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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不办打工学校 但必须把学生分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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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3 18:59: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绿园小学校长张晓虎艰难办学16年,最终无奈离京回老家:
我可以不办打工学校 但必须把学生分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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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园小学的教室里,学生们生动活泼的照片还留在墙上,不禁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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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细看贴在绿园小学外的通知,不相信“学校要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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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园小学副校长刘明望在学校操场上用学生的课桌椅摆“SOS”图形。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张晓虎告诉记者,老乡都让他过来北京教教自己的孩子。“他们都说,小伙子留下来吧,把咱的孩子教上。”于是,被感动了的张晓虎就留了下来,一留就是16年。

    ◎第一个学期,只有张晓虎一个老师;第二个学期,有了两个老师;第三个学期,就有了三个老师。张晓虎最初只收200元学费,其中也包括了书费。

    ◎每搬家一次就是一次损失。三次搬家,换四个地方,绿园一直在勉强维持。直到现在,绿园小学一学期的学费加上书本费总共800元,在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中算是收费比较低廉的。

    ◎一位参观过绿园小学的北大附小老师在博客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绿园小学的简陋破败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天哪!在京城,在离清华北大咫尺之遥的地方,还有这么破旧的教室、课桌椅、办公室、厕所和操场。

    8月18日下午6时55分,两个收废品的男人把最后留在院落里的办公桌椅搬走了。看着进进出出的三轮板车,校长张晓虎揉了揉肚子,低声说:“我真的累了”。来京16年,他的河北口音还是很重。

    张晓虎一家一直住在北京的城郊结合部。搬了三次家,每次搬家,和他一道颠沛流离的都有一所小学。

    学校里最初的学生是周边菜农的孩子,张晓虎以“绿园”二字为打工学校命名。

    “现在我可以不干这个校长,不办打工学校,但必须把学生给分流了,把分流落实了,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张晓虎说完最后这句话,就陷入了沉默,因为他认为,“发生的这一切,把我对教育和办教育的信心给弄没了。”

    8月19日,张晓虎告别了北京,举家回到张北县老家。

    “一点希望都没给”

    虽然办学许可证、消防、卫生等问题都曾困扰过张晓虎,可是都没有这一次来得狠,用他的话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给”
    “绿园”没了,树村火了。

    绿园小学是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树村是一个村居混杂的村庄,绿园坐落在树村小清河路北侧。树村位于圆明园以北、北五环外,离颐和园和中关村都不远,不少外来打工人口在此聚居。

    据了解,绿园的校舍由树村大队仓库改建而成,合同一年一签,今年7月9日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租。张晓虎被告知不给续租的原因是“区安监局、教委及区领导多次提出该校不安全。”

    于是,绿园小学将有585名学生被分流到肖家河小学树村分校。绿园小学分成学前中班、学前大班及小学一至六年级共14个班。其中一至六年级的学生686名,学前班学生近200多名,招收的全都是农民工子弟。这次分流不包括学前班学生。

    9月开学在即,仍有几百个家庭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否上学。此时的绿园小学校长张晓虎已经心力交瘁。

    虽然办学许可证、消防、卫生等问题都曾困扰过张晓虎,可是都没有这一次来得狠,用他的话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给。”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工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乔键公开承诺,打工人员的子女只要提出愿意在海淀就读,该区将做到“一个学生不流失”。

    然而“不流失”并没有阻止绿园的“关门”,很多家长都“懵了”。

    8月18日傍晚,几个学生家长徘徊在紧闭的绿园小学大门前长达半小时,一遍遍读贴在门上的告示。

    “8月10号我通知老师们,学校绝对办不下去了,让他们赶快找工作。学校20多个老师走得差不多了,只有七八个老师天天来学校守着,希望跟着我继续干。可是我也没有‘下一步’,拿什么承诺?”张晓虎口中那个“指哪儿打哪儿的优秀团队”,就这样说没就没了。

    来自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的数据显示,北京现有打工子弟学校300多所,接纳学生近20万人,60多所学校有办学许可证,其余无证学校大多处于城乡接合部。

    菜地里的绿园

    “菜地里的”家长们热情欢迎张晓虎来京,白手起家居无定所的他轮流在老乡家吃住。张晓虎说,“绿园”是绿色菜园的意思

    “我们家好几辈亲人都是教师,我生来就是要当教师的”。从24岁到40岁,河北人张晓虎的这份笃定从未改变过。

    师范毕业后,张晓虎被分配到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乡中心小学当老师。由于张北县比较贫穷,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老乡来北京郊区租地种菜谋生。

    “当时北京入学门槛高,一个外地孩子上学需要三五千元借读费,相当于现在的三五万元,还要熟人介绍,‘菜地里的’孩子遇到了上学难的问题。”张晓虎告诉记者,老乡都让他来北京教教自己的孩子。

    “他们都说,小伙子留下来吧,把咱的孩子教上。”于是,被感动了的张晓虎就留了下来,一留就是16年。

    年轻的张晓虎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想出来闯荡。虽然在乡中心小学当校长的父亲对他的选择表示不理解,认为他放弃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投奔了一个不知有没有希望的“前途”。

    “菜地里的”家长们热情欢迎张晓虎来京,白手起家居无定所的他轮流在老乡家吃住。

    “中国农业大学外墙那里有一片荒地,我租了一亩多,大伙齐心协力把杂草拔了,把土磕巴铲平,用旧砖瓦搭了三间石棉瓦房。”张晓虎回忆,那个没有桌椅板凳、用砖垛子垫木板当课桌的地方,就是最早的绿园。

    年轻的张晓虎爱好文学,最喜欢汪国真的诗。给学校取名费了点心思。张晓虎说,“绿园”是绿色菜园的意思,因为他最早的学生都是菜农的孩子。

    绿园坐落的这片荒地,并不完全是荒地,其中有1/3是坟地。每到清明时节,荒地上一边是祭奠者悲戚的哭声,一边是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张晓虎说,这个场景,他一辈子都不会忘。

    没电是最大的困难,住在学校的张晓虎每到晚上就点蜡烛批改作业。最难受的是地里蚊子太多,点蚊香气味熏得他不敢出一口大气,一开门就被咬得身上没一块好皮肤。

    “吃饭还好,咱用灶。”每到周末,张晓虎就蹬着三轮板车,和高年级孩子去附近的百望山上捡干树枝。

    他这辆三轮板车还免费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一次最多可以接十四五个学生,每天来回跑四趟。

    第一个学期,只有张晓虎一个老师;第二个学期,有了两个老师;第三个学期,就有了三个老师。

    张晓虎最初只收200元学费,其中也包括了书费。

    张晓虎一个人得教一二三年级和学前班学生的语数。所有孩子坐在一间屋子里,一边的孩子听课,另一边做作业,动静搭配。一天下来,加上四轮接送,他觉得特别累。

    当时张晓虎已经在老家订了亲,在取得对象的理解后,第二年就完婚了。妻子跟他呆在绿园至今有15年了。他总是称妻子为“懂(董)事长”。

    1995年底,张晓虎有28个学生,第一学期结束前增加到40个,第二学期就有六七十个学生了。这时候不止是他的老乡,内蒙、河南、山东在京租住在附近的菜农都把孩子送到了绿园。

    “峰回路转”的假象

    2005年,学校情况开始好转,他也还上了欠舅舅的钱。正觉得一切又有希望的时候,又面临了一次新的“被搬家”
    “到了1999年,就有200多个学生在我这读书了。”张晓虎想改善学校环境,于是找在老家做皮毛生意的舅舅借了几万块钱,盖了六间漂亮的标准房。

    当年3月刚刚盖好,7月份就收到了拆迁通知。后来张晓虎才知道,一个开发商要在那块荒地上建住宅。通知说给“绿园”三天时间,让他们赶紧搬走。

    在三天时间里,张晓虎白天上课,晚上就踩着三轮车和另一个老师四处找房子,见哪一家院子大,就和人家谈租房办学校的事。可还来不及找到合适的地方,学校就被推倒了,桌椅板凳也没有抢出来一件。

    伤心的张晓虎找到村大队,大队知道推倒的是学校房子,有点内疚,于是答应把当时马连洼派出所的后院租给他,年租金两万元。然而绿园并没有安稳下多久,刚刚一个学期就被“赶走”了。

    2000年,绿园搬到了一个私人院落,年租金7万元,张晓虎觉得很吃力。2005年,学校情况开始好转,他也还上了欠舅舅的钱。正当觉得一切又有希望的时候,又面临了一次新的“被搬家”。

    寻寻觅觅,张晓虎找到了树村小清河路北侧的这块地方。当时这里只是个院里杂草丛生的旧仓库,天花板都没有,门窗全是烂的。刚搬到“旧仓库”,绿园有400多学生,今年有800多人。

    即使是在这种困境下,绿园的孩子仍成长得很好。在2011年的六年级毕业生中,有53个通过了中国地质大学附中的考试,33个孩子被八一中学录取,在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名列前茅。

    然而每搬家一次就是一次损失。三次搬家,换四个地方,绿园一直在勉强维持。直到现在,绿园小学一学期的学费加上书本费等总共800元,在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中算是收费比较低廉的。

    2009年,张晓虎才把以前欠的债务窟窿给填上。但海淀区要求改善教育条件,于是他开始了新一轮投入。

    16年下来,张晓虎一直免费接送孩子上下学。为了方便孩子上学,这些年他买了几辆中巴车,加上改善校园条件所投入的钱,总共欠债20多万元。

    一直以来,在“峰回路转”这个信念的支撑下,自尊心很强的张晓虎没有打过退堂鼓

    最后的晚餐

    在狭小的校园里,老师们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张晓虎没有吃饭,和大家聊了几句,然后闷声不响地在校园里踱步

    8月19日,张晓虎离开北京。8月20日,两个绿园的学生写了一封给绿园最后的信。这封信,张晓虎可能读不到了。

    今年十岁的佳乐在信里写道,“放假时老师说:绿园小学要拆迁,我心里特别难过。因为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一直在绿园小学度过,面临的是失去。我的昔日同学好多去别的学校,或者回老家上学。也要失去我的班主任及学校的老师,我的心里空荡荡的,特别难受。面临新的学校以及新的老师,我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怎样面对一切”。

    她的愿望是,“我的同学我的老师一个都不少,与我度过美好小学时代,那该多好啊。”

    2002年,两岁的黄雪随父母从安徽老家来京,一家租住在后营。黄雪从二年级到五年级都在绿园读书,也一直由张晓虎接送上下学。

    黄雪说,张校长表面上凶巴巴,如果你了解他,就觉得他很好,爱说笑话。

    其实,张晓虎本不必离开。在媒体对打工子弟学校连篇累牍的报道下,他和绿园的名气早就响遍京城。

    “一直有人找我,说是要合办学校,但我觉得不靠谱,他们都是冲着绿园的名声好,是为发财来的。这次对我的冲击太大了,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么多年打拼,又回到原点,甚至比原点还不如,因为没有希望了。”张晓虎一声叹息。

    半月前,绿园小学常务副校长刘明望在学校操场上用孩子们的课桌椅摆出一个“SOS”图形,引起舆论强烈关注。

    在刘明望看来,“SOS”不是对抗,只是一种等待的姿态,“在等待中慢慢消亡,流逝的是草根百姓子女对受教育的渴望。作家雨果也说,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

    于是,张晓虎那颗一直活在24岁那年的心终于累了。近70岁的老父亲给他打电话说:“回家吧儿子,接着生活,不办学也能生活。日子总是要过,不能心情不好,不要闹病就行。”

    8月18日傍晚,在绿园小学狭小的校园里,走剩下的老师们吃了“最后的晚餐”。张晓虎没有吃饭,和大家聊了几句,然后闷声不响地在校园里踱步,时不时走进校舍看看。

    一位参观过绿园小学的北大附小老师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绿园小学的简陋破败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天哪!在京城,在离清华北大咫尺之遥的地方,还有这么破旧的教室、课桌椅、办公室、厕所和操场,大概中国穷乡僻壤里条件最差的小学也不会比这里更艰苦了吧!

    然而,直到张晓虎离开的前一天,一面暗红的锦旗仍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上面写着“校舍简陋但师德高尚,打工子弟也一样辉煌”,落款“学生杨艺彪、周冲,2011年6月14日”。

    绿园小学财务明细表(1995—2003年)
    年份    学生
    (人)
    学费
    (元/学期)
    教师人数
    (人)
    工资
    (元/月)
    书费
    (元/人)
    房租
    (元/年)
    水电卫生费
    (元/学期)
    杂费
    (/学期)
 楼主| 发表于 2011-8-23 19:03:15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关停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广州同行“唇亡齿寒”
达摩克利斯之剑 高悬头顶
  南方日报记者 赵新星

  “唇亡齿寒。”广州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健简短地说。北京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的消息传到骄阳似火的广州,让广州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员们的心情提前进入冬季。尽管北京的撤校事件并未对广州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产生直接影响,但长期以来的困境依旧让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充满迷惑。

  广州也曾关闭一批打工学校

  “看到‘同类之死’,我们自然伤心,事实上,我们已经伤心很多年了。”信力健这么说,倒不是因为对未来自身命运的悲观预期,而是对过去的不堪回首。三五年前,广州十几家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被一次性裁撤,让信力健记忆犹新。

  “这边态度相对温和,但当时被关停的十几家学校,有的是因为办得不好,有的也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现在,面对北京3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的类似命运,信力健依然满腔不忿。

  一方面,他认为,法律规定流动儿童的教育“以流入地的公立学校为主”,3万多名外来工子弟只能在民办学校就读,已是北京公办教育失职在先。另一方面,外来工子弟与北京户口的孩子既未能“同在蓝天下”,政府还不肯网开一面让他们在民办学校中求学,则更是“既不合法又不合理”。

  面对汹涌的反对声浪,北京市教委承诺不让任何一名进城务工者随迁子女因拆迁而失学,但信力健提出两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一,公立学校的学费,农民工子女交得起吗?第二,教学质量向来与农民工子弟学校不在一个起跑线的公立学校,真能接受这些乡下出身、城中村长大的孩子去影响他们的升学率吗?

  在这两个问题面前,他无法对事件所波及的3万多名孩子的未来保持乐观。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备受掣肘

  同样让人无法乐观的是信力健自己所面临的困境。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广州市有流动儿童近47万人,其中仅有19万人在公办学校就读,剩下的29万人都在民办学校上学。以民办学校为主力满足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需求,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提供较少的财政补助,这是广州特色。

  但广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并未因为占有学生数量上的优势而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地位,他们依然属于弱势族群。

  一次偶然机会,记者曾到广州市天河同仁学校采访,那里的教师办公室与记者在珠三角外的乡村小学看到的别无二致。中午几个老师吃着泡菜加盒饭,突然一只硕大的老鼠从资料柜上跳下来,老师们边打老鼠边抱怨,学校闹鼠患已经很久了。

  同仁学校副校长陈亚娣告诉记者,这就是这所学校的办学条件,所以优秀的教师留不住。一个初中老师一周要上16到18节课,基本工资才1450元,每学期末学校按教学质量发教学奖,一学期奖250元钱,做领导的陈亚娣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学校常有老师考上公务员,这几乎是他们的最好出路。

  此外,种种政策限制也让农民工子弟学校备受掣肘。

  外地孩子不能在广州参加高考,连考高中也很难,因此很多孩子初二就回老家,从初一到初三,眼看着学生人数越来越少。

  诉求只有两个字:出路

  “可以这样说,‘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我们头顶,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到脖子上。”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事件出现后,信力健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剧。面对记者,他的诉求是两个字:出路。

  信力健说,政府办教育没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还存在着庞大的政府教育无法惠及的群体,比如农民工子女。民间办学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现在,他们要求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比如,考虑到要求入学的人数较多,是否可以放宽班级人数限制?比如,对于民办农民工子女教育,是否不要以成绩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在信力健看来,放宽准入条件,让充分的竞争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可能会更有效。

  此外,信力健还特别提议加强民间组织的参与。比如,社会组织是否可以效仿香港的教会学校,通过社会募捐办学?对于从小所受教育就落后城市一步的农民工子女,社会组织、义工和志愿者是否可以提供教育援助?

  总之,危机感让信力健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未来很不确定。“但我们算好了,还有多少学校在路边摆摊招生呢,那才是真的悲催。”
发表于 2011-8-23 19:35:09 | 显示全部楼层
非常可以清楚知道,呢个社会本来就冇公平所在,所以先有我哋志愿团体出现。
而且我哋唯一出路,也要挂靠某某政府团体等等,否则就系非法集会,非法组织等等。
好多现实让我哋更清楚知道,祖国正在哭泣。
发表于 2011-8-23 21:48:03 | 显示全部楼层
希望我们微薄的力量能为这些孩子们做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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