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陈思堂：手术刀外的心路

fengls89

来源：公益时报

    今年夏天，陈思堂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4月24日，他被香港大学授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5月19日，他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博士论文答辩，预计7月份正式授予学位。
     “陈医生，你现在是三合一的Doctor了。”
     在英语中，Doctor既用来称呼医生，也用于称呼博士，所以常常有人这样跟陈思堂开玩笑。
     陈思堂谦逊地笑笑，说：“最后这个Doctor念得不容易。我用了四年，已经推迟了一年才毕业啦。”
     四年学得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对陈思堂来说，真的不简单——他曾是香港的脑外科专家，11年前转行到世界宣明会从事扶贫。身为东亚区域总监和中国办事处总干事，他把很多时间奉献给了各国的穷山僻壤。由于他是半途出家读社会学博士，又不得不“逼迫”自己读很多理论书，更何况他一直以英文为学习工具，现在用中文完成了十多万字的论文，其刻苦程度，可想而知。
     5月22日，北京的雨罕见地下个不停。上午9时，陈思堂背着沉甸甸的双肩包，顶着一头有点湿、有点乱的头发，不徐不疾地走进世界宣明会北京办公室——这幅“在路上”的状态，让人联想到世界宣明会在中国坚持了十多年的扶贫项目，踏实、诚恳，向着“改变人生、塑造未来”的道路孜孜以求，一步一个脚印
转型:“我所了解的人生，除了修身齐家、养儿育女之外，对社会国家还有种种责任。”
     陈思堂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年幼时家境寒微，却从小聪明勤奋，从中学起就为当医生的理想定下读书计划。经过重重考试，跨进香港大学医学院的门槛。197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脑外科部门工作，在手术室里度过了无数昼夜，1986年考获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脑外科专科院士，两年后开设诊所，成为私人执业的脑科医生。
     “回首前半生，好像都在自己的计划之中。”陈思堂说，由住在美孚新村四五百方尺的小屋，到搬过最少四五次家、住过两千余方尺的洋房，从月收入万余到几十万，人到中年时，他的生活有了很多的改变，事业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1996年，香港回归前，很多有钱人纷纷移民欧美。陈思堂却离开了四季恒温的手术室，背上行囊，带着人间的互助精神，奔向祖国的穷乡僻壤——这些地方，往往是贫困的村庄、高山上的寨子、边境的小城，很多人从来没有到过，甚至没有听过。
     虽然香港的慈善文化一直比较发达，但是陈思堂放弃收入丰厚的脑外科医生职业加入宣明会做总干事，还是非同一般。最初五六年，以此为焦点的专访文章就有了几十篇。香港《明报周刊》的专栏作者章心言说：“陈思堂是位医技精湛的脑外科医生，也是位有爱心的行动家。最难得的，他是一个谦卑和忠心的仆人：忠于神，忠于所服事的人，忠于那些遥远得我们从未想过要去关心和记挂的贫穷人。”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有这份服务穷人的热情，到落后的地方冒行船走马的风险？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
     “我也不断地问自己：不是为名为利，为什么还要远行？”陈思堂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说：“只是因为我所了解的人生，除了修身齐家、养儿育女之外，对社会国家还有种种责任。每当我在贫困山区，目睹蓬头垢面的小孩，因着我们的工作，瘦削的小脸绽出一丝笑容的时候，我知道这些扶贫工作，必须有人去做。”
     其实，除了“责任”，陈思堂的选择与信仰有必然关系。
     “信仰带来价值观的改变，使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体会。”认识基督之后，陈思堂明白，物质不能带来恒久的满足，“对生活来讲，够用就行，再多就是浪费了。”
     “我希望不枉此生。”回忆起11年前的选择，陈思堂轻描淡写地告诉记者：“做医生已近20年，该考的学都考完了，事业到了顶峰。所以，我要尝试付出，与人分享，领悟真正的喜乐。”
分享:“是我们富足的城市人来帮助他们，表达了我们的慷慨，抑或是我们在这群久处于贫困线下、朝不保夕的同胞的热情中，学习到真正的分享之道呢？”
     做扶贫工作，陈思堂放弃了很多，比如大房子又变小了，几十万元的收入没有了，家人度假地点也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但是陈思堂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收获者，比如，这次写博士论文，案例就来自宣明会在云南永胜县实施了10年的参与式扶贫项目；再比如，他在僻远的乡村体验了自然之美和村民之情，写下了很多感人的文字，结集出版了《手术刀外的心路》（下称《心路》）。
     世界宣明会是一个基于基督教的慈善机构，相信“施比受更有福”。这个信念容易让人将宣明会想象成高高在上的帮助者。但是看了《心路》后，人们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位谦卑温柔的同行者，与一群坚强而善良的穷人相互尊重地走向富足。
     很多年前，陈思堂探访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俄扎乡普甲村（普甲，哈尼语的意思是“长长的村子”。该村位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半山位置，全村皆是哈尼族人），常常在村里看见一个老婆婆，背着孙儿，赤脚搬运柴火，看见陈思堂，总是停下来叽里咕噜说个不停。陈不懂哈尼语，只能报以微笑。后来家访的时候，刚好进了老婆婆家的屋子，她可乐了，饱经风霜的脸上展露了笑容，又兴奋地说个不停。
     “翻译说，他一定要留我们吃饭，这几天她一直都在邀请我到家里吃饭。”
     看着她家的四壁泥墙，火炉上熏得墨黑的一只铁锅，挂在墙上风干的几片腊肉，再看看老婆婆期待的眼神，陈思堂差点就答应了，但是最后还是婉言拒绝。他说，“不是怕坐在地上与四围的小猪同吃，也不是因为看见肉片干上的小虫，而是知道她会把平常舍不得吃的储粮都煮了。”
     离开老婆婆家，陈思堂久久未能释怀。后来，他在宣明会出版的《世情》杂志里写了一篇《山之旅》的文章，与宣明会的同事分享了他的思考：“是我们富足的城市人来帮助他们，表达了我们的慷慨，抑或是我们在这群久处于贫困线下、朝不保夕的同胞的热情中，学习到真正的分享之道呢？”
榜样:“我自己做人的原则，是言行一致。管理员工，就坦诚沟通。”
     扶贫是一项见效比较慢的工作，需要在边远的地方打持久战。宣明会的工作人员，不是长期派驻国内的穷乡僻壤，就是频繁出差。为了让家人放心、支持，宣明会常常举办“恳亲会”。会上，同事们总是带泪感谢父母妻儿，而很多家人也从起初的反对，到后来变为默默的支持，并为他们的奉献精神引以为豪。
     “很多人比我更辛苦。”陈思堂说，“在那样的晚上，我体会到为中国扶贫事业甘心付出代价的，不独只有一群放弃了安逸的年轻同事，还有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双亲，每天都倚门守望，遥寄串串祝福。”
     有人说，陈思堂的成功是“甜蜜的成功”。他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妻子是个贤内助；儿子誌中大学毕业前，每年暑假都自愿到国内的扶贫点做义工；女儿誌恩还在上学，也觉得爸爸的工作很有意义。据香港媒体描述，两个孩子亲切有礼、谈吐温文，与陈思堂的人生趋向很是吻合。
     不仅在家庭中，陈思堂是孩子们的榜样，在宣明会，他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leader(领袖)。
     “我自己做人的原则，是言行一致。管理员工，就坦诚沟通。”陈思堂以前在政府医院负责过医生培训、购买设备、以及整个科系的发展，后来私人执业，也全面负责诊所的管理。加入宣明会以后，他还念了MBA（工商管理硕士），算得上“管理有方”。
     据记者观察，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相当稳定，“干十年八年的都有很多”。在人员流动频繁的公益界，宣明会靠什么做到这一点？
     “有尊严的生活。”陈思堂说，“靠公益事业不能发达，但是，我们每隔几年就去调查当地的工资情况，用合适的工资留住有素质的人才。”
     宣明会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有一系列的员工培训计划，陈思堂本身也是一个学习型的leader。他说辛辛苦苦到社科院读博，一方面是“工作责任驱使，不能什么都不懂就去做事”，另一方面，也是“带个头，鼓励同事们学习、思考、发表文章”。在他的带动下，宣明会中国办事处的好几个同事都在兼职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陈思堂谈吐温文尔雅，待人谦虚坦诚，这样的“个人魅力”，也成为宣明会的组织文化，在很多场合，宣明会的工作人员都给人留下了务实、谦逊、真诚、守信的印象。记者曾经遗落一个采访机，宣明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拾得之后，妥善保管了两年，直至获悉失主，完璧归赵。
链接:
     世界宣明会是一个人道救援及发展机构，致力为贫穷的儿童、家庭及社区带来长远的改变。
     目前，宣明会有600余专职工作人员在中国17个省、市、自治区推行救灾及扶贫发展项目。自1989至2006年度，宣明会在中国的项目总投入经费超过8.696亿元人民币（1.06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