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牢施救者的手,他们正在下坠

乌托邦

抓牢施救者的手,他们正在下坠


日期：[ 2008年4月15日 ] 版次：[ AA02 ] 版名：[ 社论 ] 稿源：[南方都市报]

　　街谈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岭南大讲坛上曾说过一段“穷人更容易堕落”的言论，让不少人心里不爽。他说：“我们经常说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似乎有些政治不正确，但是非常遗憾，浮生的乱象好像印证了这个判断。

　　广西来广州的小女孩红莲，16岁，遇人不淑，被骗去卖淫并染上性病，逃脱后在一家餐馆哭泣时，遇上了好心人应先生。应先生出钱帮她治病，还资助她在家乡上学。红莲没把应先生当外人，当成了提款机，喜欢乱花钱，经常求告。今年初，应先生把她接到广州来上学，红莲乱花钱的毛病仍然不改，应先生有些进退两难，红莲在广州打工的父母希望应先生好人做到底，红莲也想认他做干爹（昨日《羊城晚报》）。

　　本想做个好人，结果差点变成干爹；施舍的善举，现在倒有欲罢不能的被动；花了三万多元想买个良心的安稳，结果是悔不当初的一声叹息，应先生完全有理由大吼一声：这事怎么让我摊上了，好人难做啊！前年，演员孙俪资助一学生，也是因为资助款的事，孙俪认为对方索要无度，闹成了让人遗憾的公共事件。扶弱温贫的德行，最后闹成了仇人或者是粘住摆不脱的“米虫”，后果是好人受伤，受助者接受大家的口水，好事以恶果收场，这是与普通人内心向善的情怀相违的。不仅如此，它还诱发道德风险，让人作如是之想：好人做不得啊。

　　谴责红莲不知好歹，责备她的父母未尽监护、抚养的义务，或者，抱怨社会的救济体系，都没有错，发一下这样的道德感慨，也是轻易之举。问题是，这都暂时帮不到红莲，也惠及不到她的父母，更不能帮应先生解套。抽象的道德义愤，在底层百姓生存之艰的现实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呼告。红莲的父母，他们有四个孩子，两人在广州打工，工资加起来1600块一个月，对他们，你还能说些什么呢？身临其境，在生存的大压下，体面、尊严、义务，恐怕都要靠边站，活着，便是唯一和最高的目的。对于红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小被寄养，缺少父母的爱和家教，朴素的道德准则、有尊严的做人规矩，都无缘受教，这是一个飘零家庭的心酸，是贫苦人家进城揾食的缩影，还是社会转型期底层百姓堕落的标本。

　　进入一个生人的城市社会，远离家乡的打谷场，没有家族的庇护，没有社会福利的关照，更没有故乡山水的心理慰藉，贫苦的人，他们还能寄希望于什么呢？理所当然，应先生的出手，他们肯定要一把抓住，不管对方是谁，因为他们正在下坠。□三季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