区，这些驾驶员常年跑在川藏路上，对地形相当熟悉。
　　他们一边接待顾客去灾区，一边给我们带回灾区最新的各种信息。如果需要运送赈灾物资，这些车辆就会免费送货。这里只有我一个志愿者，虽然捐款不多，但也够手忙脚乱。所有出力气的活，比如装货、下货，都是驾驶员干，甚至驾驶员的家属也会来帮我们联系购买物资。
　　我不时能接到志愿者打来电话，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人手帮忙。但我发现，大多数志愿者很关心能不能去灾区，一旦听说只是装货清货、收集信息，就不感兴趣了。也来过几个志愿者，是成都高校的学生，常常是来过一天后，就再也没来了。
　　他们可能没想到这些工作之枯燥之琐碎之卑微，它并不能满足人们对英雄主义的渴望，就如那些战士，不惜牺牲生命，拯救废墟中的人们。我们所做的，就是每一个弱小的NGO所做的，它万涓成水。就像绿家园袖标上印着：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
5月19日
　　我第一次下到灾区，地点是都江堰向峨乡。
　　这里是国际NGO小母牛的救助点，他们急需物资。在路上，我们搭载了小母牛的志愿者铁大姐，她40多岁，脸晒得黑里发红，短发，很精干的样子。
　　发生地震后，她冲到灾区，把自己父母从废墟中安置到成都，就开始做志愿者了。她在成都多年，是个成功的人士，也有很多资源。帮着各个NGO协调车辆出入证，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帮小母牛在向峨设立救助站。铁大姐说，这次地震，她流的眼泪比从前所有流出的眼泪都多——既因为无数的悲惨，也因为无数的感动。
　　她这次回成都，专门做了一大桶红烧肉，那些志愿者，多数是大学生，毫无稚嫩和娇气，就住在灾区一线。天天吃泡面，喝矿泉水，也没法洗澡。这桶红烧肉就是犒劳他们的。
　　在他们身后，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条幅。
　　卸完救灾物资后，我去到灾民的帐篷里，这里受灾很重，房屋垮塌约70%。
　　但他们周围的环境还算整洁。有些灾民正拿着灭蚊灵喷药，地上时不时看到石灰线。空气中有药水的味道。
　　帐篷里的人家在煮饭，白花花的肉片往锅里煮，他们说，从发生地震后就再也没吃过肉，今天好不容易弄了一点。四川人很会做菜，素材不多，却闻到浓香。他们很淳朴，菜不多，还热情地喊我们一起吃。
　　夕阳的余光从树缝漏出来，这条曾经的街道，肯定是车水马龙。此时却很安静，我在安静中感到乡民们的韧性，他们正在习惯这种与从前不同的生活。
　　只是在向峨乡中心小学，写满班级表扬的黑板兀立着、乱水泥堆里散落的衣物，使我不敢看，也不敢往废墟上走，总觉得脚下还有生命。

5月22日
　　绿家园的肖远发来短信，说：既然让你管账和物品，就一定要管好！进出清楚，拍照，分配清晰有账有记录，将来要经得起审计审查。切切！
　　我丝毫不敢怠懈。其实我这个从没做过财务的人，一直为此头疼。所有的购买和运送我一定要到场，货物的单据发票理清，送到灾区要接收站签名盖章，手上厚厚一叠票据，像宝贝一样生怕弄丢了。
　　北京在后方筹款的绿家园，会常常发消息来，催着把账单和货物拍照后发给捐款者。
　　幸好捐款不多，要是多的话，我一定要找个人帮忙。听说联合NGO那里刚开始也是，他们的捐款比我们多，人人都忙着救灾，开始账面乱七八糟。后来，其中的云南NGO负责人专门飞到成都，清理账务，还专门请了个律师监督。
　　即使如此，你也一定会遇到一些无法估计的事情。
　　我们有三箱进口的消毒水，觉得送给军队和医务站最合适。
　　在什邡煎底镇，我们遇到一批空降兵，得知有很多战士在抗震救灾受了伤，他们太用得上了。可他们不收，说有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坚持要送，连长连声说谢谢。可问题是，他不能给我们履行任何账单手续，不能给我们签字，也不能给我们盖章，证明这批药品他们接收了。
　　如果没有这个手续，我怎么能说明这批药品的去向？
　　绿家园的另一个志愿者，中国环境报的记者丁品，也是他从北京带来这批药品，他说给他们用吧，我们都作证。越野俱乐部的老大穿山甲说，我也作证。
　　于是，我们免掉了这个手续，用相机拍下作证，送给了这些战士。

乌托邦

做志愿者，不做灾难游客
2008-5-30 17:29:19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2 【发表评论  0条】




我还在灾区的时候，有人酒后撒泼打来电话问过我，你能干什么？还不如回家照顾老婆和孩子去。他说得不对，但我无力反驳。  


南都周刊编辑：张平扬　特约撰稿 田爱民
金花村房屋毁坏严重。 田爱民 摄

　　约稿的朋友特意交代，这篇关于志愿者的文章以写我做了什么、看见了什么为主。我还在灾区的时候，有人酒后撒泼打来电话问过我，你能干什么？还不如回家照顾老婆和孩子去。他说得不对，但我无力反驳。
　　我是15日去震区，20日回的，总共干了3天。头一天在绵竹市遵道镇。我看见的灾情比我想象中要厉害。我很少去看那些惨烈的场面。当地财税所一江姓工作人员介绍伤亡数据时我也没认真听，听了也没去记，他带我们见的每一个人都很惨，所以没法写。
　　在我徒步走向镇郊的金花村的路上，山体滑坡不算厉害，但路已完全变形。我看见两边大山的植被异常多样丰厚，道路下方的小溪非常清澈。路上能听见蝉鸣，但没有一只鸟叫。在金花村，我看见有一面墙没有倒塌，所幸村民不多，大概有20来户(不准确)。我一共看见了3个人，其中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中寻找可用之物，因为四周非常安静，我走过去的时候，那女人吓了一跳。整个金花村给我的感觉比较富裕，有好几户还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一户供着一大尊菩萨。因为金花村太安静了，给我的感觉是这里的人已经转移到镇上去了。而那些废墟，我肯定有拿着生命探测仪的解放军在上面走过。据遵道镇镇长说，整个金花村只有一人死亡。
　　到了下午5点左右，同去的向大得和其他二位因为发现救不了人而倍感失落，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灾难游客，就提前回去了。我和某镇武装部副部长、野外救援队队长向绪侠坐他们的车在成都分手，去了都江堰。
　　就我的所见而言，无论是遵道镇还是金花村，人们完全可以用竹木来修建房子。我这里没有指责的意思，只是一个建议。更多的建议有房屋评估专家来提。5月19日我在都江堰打消毒水时，在青城豪生国际酒店见过这批专家。其中一个专家让我给他的鞋子喷了消毒水，他说他的脚突然很痒。青城豪生国际酒店是按抗8级地震修建的，只在二楼的走廊有一段裂纹。那天我极不负责地把喷头开到最大，但当我打完了回到救护车上时，向绪侠已经等我老半天了。我摇了摇他的药桶，足足还有大半桶。
　　跟我们一同打过消毒水的有两位年轻小伙子，其中一位的老家是卧龙那边的，小伙子很瘦，七八十斤重的药桶背上身后，他要努力勾着脑袋才能走路。一个星期来，他跟他的父母和家人一直还没有联系上。现在应该联系上了，因为卧龙的情况不是很坏，那里的大熊猫都能安然无恙。这两个小伙子都是都江堰市人民医院的医生。
　　在遵道镇，一位妇女不要向绪侠的钱。她说她不需要钱，她只是想见到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据镇长说，不知是在汶川还是北川的煤矿里，没有消息。他们的女儿是遵道镇幼儿园70多个遇难者之一。

　　在都江堰，从疾控中心到汽车站有两分钟左右的车程，带我们去的三轮车司机问向绪位要15块钱。向绪侠踢了他一脚，并把撕掉的100元扔在他脸上。也就那个位置，有一个边走边把一袋饼干小心放进口袋的老人向我们走了过来，他走得很急，当时一位朋友托我代捐的1000块还有200没捐出去，我把钱取出来时，那老人在离我有10来米远的地方过了斑马线。后来我们在成都下车时，我把它给了坐在最前排的一位抱孩子的老婆婆，她的媳妇要我留一个电话，我留了。她们是从青城山来成都投靠亲戚的。
　　到都江堰的当晚，一个骑着摩托的中年男人带我们找疾控中心。城里没有光，路灯只在一侧零星开放。他有些迷糊地一路唠叨。5月12日那天他在德阳一家化工厂里上班，也是今天才来。他带我们找到疾控中心后，发现我们要找的人不在，他有点生气，但不妨碍他给我们要找的人打电话，继续找。在他接下来的唠叨中我得知，他是来找父亲的，找了一天没有找到。找了不下一个小时，我们终于找到了从家乡开来的救护车和司机。不知怎么回事，下车时我把他当成了摩的司机，递给他20块钱。他当然没有要。街上非常凄凉，我问他打算去哪里。他说还得去找。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的。
　　我想起在遵道，一位老婆婆坐在马路边的田埂上，椅子底下放着一只红色的塑料盆，地上顺着田埂横着两根拳头大小的木头，下面垫着砖头。坐在砖头上的女人不知是她媳妇还是女儿，两人的中间放着矿泉水和干粮。她们都很安详，或者说麻木。她们没有帐篷，也没有要去找帐篷的意思。那时候向绪侠骂了第一句娘。此后他多次骂人、流泪。
　　我所见的那些不幸的人，他们无一例外非常沉默，比我们都要平静。他们是真正不幸的人，因为无辜，他们与真正的爱和同情相距最近。
薇依说，若这世上没有不幸，我们会以为自己在天堂。
　　遵道镇有大片大片的良田沃土，我离开的时候那里的油菜和麦子快要熟透了。油菜熟透在地里是无法收割的。麦子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乌托邦

葛道顺：慈善业的钱袋必须是玻璃做的
2008-5-30 17:36:40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8 【发表评论  0条】




从国际惯例上讲，要求基金会的口袋是玻璃做的，所有的钱谁放进去，谁拿了，公众都能看到。当然捐款人可以要求匿名，但也要有收据、编号，这样才能保证不流失。  


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编辑：吴金 美编：高爽
葛道顺，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领域：慈善和公益事业。

中国慈善的公信力有待提高

　　南都周刊：最近中国红十字会似乎成了网民关注的焦点，许多网民都对红十字会的捐款使用不透明表示担心。是不是说，官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已经面临巨大的挑战？
　　葛道顺：不仅仅是官方的慈善机构，现在民间的慈善组织、NGO的社会公信力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这里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民众对整个慈善组织的运作机制、运作过程不是很了解，慈善组织的透明度有待提高。二是慈善组织处于恢复性发展阶段，从一开始政府的介入就比较深，现在逐步地要政社分开，距离真正的独立决策、独立运营还需要一段过程。三是慈善立法还不是很完整，对基金会的定位，财产的性质，善款的募集、使用、审计、投资等监管制度都不健全。慈善法几易其稿，每次讨论质疑声往往大于肯定声，导致其现在还没有出台。四是我国目前经济社会管理的整体水平较低，要求慈善机构的管理水平一枝独秀也不大现实。当然，慈善机构因为用的是公众的钱，它们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些钱用得更好。
　　从2004年的基金管理条例实施之后，中国原来官方办的、国字号的基金会都在转型。有的转得慢，到现在还有相当一批基金会，如果严格按照条例规定，是在违规运营。比如基金会的理事长、秘书长，有的还是由国家公职人员兼任。转型没完成，会导致其理念、工作方式，不是站在一个纯民间机构的立场上，而多少会按照行政系统的标准来衡量其行为。这可能导致其不是以社会需求为第一目标，而是以行政需求为第一目标；或者必须兼顾行政需求，从而影响了这些机构的社会行动效果和公信力。
　　南都周刊：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机构，其善款的使用明细都是高度透明的，都会经过审计并公布，但现在中国几个官方的慈善机构，在其网站上虽有年度报表，有捐款者和捐款数额的统计，但善款如何用，用在哪些方面了，效果如何都不清楚，也难以监督。
　　葛道顺：信息披露不足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是导致其社会公信力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像这种笼统的年度报表，公布了也是没法监督的。因为收入支出多少，没有明细，公众是看不出来的，收支平衡的报表很容易做。
　　捐赠人自己也要采取一些手段来保护捐款的安全性，比如说要选择正规的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找口碑好的、公信力高的机构，然后再看其信息披露是否达到了预期。还有一个关键是，捐款时一定要向基金会要正规的捐赠收据，因为收据都是有编号的，只要有收据就必须入账。若没有正规的捐赠收据，这笔款项就很容易流失。如果是大型的捐赠款项，捐赠者可以要求基金会提供捐赠款项的去向，包括对方的联系信息等。
　　南都周刊：民政部在慈善机构收支明细的公布上没有具体规定？
　　葛道顺：2006年开始实施的《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比较笼统，主要涉及年度报告。在收支明细上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导致慈善机构的信息披露很笼统。现在迫切需要完善慈善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力求做到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公开，方便捐赠者查阅，也便于媒体和公众监督。
　　从国际惯例上讲，要求基金会的口袋是玻璃做的，所有的钱谁放进去，谁拿了，公众都能看到。当然捐款人可以要求匿名，但也要有收据、编号，这样才能保证不流失。此外从管理上讲，目前我国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的水平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其实，基金会应当承担的责任，比如说是募款然后选择好灾区的有关机构，把善款打过去，它的责任可能就到这里，但下一个环节可能会出问题，比如当地的机构把基金会的钱物滥发、滥用了，这是基金会控制不了的，但最后的罪名可能也要基金会来承担。
当然，基金会为了避免替人背黑锅，应该选择令人信任的机构来发放救灾的物资和资金。但像面对汶川地震这种大难，灾区的机构、各种系统都失去了平时的秩序，很容易发生混乱。
官办的机构要逐步民间化
　　南都周刊：你刚才也说到，因为官办性质，导致一些慈善机构可能不是社会效用优先，而是行政需求优先。而我们知道，像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红十字会等往往都是非官办的民间机构。
　　葛道顺：政社分离是一个大趋势，实际上中国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各种行业组织、各种基金会，相关条例已经规定了必须分离，基金会的领导人不能再由国家单位的公职人员担任，人事先分开，基金会才能保证独立地运行，独立地决策，独立地去选择自己擅长的公益项目，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公信力，才能有长效的募款机制。现在人事上的不独立，基金会的诉求不单一，决策不自主，很容易带来官僚气息。比如这次抗震募捐，一些机构的个别工作人员态度不端正，对赶来献爱心的捐赠人说出“你爱捐不捐”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南都周刊：民间的慈善机构其实才是慈善事业的主要力量，但政府对此的培育还说不上足够。为什么？
　　葛道顺：在历次救灾面前，政府发出赈灾呼吁，选择的合作伙伴往往都是原来官办的慈善机构。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政府与这些机构的人员比较熟悉，相互比较了解。第二，官办的慈善机构网络遍布全国，各级都有，比较完善。但从长远看，原来官办的机构都在逐步民间化。
　　每次大的灾难的救援，从全球经验看，往往都是民间慈善机构快速发展的契机，因为这时有它们施展的空间和需求。从这次汶川地震看，在那么短的时间募集到这么高的善款，资金可能不是问题了。真正缺的可能是专业的救援组织、专业的技术人员、专业的志愿者。他们能像军人一样，不计报酬，自己出资，与政府进行有效的配合。
　　一般而言，政府应该是救援和灾后重建的主要出资人，这些钱该怎么花？政府拨款、慈善资金应该统一进大盘子，这个大盘子就是在需求调查基础上的统一规划和项目计划。应该由专业的组织、NGO来提供服务。其中，很多大型的企业可以注册专业的NGO来参与灾后重建。像万科宣布出一个亿来支援灾区重建，我认为万科就可以注册成立一个非营利公司，来发挥它在房地产建设方面的经验、专业技术和管理的优势。在灾后重建的工程项目上，政府也应该考虑采用招标的形式，利用专业的组织、利用社会力量。现在很多大的慈善组织基本上只是一个公共募款机构，在专业技术、专业服务方面没有优势。

乌托邦

志愿者群像
2008-5-30 16:45:31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35 【发表评论  0条】




没有召集人，没有强迫者。吹响号角的，是心中的善。当灾难发生，他们行动起来了。去前方，去救人，去集资，去为我们苦难的同胞做点什么。他们是志愿者，千千万万的志愿者。在前线，在后方，为着救人，为着重建，奔波着，辛劳着。他们奉献着爱，如今，也应该得到我们的爱  


南都周刊编辑：林斌

心定
穿着僧服的防疫员
　　出家人心定(法号)在人群中很抢眼，一是他高大俊朗的外形，二是他防疫服下摆露出的僧服。
　　35岁的心定是重庆一名出家人，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他就报名参加志愿者队伍。15日抵达绵阳后，他先押送物资到灾区平武县。随后回到绵阳灾民安置点充当防疫人员。
　　每隔20分钟左右，心定就要戴上口罩，全副武装地背着消毒水出发。垃圾和人群密集处是防疫重点，心定喷洒得很细心，而且还时常不忘向灾民讲解卫生常识。
　　心定已经在灾区工作了半个月了，他说还将继续下去。“灾民们什么时候过上正常生活，我就什么时候回去。”


谢刚
丢下生意的皮毛批发商
　　如果不是地震，谢刚应该在四川三台守着家业。这个年仅24岁的皮毛批发商，汶川地震发生后，就丢下日进斗金的生意，到当地武装部报名成为志愿者。
　　谢刚随队来到擂鼓镇开展救援工作。山区村子间路途遥远，而且通信中断。谢刚和队友每天要背着100多斤食物和食水，翻过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去搜救生还者，每天行走时间在8小时以上。
　　有一次，谢刚和队友进入一个村子，被困山上多日的村民们如遇救星，都哭了起来。一对花甲老人还在谢刚面前跪了下来，嘴里还不停地呢喃着“谢谢”。
　　现在，谢刚正跟随队伍在擂鼓镇进行排水工程建设。
王丽君
经历恐惧后决定留下
　　当王丽君拿着一件白T恤到处找志愿者签名的时候，着实吓到了不少人。她说她要在回去前，尽可能多地收集和她一起战斗过的志愿者的签名，做一个永久的纪念。
　　地震发生当天，27岁的江苏某公司白领王丽君正在绵阳出差的车上。地震袭来，四周顿成废墟，在经历了极度恐惧之后，王丽君决定就地留下，成为志愿者。
　　王丽君被安排到九洲体育馆灾民安置点的母婴室工作。在这里，她看到了很多伤心欲绝的母亲和孤独无助的孩子。在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热心细致的她成了灾民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在这里，让人流眼泪的地方实在太多。”一天下午，一对丧失了儿子的父母带着蛋糕来到母婴室，说今天是孩子的生日，但他离开了，他们要把这个美味的蛋糕与其他孩子们分享，以此作为对儿子的纪念。
　　在这个特殊的生日宴会上，王丽君泪流满面。

岑健伟（左）
呆在办公室会感到内疚
　　为了说服妻子同意他到灾区前线，27岁的退伍军人岑健伟整整瘦了10斤。现在的他是佛山一家公司的副经理，有个3岁的女儿，身边的人都劝他，捐多点钱就行了。
　　但岑健伟并不是这么想，他觉得如果继续待在舒适的办公室，他会感到内疚。5月21日，几经请求，他终于获得家人的支持，来到灾区。但是此时志愿者已难以进入救援第一线。他和广东其余三位志愿者便自行组队，带了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走访灾区学校。
　　他们来到绵阳、江油等城市，在一些乡村小学和幼儿园，他们听闻了许多老师勇救学生的事迹，并目睹了灾区学校物资缺乏的情况。

　　岑健伟现在已经回到广东，他将把这一程写成总结，召集更多的志愿者为灾区的孩子们提供长期的帮助和支持。

李雪梅
12岁的防疫宣传员
　　5月24日这天，12岁的志愿者李雪梅在派传单时划伤了手指，但她没有哭，在用一截卫生纸简单包扎后，她又坚持工作了一个小时。


　　只要简单了解一下李雪梅的经历，我们就能了解这个孩子的坚强。李雪梅是北川曲山小学的六年级学生。5月12日地震时，她在教室桌子底下躲过了一块坠落的天花板，但家里的房子全倒了，17岁的姐姐至今也没有下落。
　　被安置到绵阳后，李雪梅进入帐篷学校学习，每天课后和周末，她都到安置点帮忙宣传防疫常识。偶尔的打击是很难避免的，有些灾民因不认识字而拒接传单，甚至有些人看一眼就扔在了地上。每一次李雪梅都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灾后防疫很重要。
　　“我要当一个长期志愿者。”这个12岁的小女孩，还准备拿她的经历与同学们分享，动员更多的小朋友加入志愿者队伍。

耿世疾
因志愿工作而减少痛苦
　　58岁的耿世疾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菜农，但如今她却发现她在理发方面更有天赋。5月23日，绵阳九洲体育馆灾民安置点来了两名成都的义务理发师，耿世疾只向他们学了一天，就能独自操刀了。自此，耿世疾接过这个义务理发点，为灾民服务。
　　耿世疾首先是一个灾民。5月12日地震来临时，她正和丈夫在街上卖菜。突然地动山摇，旁边一层7层高楼房在他们面前倒塌了，气浪把他们高高掀起。他们的家被夷为平地，82岁的老父亲和5岁的孙女至今仍无下落。
　　志愿者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耿世疾的痛苦。如今，她的义务理发点前时常排起长龙，人们都亲切地喊她“耿师傅”。
康加林&温馨
白求恩故乡来的人
　　5月24日遇见康加林和温馨的时候，他们正在绵阳九洲体育馆为孩子做气球玩具。十多个孩子一只手伸出来，另一只手则捂着耳朵——笨拙的康加林不时把气球弄爆，吓得孩子们惊叫四散。
　　康加林和搭档温馨来自白求恩的故乡加拿大，他们在中国合作经营着一间出国咨询服务公司，业务遍布湛江、西安、昆明等多个城市。汶川地震发生后，他们带了食物和玩具，到各个灾民点探望并分发给小朋友们。
　　他们的到来给灾区孩子带来了久违的快乐。一根香肠般的气球经他们左右扭动，就成了可爱的动物。康加林说，此行只是开始，他回去还会召集更多的朋友，把灾区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并为灾民尤其是孩子送去最需要的物资和用品。

乌托邦

废墟上的退役少校
2008-5-30 16:47:2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6 【发表评论  0条】




这个浓眉大眼、膀阔腰圆，身高一米八几的山东大汉，从一堆废墟上走下来，像柱子一样立在一棵树下。“如果他们能把老马救出来，我还是要感谢他们。如果救不出来，我找他们领导理论去。”  


编辑：林斌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石扉客
2008年5月20日，成都火车站，救出四条人命不留名的山东老兵宫治华。 张贵君 摄
　　宫治华竭力压住心头的火。
　　这个浓眉大眼、膀阔腰圆，身高一米八几的山东大汉，从一堆废墟上走下来，像柱子一样立在一棵树下。“如果他们能把老马救出来，我还是要感谢他们。如果救不出来，我找他们领导理论去。”

　　几分钟前，宫治华和上海消防队的支队长，在交接工作时发生了语言碰撞。
　　这是5月19日的映秀镇，汶川大地震的震中位置。他的背后，是映秀湾发电总厂办公楼废墟。在这里，宫治华和他的志愿者，配合山东消防队员，在四天内救出了三个人。
　　这一天，是举国哀悼汶川地震遇难者的第一天。映秀的救援工作已进入了尾声，消防队员的帐篷区已空一半，镇上的废墟里一片死寂，幸存者纷纷拖家带口向都江堰方向逃难，空中不时有陆航二团的直升机，轰鸣着将医疗队员送往汶川前线。
　　宫治华所说的老马，映秀镇最后一个被困者，还深深地埋在电厂的废墟里。

两个人的敢死队
　　14日下午两点，当身穿迷彩服，肩扛两杠一星的宫治华，以急行军的姿态，从都江堰走向映秀时，马元江已经在废墟里躺了两天两夜。这个映秀湾水电发电总厂发电部的副主任，地震时，正在七层办公楼的第二层。
　　宫治华并不知道这些。这位已经四十岁，仍走得大步流星的退役军官，此前并没有来过四川，更不知道前方有个叫映秀湾电厂的地方。
四年以前，他在山东省预备役炮兵师服役。两天之前，他还在济宁市交警支队二大队上班。四川地震的消息，让他坐不住了。向单位请假时，他说，家里有急事。这个从军19年的老兵，穿上昔日的作训服出门时，有一种重赴沙场的感觉。这套行头，也使他在后来的救人过程中，如鱼得水，获得身份上的保证。
　　通往映秀之路，泥泞不平，在5月12日之前，这是一条风光之旅，由此通往卧龙、九寨沟等地，一路岷江水急，青山威歭，为徒步者所好。5·12之后，这是一条拯救和逃难之路，一侧是翻滚咆哮的岷江，一侧是泥石流频发、时有石块滚落的大山，沿途特警、铁军、士兵、将军滚滚向前，推土机轰鸣，铁锹铲动，恍然战时景象。
　　在紫坪铺水库附近，宫治华看到山体滑坡，有汽车被埋在下面，司机坠江身亡，一名路人腿部砸伤，他立即将伤员背到了附近的急救点；到了阿坝铝厂附近，他又救下一名伤员。在路上，他还结识了沈阳军区某部三级士官徐兴明，徐是在探望生病的女儿途中赶来抢险的。
　　15日凌晨四五点，宫治华赶到映秀镇时，也并不知道那个叫电厂的地方伤情如何。他看到的映秀，作为汶川受灾最重的镇，已成为阿坝州抗震抢险指挥中心，铁军、武警、军医、消防队员云集。
　　他最先到达的救援现场是璇口中学。这所中学的国旗还在飘扬，主教学楼塌了半边，“璇口中学”的“中学”两字已近地面。在一座教学楼下，宫治华看到一个指挥学生转移时遇难的老师，被楼板压着，头歪在门里面，脚在外面，手势还保持着，口还张着，好像还在呼喊着学生：快跑快跑。
　　宫治华马上找到学校的负责人，40岁的他毛遂自荐：我们两个小伙子，组成了救灾敢死队，哪里有危险，就派我们去吧。我在部队里当兵多年，有一定救生经验，这个小伙子是三级士官，也在部队多年，我们要尽100%的能力去救人。
　　学校负责人把他们带到了公寓楼，说前几天，附近还有呼救声。宫治华看到，该楼的一楼已经垮了，但因为地梁的作用，离地面还有60厘米的空间，这里面会不会埋着人呢？他先是趴在地上听，又贴近墙壁听，后来找到一根自来水管，送到一个塌陷的孔里，往里面喊：有人吗？突然，他听到“啊”的一声，然后是一声敲击声。
　　宫治华忙问他是不是在走道里，他说在105房间。宫治华找到205房间，从“铁军”那里借来一个镐头，从武警那里借来了一个钢钎，和徐兴明一起从上面开始打洞。
　　3个小时后，在上海两个消防队员的帮助下，那个叫胥杨(音)的老师被救出来了，当场大哭：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宫治华说：“你要化悲痛为力量，把力量用到教书育人中去，多教几个好孩子，不就行了吗？”
　　宫治华和徐兴明不怕危险，成功救人的经过，被村民看在眼里。很快有人告诉他：电厂还埋着人。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往马元江被埋的电厂赶去。
向电厂挺进
　　从璇口中学到电厂，要经过映秀镇的中心地带。一进镇，宫治华就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废墟，一片废墟。从前的银行、信用社、居民楼，都不见了，到处是堆积如山的水泥板、如刺的钢筋、砸扁的汽车、零乱的衣物、玻璃碎片，废墟里此起彼伏的呼救声呻吟声已经平息，只有腐臭味和消毒水的味道，此消彼长地笼罩着残存的街道。
　　宫治华一边走，一边心痛。这一天，他没有感到丝毫害怕，而是恨不得像神话里的人物一样，手上长爪，扑到废墟上，一抓一大片，把幸存者尽快救出来。
　　余震接二连三，宫治华走进镇子的深处，他不知道自己将面临着什么。进镇之前，在解放军营地，他费尽口舌，借到海事卫星电话，给家里报了个平安。
　　对他的救灾之行，老婆很是担心。这个慈爱的女人，一向把他和儿子一样呵护。而宫治华自认为是个固执的人，认准的事情就要干下去。在电话里，他大大咧咧地说：“我很安全，一个男同志，在外面有什么问题？”
　　老婆说：“你好好干，能多救几个人，就多救几个人”。
　　这一天，马元江已经在电厂办公楼的废墟里，呆了三天三夜了，他上面的楼层里，还埋着牟玉雷、李科、虞锦华。在黑暗的废墟下，他们昏睡，聊天，互相鼓励。
　　国家地震局应急搜救中心的救援人员最先发现了他们。映秀湾发电总厂位于映秀镇的中心区域，地震时，宿舍楼、办公楼、宾馆尽成废墟，这里和附近的映秀小学一起成为重点抢救区域。
　　宫治华赶到电厂时，看到来自家乡的泰安消防支队已经在救人了。在映秀，专业救援力量来自江西、上海、安徽、山东、海南五省市，他们组成了一支近900人的消防队伍，由一位少将统一指挥。另有数目不详的志愿者翻山越岭而来救人。
　　在电厂，宫治华遇到四川资阳人尹春龙，以及带着16岁的儿子等五人从安徽赶来的马广东，为了救人，他们走到了一起。

　　与专业救援力量的组织化体系化相比，志愿者们有如散兵游勇，他们一心只想着救人，甚至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食宿问题。
　　到映秀的第一天晚上，宫治华睡在了解放军12医院的帐篷里，他没有带行李，仅有的一个背包，在几天后丢失了；吃的是百家饭，饥一顿饱一顿：青岛支队送来饼干、火腿肠；泰安支队送来面包、水，上海消防队也有队员悄悄送来盒饭。

　　粮食和饮水，早已困扰着这个已为废墟的小镇。在最初几天，除数量不多的矿泉水外，几乎所有的生活用水，都要由村民和战士，跨过岷江上的铁索桥，去对岸的山上取水。粮食的一部分来自废墟下挖出的大米，山上田里被震出的土豆，镇上几乎所有的超市，都被搜罗一空，幸存者同吃一锅饭，过着战时共产主义生活，然而他们的粮食一般只能支撑两三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都江堰方向逃难；由于道路的中断，部队和武警的给养也严重不足，即使消防队员也只能天天喝稀饭，粮食的紧缺使成都武警在废墟里挖出几十袋大米后欣喜若狂。
　　当了19年的兵，宫治华自恃身体好，每天饿了就吃压缩饼干喝凉水，累了就睡在废墟旁。他说：“我们三个人，只要有水喝，就可以工作。”
　　三个人当中，尹春龙身材矮小，挖洞的时候当开路先锋，徐兴明负责运送碎石，协助搬运尸体，宫治华利用在部队学到的救生知识，确定被困者方位，策划营救方案，到危险的时候，就上去顶一顶，给大家鼓鼓劲。

透过废墟的对话
　　“当被救者从洞里抬出来时，就像一个哇哇叫的婴儿降生”。五大三粗的宫治华，有时又有着诗人般的细腻情感。他说：每当看到救人场景，就会感到心底一块大石头落了地，非常舒坦。
　　在电厂办公楼，最先被救出来的是牟玉雷、李科。青岛支队30名官兵连续作战，在倒塌的办公楼正面打洞，打透三层钢筋水泥地板，于15、16日将他们救出。
　　宫治华描述起他们的获救场景时，喜不自胜。他说：其中一个挖出来时，脚趾被石板压住了，医护人员要给他剪掉，他说，不用了。使劲一掰，连皮带肉扯了下来，简单包扎了一下，就跟着老婆一拐一拐地走了。临走时，还说：“谢谢同志们，有机会请同志们吃饭”，又对着下面说：“老马，你出去了，也要请同志们吃饭。”
　　16日12时，对第三个被困者虞锦华的救援开始了，救援人员离马元江越来越近了。
　　抢救虞锦华的过程耗时56个小时，青岛消防队员在尝试了前后左右四次打洞之后，决定从顶部打洞，从第七层打到第三层。
　　16日晚上，宫治华第一次知道了马元江的名字。他下到5米多深的洞里，和虞锦华聊了一会天，然后往下喊：下面有人吗？他想确定第四个被困者的位置。下面传来的男人声音有些微弱，但很清晰，两人开始了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元江。”
　　“你在什么位置？”
　　“好像在二楼楼梯间。”
　　“你的手能不能动？”

　　“手不能动。”
　　通过对话，宫治华了解到，马元江除手被压住以外，身体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救援在不分昼夜地进行着。17日夜，映秀大雨，远处山头塌方声轰轰作响。宫治华再次下到了探洞里，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有着一副柔肠。他想：下雨了，那么大的声响，像追魂一样，独处的人难免会恐惧。他对虞锦华说：“你们要振作起来，马元江也要振作起来。“虞锦华说，“没事，我们聊得很好。”
　　后来，虞锦华睡着了，宫治华开始干活，干累了，他爬出洞去，到废墟边一个帐篷里想休息一下，看到里面睡满了人，就在边上打了个盹。
18日18时，尹春龙把挡在虞锦华出路的一具尸体挖出来，广东医生杨欣建和杜冬，进入探洞为她进行了双膝离断手术。20：05，被困150个小时的虞锦华被救了出来，现场沸腾了。
　　抢救下一个被困者马元江，似乎是一鼓作气，趁热打铁的事情了。

悲情一夜
　　在映秀镇，宫治华时常有一种无力回天的感觉。
　　“镇政府那边还埋着活人。”18日，有村民跑过去告诉他。宫治华大步流星跑过去，看到一个新婚不久的小姑娘，在呼唤废墟中的爱人林长茂。

　　她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茂茂，茂茂。撕心裂肺，几近崩溃。在那里抢救了两天两夜的江西消防队员，在竭尽全力以后，进行了换防。一拨人刚走，另一拨人未到，场面凄凉。
　　宫治华到场后，用他的土办法做了探测，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他对那个小姑娘说：
　　
　　“丫头，哭有什么用？你要想办法。你一哭，他会感到更悲哀，你看电厂的人，马元江他们互相鼓劲。你在上面要给他鼓鼓劲，哪能哭啊。”
　　“丫头，你早就该找几个管子，把水给他送进去”
　　这个山东大汉，急得走来走去，然后一转身：

　　“有没有绳子？你去找绳子，我去找部队用绳子拉。”
　　后来，宫治华去找镇长：你们做父母官的，要为人民减痛苦。他用话顶着镇长，终于，一辆在别处救人的吊车开了过来，换防的江西消防队再次赶来，工作一直到深夜，但依然没有找到人。
　　这一夜，宫治华回到帐篷，一夜没有睡着。而最让他难受的，却是抢救马元江的过程。
　　18日20点05分，在虞锦华被抢救出来时，马元江已在废墟里呆了六天六夜。宫治华以为乘胜追击，把他救出来已是水到渠成。
　　21点35分，防疫人员来了，给消防支队进行了全方面消毒，也为宫治华和志愿者进行了消毒。一小时后，消防队员撤走。他们说，现在情况复杂，里面有传染性很强的炭疽。
　　宫治华一听，心里凉了半截，他从生活常识出发，断定炭疽的说法不科学：如果有炭疽，为什么虞锦华没有事情呢？她说话的声音还是那样宏亮，既然她没有传染上，马元江在下面，更不容易传染了。他才31岁，这样年轻的一个人，如果被埋在废墟里，该多么可惜。
　　后来广东的外科专家和三军大的专家证实了宫的判断，宫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想：如果不能及时抢救，马元江可能就是一堆废墟了。他把电厂的两个留守职工叫过来，用对讲机开始跟映秀湾发电总厂党委书记吴耕打电话。
　　电话从晚上22点50分，一直打到早晨5点28分，宫治华反复讲道理说事实。打一会电话，宫治华和尹春龙，就下到洞里干一会活，用钢钎在石板上打洞。不知是什么时候了，干着干着，头皮越来越沉，不觉睡倒在洞里。
　　睁开眼，不知是什么时候，宫治华看到瘦小的尹春龙，蜷缩在洞里，一动不动，就拍拍他肩膀，“尹春龙，尹春龙”，他还是不动，宫治华吓坏了，他死了吗？他中邪了吗？再拍尹春龙，他终于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我快要死了。宫治华赶紧把他拽出去，让他到下面的小帐篷里，去休息一下。
　　宫治华继续干活。一边干，一边和下面的马元江聊天，后来马元江那边没有声音了，宫治华赶紧叫：马元江，怎么回事？过了一阵子，又传来声音，说是太困了，刚才睡着了。宫治华心情沉重，还是以幽默的语气给他鼓劲：“你是我党工作时间最长的地下工作者，你一定要挺住，我尽最大努力，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后来，马元江又睡着了，宫治华也睡着了，天地间，万籁俱寂。岷江还在不远处翻滚着，无数的灾民和军人在帐篷里睡着了。
　　6点10分到15分，宫治华出洞再打吴书记的电话，他的对讲机没电了，又打他身边一个人的电话，反复地讲：你作为一个厂的父母官，应该为工人负责。我们作为共产党人，不是光喊口号的，为了救自己的工人，为什么不能做一些牺牲呢？假如能把他救出来，我给你磕头都行。
据事后了解，吴书记听了很有感触：没有想到，现在还有这样较真的人，他和被困者又是非亲非故，这样的人真是难得。后来，电厂的两个留守人员也被感动了：“我们也不要命了，我们跟你去救人。”

救援现场的协调人
　　19日上午10时，专业救援力量还没有来，整个废墟上只剩下了宫治华，和他的志愿者。
　　悲愤的尹春龙，再次下到5米多深的探洞里，安慰马元江，“你一定要挺住，我们一定要把你救出来”。石板那边传来“嗯”的一声。尹春龙拿起钢钎，在洞壁上打洞，刺耳的撞击声，在洞里扩散开去。
　　10时多，终于等来了救兵。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带来了上海消防队员。
　　在四五米高的废墟上，宫治华走上前，想把施救工作交接一下。上海消防队一个支队长似乎有些不领情。
　　宫治华很着急，但最后，他还是忍住，走下了废墟，“只要能把人救出来，谁来帮都行，能救出人才有意义。”

　　宫治华佩服马元江是条汉子：七天七夜没吃没喝了，还活着。他说：这样的中国人刚强，活一个是一个。
　　随着上海队的到来，志愿者被清场，宫治华临下废墟时，对上海消防支队长说：“同志们，什么时候需要我们，我们就过去；不需要我们，我们就在旁边等着。”
　　救援工作重新启动，上海队一改挖洞的方式，调来吊车，开始从顶部移走重物，到了下午3点，又回到了原方案，在原洞的基础上继续往下挖。被叫走的志愿者又被叫回现场，尹春龙和宫治华又爬上了废墟。
　　大约18时，消防队员和志愿者打通了小通道，可以给马元江喂水了。
　　宫治华顺着方向，用托窗户的滑道，拿了6瓶矿泉水，洒了过去，他后来想再找一箱水，但没有找到。他想：马元江听到水流的声音，至少精神上能振奋，我们赢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在马元江快出来时，四川消防总队医院谭院长想下洞给他补水，被上海消防队的支队长挡住了，他们认为应该下去了再补水。肩扛大校肩章的院长，很是气闷。宫治华连忙过去安慰：“你老人家先撤下去吧，在这么高的地方输水也危险，就当后辈关心你。”一席话说得院长心平气和，走下了废墟。
　　20日零点50分左右，尹春龙把马元江拖到虞锦华做手术的位置，然后他上去了。最后，被困179个小时的马元江，由上海消防队员救出了洞口，一直跟踪采访的上海东方卫视，迅速把镜头对准了他们。

　　在马元江被抬出来时，宫治华第一次看见了他为之牵挂的马元江，只看到他胡子很长。宫治华不愿意面对镜头，看了一下，就悄悄退到后面去了。
　　人救出来了，宫治华心情依然非常沉重。那天晚上，徐兴明帮助消防队员抬马元江去了，尹春龙不知到哪里去了，宫治华从废墟上下来，走到一辆被弃的公交车旁，爬上去，坐了坐，不知不觉睡着了。
　　睁开眼时，天已亮了。徐兴明来找他，两个人到周围的废墟转了转，喊了喊，又敲了敲，废墟上一片沉寂。这一天，他们没有发现有生命迹象存在，也没有村民再来求救。

志愿者回家
　　21日凌晨3时20分，当宫治华在开往山东兖州的火车上时，在第三军医大学重庆新桥医院，马元江的左前臂截肢手术刚刚结束。

　　早晨，马元江已经开始进食。50毫升稀饭是他自5月12日之后，吃到的第一顿早餐。
　　22日晚上8点半，当宫治华乘坐的列车到兖州站时，一下车，就听到军乐声，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隆重的接待规格，还是把他吓了一跳。
那么多人前来迎接，有省厅领导、市府领导、单位的同事，在军乐队的鸣奏中，有人给他戴上大红花，有人献上鲜花，有人高喊：英雄回来了。

　　出了车站，马路上几百人，都向他招手。
　　宫治华心里很是不安，在电视屏幕上，他甚至没有笑意。在前线时，他曾以救人不留名字，被媒体称为“默默无闻的老兵”。他后来说：我们也没有留名字的必要。试问，你到四川来，是来做广告的？还是捞政治资本的？实实在在地救几个人，才是真的。
这一夜，在向领导汇报救人事迹时，他再次想到马元江：他怎么样了？在次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请替我捎一个好。

乌托邦

汶川地震灾区彷徨而焦虑的志愿大军
2008-5-30 17:05:00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53 【发表评论  0条】




在灾难面前，志愿者活动如何摆脱目前这种应急的、临时的、无序的模式，进而发挥更大作用，应引起每个人深思。  


南都周刊记者 陈鸣 四川成都报道 编辑：张鹏 美编：康哲峰
在前往灾区的志愿者大军中，没有一技之长的志愿者一般只能帮忙搬运各地运送来的
救灾物资，这让不少满怀激情而来志愿者感到沮丧。   毛睿 摄

　　在众多前往灾区的救援队伍中，自发涌向灾区的百万志愿者大军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群，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正式的救援组织，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更不是受邀前往，仅是出于救人帮忙的赤诚之心自发前往。
　　他们注定也是要经受灾难考验的一个群体。他们同样都是满怀激情而来，但境遇却各不相同，一部分在自认为合适或不合适的岗位上出力，一部分却不得不沮丧地回归，还有一部分因为不知如何帮忙而时常陷入自责之中。
　　在灾难面前，志愿者活动如何摆脱目前这种应急的、临时的、无序的模式，进而发挥更大作用，应引起每个人深思。

激情与失落

　　5月23日下午，成都灯具城的广场上，刚搬完一批赈灾货物的“山东大哥”气喘吁吁地劝诫着面前站着的六个青年“现在最好不要过去前线”。
　　34岁的“山东大哥”名叫肖明狄，因为来自山东且虎背熊腰、一身肌肉，便被别人送了这么一个外号。在六个瘦弱的大学生面前，他就像一座小山丘。
　　12日地震一发生，肖明狄便约了几个志愿者朋友在成都会合，计划深入前线救人。但等他从菏泽坐汽车到商丘，再转火车一路站到成都后，原来约好的救援队伍早已出发。落单的他只好背着大包小包在成都转悠，直到后来吃饭的时候碰上另一群志愿者，找到新“组织”的他于是决定留下来帮忙装卸货物，这个活他一直干到现在。
　　肖明狄面前的这六个青年刚从长沙坐了20个小时的车赶到成都，每个人肩上都背着高过头的包裹，他们的目的地早已定在了重灾区北川。肖明狄拦住他们，告诉他们那里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普通志愿者已经基本帮不上什么忙。“山东大哥”诚心希望六个青年留下来一起搬东西，而不是去前线。“山东大哥”不停地对六个青年说：“那里现在还有余震，泥石流，甚至有可能发生洪水、疫情，过去了还会添乱。”
　　但六个青年最终还是决定背起包赶赴北川。“既然来了，就得去灾区看看，去照料伤员我们都愿意。总比在这里搬东西强。”他们说。
　　“山东大哥”显得很无奈。“他们不知道前面救援的难度，身体也不一定吃得消。这样的青年这几天我见得太多了。”
　　就在六个青年从成都出发的时候，杨洪彬正和朋友疲惫地缩在一辆货车的车厢里从德阳往成都走。他是福建泉州人，还在上海读书。四川地震之后五天，杨洪彬和两个朋友飞了过来。23日晚上回到成都后他找了一个酒吧，跟着酒吧里乐队振奋人心的音乐大喊几声“四川雄起”，然后低头，神情沮丧地喝闷酒。
　　“想进汶川，进不去，想去北川，封城了。去红十字会，他们不要我，又去团市委登记，到现在也没联系我。最后找了个志愿者站点，只是帮忙搬了一些水。我本来想亲手救一些人，没想到最近这么狼狈。”挫败感已经充斥了他的内心。第二天一早，杨洪彬便收拾行囊，选择了离开。
　　从5月12日起，位于少城路上的成都团市委门前便一直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大多是从四面八方赶来、希望出一分力的志愿者。根据成都共青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瑾提供的数据，截至5月24日19时，在团市委登记的志愿者人数就有83990人。而在四川团省委的备案的志愿者更是高达百万之巨。
　　因为成都是去重灾区的中转站，志愿者大军一度挤满了这座城市，以至市区上下班时间基本拦不到出租车，各个爆满的大小宾馆里的住客除了记者便是志愿者。他们背着包，穿着登山鞋，匆匆吃饭，匆匆结账，然后焦急地奔向各个招募点。
　　就像无数涌向灾区的青年志愿者一样，他们满怀救人的激情和赤诚之心赶来，却发现自己什么要紧事都做不了。现实与他们想象中的志愿者角色相差太远。在等待、寻找甚至煎熬之中，有人选择返回，有人选择继续坚守。
　　但到25日，当灾难过去两周，成都密集的志愿者人群开始渐渐稀少。一些志愿者被派往具体的岗位服务，更多的志愿者则回到自己的城市。


冲动的“惩罚”
　　5月20日的整个下午，江乐军都在绵阳市的各部门转悠，他不断被告知“这里不缺志愿者”。他是广州一个广告公司的职员，老板不同意他请假，一气之下他干脆把工作都辞掉了。在他看来“工作可以再找，但人命迟了就救不成了”。
　　5月18日下午一下飞机，他就投奔前期来到这里的志愿者朋友，向他们打探消息怎么前往重灾区，他同样受到了“前方志愿者已经很多，现在实际上帮不上太多的忙”的类似忠告，一心想救人的江乐军却一直是半信半疑。
　　第二天，江乐军赶到成都团市委报名志愿者，因为没有医护、驾驶、电工之类的专业技能，他被分配到搬运队装卸货物。他们这个小组有12个人，和别的搬运小组一起蹲在团市委门口等待物资到来时帮忙卸载。但这里的搬运队伍实在太多，半天才能轮上一次，这一天江乐军只卸了两次货。更多的时间他们沉浸在一股焦躁不安的气氛里，反复询问领队有没有活儿干，然后就是等待，发短信，玩手机游戏，或者看书、看报。
　　接下来的一天，江乐军放弃了在成都团市委门前的围坐，他背起包花250块钱包了个车，自己向前线进发，他选择去了绵阳，最后到了汉旺镇。一下车便被眼前残垣断壁堆积的惨状震惊的他迫切地想做些什么，却发现只要是公路通到的地方，基本已经被消防队、部队和群众救援过了；而没有通路的地方，他一个人又不敢贸然深入。
　　他于是站在一个废墟的现场望着专业救援队救人，硕大的水泥板决非自己先前想象的那样靠人力和毅力就能搬开，而需要现场两台专门的重型设备吊运。夜里，他又去了趟医院，那里伤员痛苦的呻吟令他揪心。一天来目睹的惨象已经让他濒临崩溃，一看到伤员，他就止不住地流泪。他不知道怎么去亲近这些伤者，内心充满自责。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无所事事地闲逛的游客。背包里原本准备的送给灾区的食物和水，因为自己饿得不行，早已消灭得精光。
　　在野外露宿了一晚，21日早晨他去物资捐赠点扛水。他发现这里连扛水的志愿者也不缺乏，大家争着抢着扛。幸亏他穿着一身迷彩，一些志愿者以为他是士兵，礼貌地退到了他的身后。
　　三天下来，江乐军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成，于是他又撤回了成都。“第一次感到自己如此无能，就像电视剧里打群架，总有几个人在后面无所事事地空舞棍子那样。”江乐军在电话中给远在广东的同事诉说着自己的感受。
　　在成都市红十字会，人潮同样拥挤。秘书长郭勇强早已被办公室里的电话搞得焦头烂额，两秒就会响一次的电话让他心慌，无数人都在询问同一问题——如何加入志愿者。最后他不得不请了两名志愿者专门接听电话，而随着外国志愿者的增加，他又加派了两个精通外语的志愿者。
　　不断有行色匆匆的志愿者敲开他办公室的门，操着各地口音的都要求加入，在得不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们不断地在门前囤积。郭勇强说，志愿者的热情让他们非常感动，但这也耗费了他和同事们最初几日的绝大部分精力。

潮聚潮落

　　与江乐军和杨洪彬等人的无所事事不同，刘磊这几天几乎都忙到虚脱。
　　刘磊是本地的志愿者，在成都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他的老家在绵阳，地震后听说江油有很多北川逃出来的灾民，就和朋友组了一个车队去那边接送伤员，最多的时候一天跑了十几趟。由于语言沟通顺畅，地形熟悉，反应及时，他们着实救了不少伤员的性命。
　　几天过后，救援车辆逐渐增多，很多伤员安置妥当，刘磊他们也不再上路。他“投靠”了牛博网，专门帮他们运送物资。“此人极端靠谱”是共事的其他志愿者对刘磊的共同评价。
　　每天他跟着车队下到每一个村，将物资亲自送到灾民的手上，然后再拿着接收人的签字原路返回。往返一次就要数个小时的他们晚上回到成都也没有太多时间休整，因为第二天又要很早出门采购物资、送货。
　　来自广州的“水瓶”在NGO救灾联合办公室做会计。她是一个“老”志愿者，几年前就开始做社区志愿者服务。年初的那场雪灾中，她每天都和伙伴们跑到火车站向滞留乘客发放传单，提供天气预报，车次变化等相关信息。
　　刚到四川灾区的“水瓶”同样十分亢奋，但转了两天之后，她发现前方志愿者组织十分混乱，自己真正擅长的其实还是会计老本行，于是她返回成都又坐进办公室，没日没夜地对账。“这里基本没有人与人的交流，整天都跟枯燥的数字打交道。但是灾区的物资配送也是一大难题，每一笔账都要做细做实，必须有人专门来做。”
　　在她看来，现在最缺的专业志愿者，比如医护、心理专家、会计或者电工。再有就是缺踏踏实实帮忙、愿意做小事的志愿者，比如搬运，就像天天在楼底下搬东西的“山东大哥”那样。
　　“水瓶”说，每个人肯定都是怀着最大的爱心和善意来到这里的，但志愿者也需要经验积累，也许他们需要的是平时生活中更多参加志愿活动和培训的机会。
　　“做志愿工作之前，首先要明白自己能做什么，一个组织有序、架构成熟的志愿者组织下面都会有明确的分工。”成都理工大学的徐春娟老师是华西医院寻亲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她说，在志愿者热潮渐退之后，还在对灾区持续提供有效帮助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有着长年志愿服务经验的骨干人员。
　　现在徐春娟负责的寻亲志愿者组织主要在医院登记每个与亲人失散的伤者的消息，并通过海报、网络等方式传播，最近他们又与谷歌达成合作，试图实现数据上的共享。每天徐春娟的团队都在忙碌中度过。
　　而在官方的志愿者机构中，有一技之长的志愿者同样受到青睐。成都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瑾介绍，团市委到目前为止派出的志愿者是9876人，只是登记人数的1/8，“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肯定被优先采用”。

浮华背后
　　“这次灾难对中国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都是一次大洗礼。在这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志愿精神是什么，也不会去考虑它究竟是什么，甚至把志愿服务简单地等同于做好事。”徐春娟去年曾在“互满爱，人与人”国际发展援助组织(Humana People to People)开办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接受过一年的志愿者培训，她说那次培训让她受益匪浅。
　　徐春娟对记者说起她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有一个认识多年的志愿者朋友，一心扑在志愿工作上，对家庭不管不顾，为了帮助别人自己找朋友借了很多外债；有一些志愿者有“英雄主义倾向”，不屑于做小事，也瞧不起身边没有做志愿服务的朋友；还有不少志愿者认为这个工作是我志愿参加的，心态就比较自由，个性放大，自我约束变小，管理上会面临很大问题。
　　“这次中国民间志愿者组织大量涌现，但是草根不代表荣耀。把自发的、零散的志愿者组织起来，整合各个组织的资源是接下来民间志愿组织发展壮大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她说，只有科学组织和明确分工，民间的志愿者组织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
　　成都市红十字会秘书长郭勇强承认，长期以来红十字会对志愿者不够重视，管理和使用也处于初级阶段。以前在这里注册的志愿者只有数百人，而经过震后短短的两周，注册人数猛增到十几万人之多。
　　郭勇强说，由于长期没有开展志愿活动，红十字会里甚至没有专门对口的志愿者机构。只有在“世界艾滋病日”或“世界环境日”的时候，这些分散在各个高校的志愿者才会被召集到一起，发发传单，或者表演节目。由于缺乏经费，很多专业的志愿者培训项目同样很少开展。
　　灾难的突然到来，让这个机构措手不及。成都市红十字会在震前只有12人，其中两人还是编外人员。但就是这12人的机构，在灾情发生后却接收了1.1亿元的捐款和9780万元的物资。该机构拯济部的王部长只能临时负责招募和分管志愿者，下属的志愿者机构也是临时设置信息组、仓库管理、交通信息、总协调人等相关小组，因为是临时拼凑的应急机构，至今仍时常有不清楚自己工作职责的志愿者前来咨询，而干了几天之后就流动到别的志愿机构的志愿者更是不在少数。
　　郭勇强说，待灾难过后，红十字会计划设立一个志愿者工作委员会，由志愿者自行管理，目前的志愿者相关管理办法更需要进一步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