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神+盖茨：慈善新商道

乌托邦

股神+盖茨：慈善新商道

　
采访:许凤婷 　撰文:许凤婷 　编辑: --  
　
慈善的世界和商业世界仿佛镜子的两面，可以互相折射辉映
盖茨基金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如何实现高效的运作和管理？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或许是受美国著名慈善家卡耐基这句话的启发， 6月26日，75岁的“股神”沃伦·巴菲特在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签署捐款意向书，正式决定向5个慈善基金会捐出其财富的85％，这笔价值375亿美元的捐款将有5/6落入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智慧的两个人，在谈笑风生间，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慈善“巨无霸”。

盖茨2.0时代的来临　　
　　或许，这只是巴菲特一生当中所作出的无数次明智投资中的一次，但是，这无疑是最有意义的一次。在此之前，6月15日，微软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比尔·盖茨宣布，他将逐步移交其日常工作，以便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为确保平稳有序过渡，盖茨表示此次的过渡期为两年，2008年7月之后，盖茨将放弃全部日常管理工作，只保留董事长一职。
　　在国外，企业家转做慈善很常见。“外在的财富并不见得会使一个人产生助人之心，而常常是内心的丰盛感受，促使他们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成果”，这是美新路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叶祖禹先生切身体会。2000年，时任朗讯公司（中国）董事长的叶祖禹，提前退休投身公益事业，但他的朋友们不觉得公益可以是一项事业，“我跟朋友们说我现在在做公益，他们的反应常常是‘哦，你退休了’”。
　　盖茨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不会放弃微软董事长头衔和最大股东的身份，“只是重新安排我要优先考虑的事务”，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把盖茨的这一举动理解为提前退休。或许，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公益，或者慈善只是富人或闲人的游戏，远远还未达到可以称之为“事业”的高度。
　　然而，《华盛顿邮报》却把宣布“隐退”后的盖茨称之为“比尔·盖茨2.0”，暗示着他的人生价值将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盖茨而言，没有盖茨基金会，他仍然是比尔·盖茨，世界首富、无数IT精英的偶像，少数人的敌人。但是，他却选择了在风华正茂的时刻急流勇退，投入到另一个全新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个人声誉和影响力对转行常常大有帮助,”叶祖禹认为，“这些因素已经帮助盖茨在公益领域，迅速建立了一个世界级水平的开端。”

捐赠：更高难度的投资
　　对于基金会的运作者而言，如何衡量捐出去的钱的投资回报率？这是一门比证券投资还要高深的学问，因为慈善捐赠所指向的，不是直接的经济效益，而是隐性的社会效益。
　　“这项工作需要很多的耐心和专注，”盖茨基金会的联席主席之一，比尔·盖茨的父亲威廉·盖茨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是那么容易被量化的。”
　　盖茨基金会通常以“投资”的眼光来看待慈善事业：为受助组织设立目标，定期考核。而受助组织相当于“生意合伙人”，例如，盖茨基金会在捐出一笔款项的同时，有时会要求相关政府或非营利机构拿出等额的匹配金额。
　　在国内外，基金会因运作效率或诚信等问题而严遭诟病的例子不在少数。由此可见，要把钱高效地花出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这笔钱的数量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花钱就成了高难度的任务。
　　而盖茨基金会每年要“花”出去的钱，竟然高达10亿美元。资助的项目规模大小不等，从对草根组织几百美元的行政费用资助，到上10亿美元的公共卫生项目都有。
　　难怪盖茨基金会的CEO帕蒂·斯通斯法如履薄冰，“我觉得我们像是一个新的组织，但是我们有机会达到一定的规模，所以目前这样的运作模式还是很有希望成功。”

慈善也讲规模经济
　　盖茨很喜欢阅读历史，盖茨基金会的成立，无疑受到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的启发，但是盖茨基金会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人，其拥有的资产高达290亿美元，相当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倍。迄今为止，盖茨基金会捐出去的善款总额已经高达108亿美元。就它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捐献来说，就足以与世界卫生组织相提并论，全球卫生领域的捐款，有一半是来自于盖茨基金会，它挽救了至少67万人的生命。
　　和商业世界类似，在社会发展领域同样讲究“规模效应”。慈善基金达到一定的规模，不仅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而且也有利于节约成本。
　　凭借其雄厚的实力，盖茨基金会的做法非常与众不同。以疟疾控制项目为例，他们不局限于向受助地区和人群发放现有的药物，而是通过和其他NGO以及医药公司合作，开发新的更有效的药物。仅在2005年，盖茨基金会就一共捐赠了2.58亿美元，计划从疫苗、新药物研制和蚊子控制三方面入手，全面控制在非洲肆虐的疟疾。其中，疫苗开发的任务是由PATH组织和世界著名的医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合作展开。在盖茨基金会的努力下，预计津巴布韦等国家的疟疾死亡率将减少75%。
　　在大笔大笔地“花钱”的同时，盖茨基金会“省钱”的本领也相当高。2005年，盖茨基金会获得的投资收益和来自盖茨夫妇的捐赠总额为19亿美元，而行政管理花费仅为1亿美元，仅占总支出的5.7%。
　　“在同一个基金会内，资助一个1亿美元的项目，和资助10个100万的不同项目相比，虽然前者的决策过程可能更加复杂漫长，但是实施的过程却会相对简单，支撑项目运作的行政费用通常也会相对较低。”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华安德教授介绍道。
　　除此以外，盖茨基金会投入的巨资，并以商业运作的模式来关注社会问题的做法影响深远。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盖茨基金会使得一些原本已经快被遗忘的研究领域起死回生，同时，基金会和政府、医药公司及其他NGO合作的模式，也为解决世界卫生问题提供了创新的思路。“企业化的运作，结果导向的文化，对全球卫生项目来说意义重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Orin Levine这样评价。

慈善业的投资回报率
　　提到慈善，很多人联想到的是“捐献”、“施舍”这样的字眼，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组织的运作是具有相当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其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商业公司，同样也追求“投资回报率”。
　　在国际上，慈善组织也被称之为非营利组织。一个成熟健全的非营利组织，其运作与商业组织无异，甚至也会开展一些“赚钱”的经营活动，但是它和盈利组织的本质区别在于：所获得的收益必须被运用到公益的用途上，而不是用于投资者的分红。作为慈善基金会，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它可以把资金用于投资，然后把投资的收益用于公益项目。为了保障慈善基金会的“纯洁度”，美国的法律规定，慈善基金会每年必须从平均总资产中拿出5%用于公益项目。
　　“如果一个慈善基金会每年能赚5%以上，就意味着它可以永远走下去”。华安德介绍道，“以福特基金会为例，我们投资的方针是保护价值、发展价值。”
　　由于资金来源于捐赠的善款，美国的大型慈善基金会进行投资活动时，向来十分谨慎，一般很少会涉及风险投资。而是以“多样性”和“保守性”，保证基金会的稳健收入。
　　以盖茨基金会为例，除了股票之外，它还大量投资于短期投资项目，包括美国政府债券、高等级商业票据及短期贴现债券，还有国内国际共同基金投资、高收益企业证券及国际企业和政府证券等。盖茨基金会2004年向美国联邦税务局提交的所得税申报表中，就包含了长达2335页当年的投资交易清单。盖茨基金会的财务报告显示，其2005年用于投资的金额为295亿美元，共获得了14亿美元的收益。

创建“卓越中心”
　　在背后支撑着盖茨基金会像精密仪器一样高效运作的，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否个个都是“活雷锋”？事实上，公益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和企业中的职员一样，不仅是受薪的，而且同样需要有专业技能方可胜任。因而，成熟、规范的知名慈善组织，也像知名的大公司一样，成为精英云集之地。
　　盖茨基金会的CEO帕蒂，就曾在2004年被《福布斯》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帕蒂过去是微软中的一员大将，负责2000多人的互动媒体部门的运作。1996年，帕蒂离开微软的时候，美国《商业周刊》曾撰文报道过她的事迹，并在题目中称她为“精明、成功”的领袖。不久后，帕蒂又被盖茨纳入麾下，与盖茨的父亲共同担任基金会的联席主席。
　　吸引帕蒂再次为盖茨效力的动机并非高薪厚禄—她甚至决定在盖茨基金会分文不取，因为她在微软公司任职的近20年中，已积攒了足够养活自己下半辈子的财富。真正让她动心的“诱饵”，是盖茨向她描述的图书馆项目。加入盖茨基金会之后，帕蒂又以女性的平和、认真、执著和善解人意，为慈善事业带来了新的领导风格。
　　盖茨把他在商界奉行的多法则，渗透到基金会的具体运作当中。盖茨认为，要取得伟大的成就和快速的扩张，必须网罗天下人才，针对不同的任务组建一个个“卓越中心”。
　　在国际上大型的基金会，挑选员工通常有着严格的标准和审慎的过程。拒华安德介绍，上一次福特基金会招聘一名项目官员，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300多份，首轮筛选之后还剩下10名候选人，第二轮集中调查和比较之后，剩下的4名候选人被请到美国总部参加面谈，决定最终人选。
　　“卓越中心”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组织内部，而且还包括调动和获取组织外部的资源。盖茨基金会所有的项目都有外部资深人士的参与，他们在项目发展、战略规划方面有着过人之处，或者是慈善捐赠等方面的专家。例如，当盖茨基金会提出，要在全球卫生项目上捐资4.5亿美元时，帕蒂着手组建了一支由20多名专家组成的科学家委员会，这些专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科学团体，可以帮助基金会分析并认清当前的需求，这样基金会在开展项目时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慈善基金推动科学创新
　　据新闻报道，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将捐献370亿美元，使比尔·盖茨(Bill Gates)得以运营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这意味着慈善事业已发展壮大。慈善捐赠是我们丢在筹款人罐头里的硬币，或是我们支持好友壮举的小额支票。但有组织的慈善事业截然不同，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在巴菲特和盖茨之前一个世纪，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是全球首富。他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还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虽然抗生素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帕丁顿(Paddington)实验室中马虎操作的结果，但是，这个发现具有显而易见的商业潜力，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抗生素的研究并未取得多大进展，直到1938年洛克菲特基金会赞助牛津大学(Oxford)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恰伊姆(Ernst Chaim)对其进行开发。战争爆发后，英国和美国政府大大扩充了这些资源。其成果就是现代制药业的基础。
　　二战后，南亚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绿色革命使得养活这些人口成为可能。杂交植物品种是绿色革命的基础，这些品种多数是在墨西哥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的研究中心里培育出来的，该中心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也进行了捐助。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对于解开DNA的秘密和生物技术产业的兴起也至关重要。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现代信息技术是两个主要方向的发展结果。其概念框架来源于艾伦·图灵(Alan Turing)的工作，他揭示了任何操作—打字、拍照、制造汽车—如何能用数字方式进行描述。上世纪30年代，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慷慨的校风，使图灵的洞见成为可能。学院财务官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努力，大大增加了学院的捐款。
　　信息技术硬件依赖于晶体管，晶体管是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于1947年发明的。贝尔实验室是私人公司中商业气息最少、最有利于智力创造的环境，它是非常富有的母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慈善产物。反垄断限制约束了母公司利用其发明成果的能力，而其他企业从授权费用低廉的晶体管技术中赚取巨额美元。
　　市场并不善于基础创新。原因在于，基础创新具有普遍应用价值，并不针对特定产品，因此不容易被个别公司独占。或基础创新的实际应用可能需要花费10年或更长时间，而现代金融市场的关注对象是“季度盈利报告”。但政府也不善于推动根本的创新。由政府“挑选赢家”已沦为笑柄。
　　由于慈善基金只要求成果有益，而不是对特定公司有利，因此慈善事业能够支持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创新，而私企是不会进行这些创新的。由于慈善事业是多元化的、长期的，并且能够接受许多项目会失败的事实，因此它会支持许多政府不会、也确实没有提供资金的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创新。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之所以有成效，部分原因正是因为这种研究体制的多元结构。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遥遥领先世界，因为有组织的慈善事业，对多元化的公共资助构成强大补充。
　　过去10年间，威康基金会(Wellcome Foundation)为英国科学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建立该基金会的公司本身。再过一个世纪，盖茨和巴菲特完全可能因为他们的基金会而被铭记，而不是让他们发财的企业。
（翻译：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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