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工入粤记

乌托邦

香港社工入粤记
摘要：2005年，广东社会服务事业开始起步。仅仅六七年，广东的社会管理创新就迎来了跨越式发展，按照广东的规划，到2015年，全省社工人数要达5万人，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到500家。
(南方都市报 [url]www.nddaily.com[/url]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罗观翠老师与在汶川水磨社工站做志愿者的阿坝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交流。

    2012年元宵节，太和活动服务中心在社区开展亲子游戏———鱼跃龙门。

    罗观翠(中)参与启创部分员工与家属联欢活动。

    太和活动服务中心儿青组全体社工合影。

    太和活动服务中心在金坑村开展户外拓展活动之“宝贝计划”———拼图寻宝。

    2005年，广东社会服务事业开始起步。仅仅六七年，广东的社会管理创新就迎来了跨越式发展，按照广东的规划，到2015年，全省社工人数要达5万人，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到500家。

    除了政策利好推动，也有许多香港、东南亚等境外义工先行者的艰难探索与经验植入。有的是香港社工第一代，将社工理念的火种播撒于南粤土地，致力于培育本土社工第一代；有的直接投入一线服务，在这片尚处于空白的处女地里开疆辟土。(

    民间的探索也激发了政府的行动，2011年6月30日，新加坡民间慈善组织德教太和观落户广州萝岗区，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太和观也成为了第一家来粤试水的境外社工组织。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透露，在加强粤港两地社工机构合作方面，今年将有更大的动作。

    靓女罗姑娘来了

    当广州社工第一代遭遇香港社工第一代，他们之间会碰撞出什么火花？

    广州启创社工服务中心的执行总监廖焕标还记得，2002年在珠海时发生的那个至今还会让老同学们提起的美丽误会：来自香港的系主任罗观翠教授要发一份传真回港，想请一位有车的同学载她一程。大二的廖焕标正好有辆破旧自行车，于是自告奋勇。这也是他与罗老师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那时的罗老师好年轻，同学们看到我车后座还载着一个女生，以为我在拍拖！”廖焕标轻轻一笑，“谁知道是香港的大教授，我满手心都是汗呢！”

    廖焕标是中山大学社工专业招的第一届本科生，以第四志愿被录取。而班上35名同学，第一志愿填报者为零。在内地，极少有人知道，社工究竟为何物。

    廖焕标被同学亲切称作“阿标”，曾经以“异类”面目示人，高个瘦削脸、长发扎小辫，还穿着木屐，看上去很像“不良青年”。9年后，阿标所负责的启创，已在广州、南海、顺德、汶川多地设立分支机构，“就如一棵大榕树，气根落到各地，遇着合适的土壤就开始开枝散叶。”

    这个年轻的“掌门人”还记得当时向老师提了一个傻乎乎的问题：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

    罗老师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很快，一批香港督导来了，去香港、上海等地考察、实习的机会也随之而来。2003年春节，在香港福利机构的一次访问，阿标碰到了一件让他觉得“am azing（惊奇）”的事情。他们与专业社工一起去拜访独居老人，送出了40多个盒饭，最后留下了一盒。这盒未送出的盒饭引起了阿标的好奇，因为里面还装着一支温度计。社工解释说，香港所有做送饭服务的社工组织都要做这样的样品，饭带走时的温度和送完回来的温度都要做记录，两个温度相差不能超过2℃，以证明保温瓶的保温效果和送饭的时间在规定的范围内，还要做指标评估，并接受公证。

    阿标第一次感受到社工的专业性，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

    一个搭桥者的角色

    2002年，罗观翠从香港城市大学提前内退，加盟到中山大学新开办的社工系，自此就开始了她长达十年、每周“港三粤四”的双城生活。

    上世纪70年代初，香港社会服务行业刚刚起步，罗观翠，这个学生眼中的“可爱的”的资深老社工就参与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港社工第一代。1971年，罗观翠取得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学士，后赴新西兰攻读威灵顿大学公共政策硕士，80年代起，她就经常组队到内地交流、讲学。其间，还曾在香港明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等社工服务机构从事长达十余年的一线工作，后来在香港多所知名大学任教。30年来，香港社工行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今天，在香港，平均每600人中就有一名社工。

    听罗老师讲过去的事情，是同学们的一大乐趣。比如，早年和先生一起留学新西兰时，她挺着大肚子，一边刷盘子，一边还要完成硕士论文。又比如，年轻时穿着超短裙、扛着大音箱，去到满街小流氓的木屋区给妇女们做性教育。那些边缘青年们见到她就喊：靓女罗姑娘来啰！这些常人眼中的“烂仔”，最后会被她发展为义工。她会唱美声，话剧也演得很棒，这些都成为她做社会服务的常用手法。

    以生命影响生命，这是社工的一个基本理念。“在粤港两地，罗老师扮演的就是一个搭桥者的角色。把香港社工的理念、资源源源不断地引入内地。”阿标感到罗老师搭起了一座和生命相关的桥。

    2005年，经罗观翠介绍，阿标认识了香港督导司徒名旺先生。当时，阿标刚毕业在白云戒毒医院工作，这位有30多年戒毒服务经验的督导，经常会自掏费远道过来请这些广州第一代社工们吃饭，帮助排忧解难。港一代社工的专业气质和精神，点点滴滴地渗入阿标这些80后青年的血脉之中。

    “亦师亦友”的陪伴

    2007年，在罗观翠的全力支持下，阿标开始筹办广州首个专业社工组织———启创。“头一年的状况可以用凄凉来形容。”阿标说，银行、税务都不给办审批，罗老师好不容易从基金会给我们争取到资金，可是没办法给人家开收据；草创期大家都没有经验，一路走得十分坎坷。直到2008年机构才开始运作，几个人挤在中大一个5平方米的办公室内。

    “慢慢地人手多了起来，那时候罗老师就带着我们一起发梦，梦想有一个更大一点的办公场地，可以容纳所有人一起开会讨论。”到如今，启创的员工总量已经达到147人，在四川、南海、顺德、中山、香港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平均年龄仅24岁的团队，争取到了来自政府、基金会等多渠道500多万元的项目资金。

    回忆起这短短数年的经历，阿标有点置身梦中。“这些都是我们之前不敢想象的。你不去做，梦想就只是梦；你去做了，梦想就变成了可以实现的东西。”

    在此过程中，“亦师亦友”的罗观翠始终以专业陪伴的身份出现。阿标打了个比方，老师一直在与我们同行。当我们走得快了，她会及时拉一把；但我们走得慢时，她也会把自己的脚步放慢，始终与我们同行。“她会告诉我们，什么是不能做的，比如社工机构绝对不能有分红，所有盈余都要滚入下年的服务，这是必须要守住的底线。她从不说，你应该去做什么，给年轻人充分的自主空间。”

    十年两地奔波，那个曾经的“靓女罗姑娘”，变成了“脸上爬满鱼尾纹”的瘦弱老太。有些人会不理解，在香港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到内地来吃苦，甚至还会有人认为是“图钱”。阿标很是恼怒：她在香港一月的退休金就有18万港币，比在内地一年拿的还多。启创最艰难的时候，是这个香港教授拿出自己的退休金给社工们发工资。

    罗观翠却一脸淡然，并不当回事。到现在，她仍在启创挂职，“机构缺什么她就帮我们找什么。”

    香港社工的小镇挑战

    罗观翠在广州教书育人，另一名香港“社一代”徐祥龄却琢磨在东莞开一家外来工服务中心。徐老曾在香港做过29年的专职社工，素有“香港外展社工之父”之称。这位出生于1933年的老人，一头银发格外惹眼，太太谭翠莲送了他一个昵称：白头佬。

    退休后，他与太太定居东莞，农民工的艰难处境深深牵动着两人的心，希望自己做一些“探路”的事情。(

    在此之前，没有境外人士内地注册社工机构成功的先例。借着一手高超的乒乓球艺，徐老顺利地敲开了当地镇领导的大门。2004年，申请书在东莞“游了一年花园”后，最终通过审批。二老用自己的退休金，创办了内地第一家非营利性的民办外来工服务中心———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一开始很艰难，工厂以为是农民工维权组织，拒绝我们提供服务；第一代、第二代的农民工，他们周末都在加班赚钱，参与热情也不高。”谭翠莲感叹，8年后的现在，形势发生了大转变。

    工厂招工难，年后很多厂主动邀请中心进去做活动，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政府部门的态度也在变化，原先有镇街对由政府购买岗位的社工心存抵触，担心会影响到自身的利益，慢慢他们认识到社工的作用，愿意接纳社工进驻。中心目前已经在三个镇街设立了6个服务点，年内还计划扩展至10个点。而由政府购买岗位的社工人数也达到了74人。

    机构维续发展至今，与二老在香港深厚的人脉资源不无关联。两人都年事渐长，中心今后谁来接棒？这也是两人的一桩心事。谭翠莲说，他们与香港的社会服务机构有过沟通，已有基金会愿意合作。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进来，现在的政策并无涉及。

    “由香港的社工组织接手，自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在机构管理、财务透明方面，香港都有一套健全的机制。”谭翠莲期待，对于境外成熟的社工机构进入内地开“分店”，政府能在政策层面有更多的突破。

    境外社工组织落户萝岗

    就在民间自发探索的同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开始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2010年6月，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到新加坡考察，在参观了当地最大的社会福利慈善组织机构———德教太和观后，决定在广州也推广与新加坡类似的家庭服务中心服务模式。在新加坡，家庭服务中心是一间专业机构，已有20年历史，通常以邻舍为本，拥有及熟识广泛的社区资源，任何人遇到与家庭有关的问题时，都可以到家庭服务中心寻求协助。

    张广宁要求，要在全市十区两市挑选20个试点，以新加坡家庭服务中心为蓝本，结合广州市实际，发展具有广州特色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并于2011年4月宣布，将这种全新的社区服务模式在全市全面推展：所有街道办事处及镇政府如具备条件，将尽快开设起码一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萝岗区政府主动邀请德教太和观参加由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大型项目“广州知识城”的软件建设，为萝岗及其区内民办企业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运作和发展上提供顾问及督导服务，并直接在中新知识城的所在地九龙镇开办了两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九佛站和镇龙站）。这是境外社福机构首次以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落户广东。

    很快，各地政府也纷纷效仿，频频向这个“洋机构”伸出橄榄枝。2011年12月，德教太和观在番禺南村成立第三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今年3月，第四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也即将在顺德勒流镇落成。

    香港社工的一线服务者

    黄玉娟是去年11月来到广州市萝岗区任职的。在此之前她是香港城市大学学院办公室行政主任。黄玉娟曾在香港的医院、政府部门、救助中心有过多年的社会工作经验。此番北上，她的新身份是德教太和观在国内的分支机构———广州市萝岗区太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执行主任。还记得临行前，女儿对她说：“妈妈，你年纪也不小了，有机会就去外面多闯闯。”

    与来内地的香港社工大多扮演“培训师”角色不同，黄玉娟是屈指可数的、扎根一线的服务者。从广州市区沿广汕公路方向驱车近一小时后，记者在镇龙镇电信营业大楼旁的一栋四层建筑里见到了她。也许是长期从事社会工作的关系，黄玉娟有极好的亲和力和耐性，身上也找不到一点领导架子。交谈中恰好有同事进来打招呼，她便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开玩笑道：“他可是我的‘小老板’。”

    现在中心从业务到人事、财务，大大小小的活她都要管。而最近人手不足也让她很头疼。挂在网上的招聘信息已经好几个月了，迟迟没有合适的人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服务站所在地实在有些偏僻。“过马路没有红绿灯、晚上没有路灯，就连附近的民居里也没见住人。”工作日，黄玉娟就和同事住在对面的集体宿舍里。每到周末，她只能采用各种交通工具辗转多次才能回到香港。

    当然，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与香港健全的社工体制相比，内地的社会服务才刚刚起步。很多人对“社工”的基本概念完全没有认识，更谈不上寻求帮助了。黄玉娟和同事只能主动出击，下村做活动，一遍一遍地给村民解释自己的身份，解释社工与义工的区别。而内地的公共服务资源也远不及香港丰富，许多在香港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内地却阻碍重重，例如，请不到能简单修理水电的义工，自闭症的孩子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念书……必要时，黄玉娟就会鼓励同事写提案。“提案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能反映最真实的情况，至少能让政府看到。”

在黄玉娟眼里，社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香港的学生要从社工系毕业除了必须通过社工理论和知识系统考试外，还必须完成800小时的社会工作实习，且每周至少有1.5小时接受导师的督导。尽管广东地区已有不少高校陆续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是学生普遍缺乏一线实践经验。为此，黄玉娟又多了一项工作———每个月进行一次集体培训，再花4个小时对旗下的近15名年轻同事进行一对一的贴身督导。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作为第一家境外社工机构，太和服务中心自去年6月成立以来就被一直关注。刚从华南农业社会工作系毕业的陈立，可以算是机构的老员工了，面对平均每月三次以上的参观，陈立感觉自己就像进了“博物馆”。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洋老板”对专业性的秉持，陈立有很深的体会。“外来和尚们”的丰富培训就像给他的生命打开了一扇窗。“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价值观的一次培训。比如一名未成年少女怀孕了，想把孩子生下来，作为社工就需要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排序，案主的生命权、隐私权、父母的知情权，到底应该把谁排在前面，这关系到你未来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在内地的课堂上，学生们更多地是被动接受督导填鸭型的灌输，但在这里，督导会与你对话，引导你去思考。”

    陈立还记得刚开始写活动策划时，总是习惯性地在活动目标一栏“假大空”地来上一句：“通过手工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这时“洋老师”会追问：“你怎么确定对方真的建立了自信？如果活动效果不能被评估，那么请不要写上去。”此外，在太和内部还推行“标准操作流程”的机制。从志愿者管理培训到中心提供的各类服务，如资讯与转介服务、家庭成就奖励计划、外展服务、友伴服务等都有一套完善的操作规范可供复制。而这套“标准操作流程”也是在项目设计之初集体讨论的结果。

    当然，除了具体的工作细节外，能够打动陈立的还有太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在国外，社工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从摇篮到坟墓，都离不开社工的服务。但在国内，一线社工的生存状况远不能和都市白领相提并论，也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流动率。让陈立颇为自豪的是，自成立以来，太和的社工流动率几乎为零。这与太和开出的富有诱惑力的薪酬福利密不可分。有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有免费的员工宿舍，空调、冰箱、洗衣机各类家私一应俱全，每隔半个月还有一次三天“小长假”方便进城探亲访友。这样的条件谁会愿意走呢？据说，曾有员工提出想打篮球，中心便在楼下的小空地上特别辟出了一块篮球场，现在还准备兴建一座小饭堂。

    “如果社工自己都是弱势群体，如何能帮助他人？”在太和，陈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是一份用生命唤醒生命的职业。

    社工事业的春天

    2012年2月3日，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提出，截至2011年底，我省获得全国社工资格人数全国居首，广东将力争到2015年末，实现全省每万人中持证社工人数达到5人，即社工总人数达到5万人。这一消息对社工行业无疑是个好消息。

    广州启创社工服务中心的廖焕标认为，广东社工事业的春天已经提前来到。不断释放的政策利好、逐年增加的政府投入、越来越多的学子选择社工作为职业，以及社会各层面开始探讨社工的作用，都是一些明显的信号。“2005年搜索社工招聘的信息，0条；现在，每月都会有超过2000个以上的岗位抛出来。我们最头痛的就是招人难，每月都要放招聘启事出来。”据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透露，他在与一些政府官员的私下沟通时获悉，在加强粤港两地社工机构合作方面，今年将有更大的动作。他也期待广东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服务事业发展方面有更大胆的创新与尝试。

    ■专家意见

    “香港模式”对内地社工行业的影响

    陈健民自1993年起，陈健民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并出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兼职博士生导师。陈健民研究兴趣涉及内地及港台地区公民社会发展等问题，同时也热心参与行动。

    过去十多年来，香港的大学和公民社会组织在资源、理念、工作模式和人才培养方面都促进了中国公益领域的发展，有些更支持内地非政府组织（N G O ）的工作。这些N G O在环保、教育、公共卫生、妇女、劳工等方面都做出重大贡献，但碍于法律的限制，往往难于登记为合法组织。没有合法身份，这些组织亦无法在银行设立独立账号，更不用说进行募捐。由于政府不向这类N G O （在中国统称为草根组织）提供资源，他们唯有靠私人关系向朋友和义工募集一些经费维持生存。稍有规模的N G O，都要靠海外的基金会和公益组织拨款支持。我观察到香港一些公益组织由于比较理解内地的法律情况，愿意较灵活地处理内地N G O的账号问题，令不少草根组织可以获得资源开展工作。

    即使在官方管理的领域，我亦看见“香港模式”如何发挥影响。譬如说共青团管理的各地志愿者协会，由于经常到香港参访志愿组织（包括义务工作发展局），令其对志愿者的管理模式产生深刻的变化。内地的志愿服务往往是从上而下地动员，志愿者在政府或官方组织发动下，在大型活动中从事一两天的纠察、卫生工作，但香港的志愿服务强调义工的成长，鼓励从下而上地参与和对义工的系统培训。一些内地沿海地区的志愿组织学习了这套香港模式后，连名称都改为“义工”（义务工作者）而不用官方惯用的“志愿者”称号，可见这种参与式理念的影响力。

    理念的传播与公益专业人才培养息息相关。随着“购买服务”概念的出台，中国不少小区亦开始设立“小区公共服务站”或“社工站”，令社工忽然成为新兴行业。而香港的大学（如理大社工系）在协助建立内地的社工系和培育中国第一批专业社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每年亦邀请近百名中国N G O领袖到香港听课、参访社会服务组织和了解公民社会的发展。乐施会和小区伙伴等机构更直接在内地支持一些N G O的短期培训课程，培育了大批N G O义工和领导。这些课程在训练组织、财务、义工管理以外，更强调公民参与的理念。

    事实上，不少国际和本土N G O都运用香港的制度和地理优势试图促进中国成为一个更文明、开放、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绿色和平、无国界医生、国际特赦组织等都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支持其组织在中国的工作或关注中国事态的发展。中国南部许多劳工组织和中国的维权律师亦得到香港相关团体的支持。近来广州的“撑粤语运动”和保育运动其实都有香港的身影。他们或者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或者从事倡议活动，为的是推动一种更平衡的发展方式。

    （原文于2011年8月15日刊登，此次转载编者有删改）

    采写：本报记者朱丰俊 周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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