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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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零星地帮助贫困者，到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慈善对于杨澜，由“一时兴起的善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作为公众人物，人们看重的是明星对慈善的号召力，但是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杨澜更愿意从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来理解慈善——“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处理财产的方式”。
    杨澜说初衷很简单，“我没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变命运”。她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教育获得改变。而当慈善变成一个事业，“它不再是一种感情冲动，而是科学、理性的管理方式，处处离不开商业运作”。杨澜希望自己的基金会常年关注教育和扶贫，“从我开始，积累基金会的传统”。
    “慈善不仅仅是同情和理解”
    与多数人一样，1997年杨澜第一次接触慈善是个偶然。“那时候我刚刚生完小孩三四个月，整个人还胖乎乎的呢，‘希望工程’的人找我做一部片子的义务主持人。”1996年底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杨澜留给中国观众的印象更多的还是“正大综艺”中模样清纯的大女孩。“希望工程”看中的是杨澜作为公众人物的号召力，对杨澜来说，“离开中国两年了，我很怕脱离了真实生活，回来后急切地想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很想做些事情”。在美国时，杨澜也听说了国内的“希望工程”，“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到大家做的工作，觉得挺感动的”。
    第一次合作，“希望工程”推出了一部“中华成语故事”的系列片，由杨澜做主持人给小朋友讲成语故事，在上海录制了两周多。按照当时的运作模式，几十集的节目发行到各电视台，每个电视台不用支付节目制作费，但是必须出钱建立一所希望小学。
    这次简单的合作，让杨澜感慨做慈善事业的艰辛，“那些做希望工程的人真是不容易，从筹集资金、制作节目、发行到联系各种机构和人，非常非常琐碎的事情，一大堆工作都由这个项目的几个人去完成”。
    杨澜自己稍有经济能力，就开始主动捐助慈善。1997年她写的书《凭海临风》出版，“我把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在这笔钱的具体开销上，她的要求是，“我想直接帮助贫困的孩子，所以其中10万元给了上海100名贫困的中小学生做助学金，”另外20万元的用处，直接缘于杨澜第一次与“希望工程”合作的感受，“当时想到海外对希望工程了解不多，所以我跑到大别山等地去采访，做了一组片子来宣传希望工程”。
    实地采访给杨澜的触动相当大，以前她感性地认为做慈善是一件舒心的事情，远没有想到具体建立希望小学非常琐碎艰辛。工作人员要跑到偏远的山区或农村踩点找位置，条件艰苦。在人事沟通上，很重要的步骤是与当地县政府、村委会等层层机构协商。“让我吃惊的是，希望工程的生存居然是依靠银行利息！他们把在银行周转资金的利息用来做行政费用，太艰难了。”杨澜当时接触到的慈善事业状况是，“中国老百姓还习惯于把捐助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受助者身上，却没有考虑到慈善组织该怎样生存。”杨澜说，“其实对于慈善机构来说，捐助者捐款几十元或者几万元，他们付出的人力、财力成本都是一样的，生存也不容易。”
    说到自己个性，杨澜觉得她与先生吴征都是同情心比较重的人。“有一年在北京过中秋，晚上我俩在马路上散步，天已经很凉了，一个老太太还在守着报摊。吴征就一下子走过去，买了所有的报纸说，让老人家回去好好过节吧。”杨澜非常欣赏吴征的善良，而作为一个女性，她觉得女人的魅力总来自一种母性的特质——包容、关切、温情。“这和她们是否生过孩子没有关系，她让人觉得可亲，她知道人生的缺憾、人性的弱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依然会去理解和同情。所以当我们夫妇俩零碎地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悲情故事时，就会想到帮人一把。”
    “上海有一家人，男主人出车祸死了，女人下岗了，带着一个读书的孩子，没钱交学费。吴征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报社记者问地址，去到这家人家里给了一些钱。过了一段时间，吴征突然又想起这母子俩，说，我俩一起去看看吧。”感激的女主人已经给杨澜的孩子织了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裤，“就是市面上买来的蓝色毛线，但是我当时挺感动的，觉得这个母亲不是一个单纯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我让两个孩子都穿过这身衣裳，觉得心里很温暖。”之后，江苏盐城的一个女孩患重病瘫痪了，付不起几万元的医药费，杨澜知道后帮助了这个女孩。“朱军邀请我去做《艺术人生》节目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请来了这个女孩，已经完全站起来了。”杨澜觉得，自己稍微出点力，就能够给其他人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很幸福”。
    “慈善事业的制度化思考”
    开始参加公益活动后，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找到杨澜夫妇。“我对慈善活动的邀请基本上都接受了，因为这是一种让人愉快的事情。”现在杨澜作为环保大使、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全国义务献血形象大使、绿色大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身数兼职”。和各类慈善组织接触多了之后，杨澜从早期零星地捐助，开始自然地思考起目前慈善事业的状况。
    1998年长江发大水时，杨澜在凤凰卫视工作。吴征作为亚洲电视台的营运总裁，第一个在香港电视媒体发起募捐活动。“成龙、梁朝伟等明星从家里拿来古董、物件拍卖，我俩也捐款20万元。”这些善款都交给香港红十字会，然后通过它向内地分发。当时香港成熟的慈善运作给杨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家都信赖制度完善的慈善组织，活动有很好的传统。
    杨澜也一直有机会接触海外基金会，让她对两种慈善制度的感受很深。“从捐助者个人来说，我的一些海外女性朋友，长期捐助乳腺癌基金会，她们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去实施，每年有详细的捐赠计划、稳定的筹款方式、高档的慈善晚会，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模式。”杨澜曾受邀参加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的筹款活动，“让我触动的是，慈善在这里成了一种体面而有力量的传统。”学院邀请在国际事务中有突出成就的人参与晚会，每次都有一个主题和重量级的获奖嘉宾。在杨澜参加的晚会中，获奖嘉宾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她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很多知名人士都来参加，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捐款，而是与各界社会名流近距离接触，参加晚会的每个人在精神和社交层面上都有收获”。颁奖过后，晚会有一系列的拍卖、捐赠活动，杨澜逐渐意识到，“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使得慈善事业持之以恒”。
    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由于杨澜偏重于做文化工作，一些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来找她。三年前，法国领事馆主办的“中法芭蕾舞交流”活动，因为赞助商临时取消了赞助，领事馆找到杨澜。“我知道这种高端的国际文化交流比较小众，没有特别大的商业价值，但是我一直相信跨文化交流的发展非常重要，于是出资几十万元赞助。接下来三年的中法芭蕾舞交流活动都由我们赞助了。”后来杨澜也赞助了“母亲水窖”等工程。
    等到2003年杨澜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原先对慈善事业只是零星感受，现在要变成制度层面上的思考和建议了。“我交出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完善中国民间非盈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很多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对我大倒苦水，说已经到了2003年，可是中国非盈利性机构的财务审核，用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制度。慈善机构陷入两难境地，银行利息已经调低，很难再靠利息维持运行，其他工作更难以开展，他们对我说，‘我们现在工作做得少一点才行，做得越多亏空越多’。”
    杨澜有些不解，在美国，一个人如果开始参加公益事业，会不断地接到各个公益机构的邀请，参加公益活动越来越深入。“我对那些负责人说，‘你们缺少上门要钱的功夫，为什么没有一个个大企业都跑到，去推荐你们的慈善项目呢？’”但是对于中国目前的慈善机构来说，要钱好像总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既缺少筹集资金的方法，也不太懂得如何使资金保值增值。“那些全国性的慈善机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知名度，可是一年筹集的资金却只有几百万到一个亿，与国外同类型的机构相差太远了。中国的慈善事业也缺乏品牌，只有‘希望工程’、‘母亲水窖’等少数几个项目知名度大。”
    与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长年接触后，杨澜发现虽然很多人相当善良、责任心强，但是素质跟不上慈善事业真正的商业运作。如今国内的多数慈善机构的管理人员是离退休老干部，工作人员多是机关人员，金融知识非常缺乏。“我越来越意识到，长久有效的慈善事业依靠成功的商业运作，从筹集资金到委托信托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完全遵循商业规则的。”
    在捐款人群中，很多退休老人和军人长期捐款，虽然数额不多，但是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形成了捐助的习惯。与舆论的抱怨不同，杨澜并不觉得中国富人对慈善态度冷漠，“事实上，中国很多企业家是乐于捐助的，只是需要慈善机构‘逮’住他们，持续地向他们介绍好的慈善项目”。杨澜自己作为商人的感受是，企业家非常忙，需要慈善机构耐心细致的工作，“其实国内企业的隐形捐助是很多的，比如地方政府要求他们出钱修路、办文化节，企业出钱是经常的事情，只是他们还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慈善事业”。而慈善组织缺乏透明规范的财政制度，也让很多有心捐助的人非常犹豫。
    杨澜觉得很难靠个人改变慈善事业的现状，于是在政协提案中梳理出政策建议。一方面政府应该鼓励非营利性机构的成立，在法律程序上给予便利。减免税收也是她呼吁的重点，认为慈善机构应该从筹款中提取资金作为行政开支，财务审查制度也需要完善。“慈善机构不是一个政府衙门，应该懂得商业运行的基本规则。做慈善不是只有一颗善良的心、拿着一个碗出去化缘、回来建个庙就成功了。”
    杨澜发现，凡是遇到海啸、地震这些灾难性的事件，捐款一下子增多了，“看来多数人做慈善停留在感情冲动的阶段，还没有将慈善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尝试建立基金会
    杨澜夫妇引起舆论哗然的举动，是2005年7月他们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并且设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在此之前，在2004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杨澜排名第六已经引起了公众关注。杨澜本人对慈善一向低调，在获知外界对她捐款3000多万元的说法后，杨澜只是通过公司发表声明表示:在排行榜公布的杨澜女士的捐款中，绝大部分是杨澜女士和她的先生吴征以个人名义捐助的。其中，有2600多万元是杨澜女士和吴征先生去年个人捐款成立私人慈善基金“阳光教育基金”，今后以每年的投资收益用作资助资金来源，故排行榜公布的捐款数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而对于捐赠大量资产的做法，一种说法是，“只见到杨澜捐赠持有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的提法，并没有提到51%股份的市值”。媒体开始质疑商业运作并不算成功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到底有多少资产能够真正捐赠。
    对于各种猜测，杨澜反而轻松地咯咯发笑:“我非常地平静，我觉得大家对这样的事情还不习惯，公众会慢慢地调整对财富的态度。”杨澜提到，自己和吴征这两年一直都有捐资产的念头，但想法并不明确，“我俩总说，‘等退休之后多捐些财产’。”但是2005年身边几个好朋友的突然离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让他们的想法有了变化，陈逸飞视觉大师也是他们的朋友，去世之前对财产没有交代，弄得死后还引起纷争，“我们于是决定，迟早要做的事情，不如现在就做吧”。
    当杨澜将这个想法告诉身边亲戚朋友时，朋友提醒她:“别人会问，你这样做是有什么目的啊？”杨澜说:“我的想法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我们非常私人的决定，就像我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愿意送给好朋友，我觉得分享之后很快乐。其他人的看法和我没什么关系啊。”
    等媒体报道这个消息之后，到了朋友饭局上，企业家朋友也问到她的初衷。杨澜说:“钱可以造福，也可以造孽。我们这样做，反而给了孩子很大的解放，我们在有生之年享受到很大的快乐，也可以建立很好的传统。”有的朋友听后赞同，有的则说:“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把所有的钱留给儿子的。”杨澜淡淡地提到:“对我而言，这些想法没有孰高孰低的分界，我也不希望自己给别人带来道德上的压力，这只是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
    与慈善事业接触的这几年，杨澜对慈善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总认为，做慈善需要的是一颗善心，很多人把它看作一种‘一时兴起’的投入。但是真正上升到慈善事业的层面，它需要的是一套科学的管理机制、商业上成功的运行模式。对于我个人而言，它从一种感性的冲动，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杨澜的计划中，她想用自己的财富来做基金会，期望着像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那样，建立自己的模式，长期关注某些领域。“虽然我们在规模上没法和他们相比，但是我希望从我开始，积累基金会的传统。在具体操作上，由于内地还不允许成立个人基金会，‘阳光文化基金’在香港成立。”在香港建立基金会，对杨澜也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现在法律文件递交了，正在等着走完程序。“香港的慈善事业制度非常完善，捐出去的钱可是想收都收不回，有一整套的运作程序。我自己是在边做边学，我的律师告诉我，香港的基金会做环保不能免税，但是西欧和美国就可以，我正想弄清楚这是为什么。”
    “阳光文化基金会”主要资助教育和扶贫领域，很大程度上缘于杨澜的个人经历，“因为我个人非常相信教育改变命运，我父母都是普通人，是教育让我眼界越来越开阔。我个人的经历让我觉得，文化交流对开阔年轻人视野非常有帮助。”在资助方式上，为了避免“毫无目的地资助个人，就会像盐洒进大海里，看不到踪影，”并且考虑到自己做媒体出身，杨澜决定还是发挥媒体从业者的特长，头两年主要帮助内地大型基金会培训工作人员和进行公益活动宣传，“因为很多基金会有非常好的项目，但是资金和意识所限，往往开个记者会，然后就不了了之，我们要出资来做公益广告进行宣传”。
    要说捐赠行为，杨澜认为自己并不太在意外界的评价。“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事情’。我并不想宣传自己，不过身边几个做IT的名人朋友也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基金会了。我自己把慈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并不想增加其他人的道德压力。”
    杨澜说，自己的慈善行为在她的理解中，应该这样来形容:“我愿意用我的方式处理我的财富，这样更容易成为我愿意成为的那个人，这样我觉得更幸福。”
    政府包办的慈善
    主笔◎邢海洋
    说到慈善，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排着长龙向募款箱里投入百元大钞还是铺天盖地的慈善广告？是打到家里的认捐电话还是风雪中敲开你的门，向你不厌其烦地讲解募款目的的义工？排队捐款，尤其显得踊跃，显得觉悟高尚，是尊重苦难者的态度，更是一心助人的美好品格的表现。只可惜，这样募得的善款却不多。“中美人均GDP相差38倍，但中美人均慈善捐款额相差7300倍！”这是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先生的感慨。
    为什么那么感人的募捐场面，一张张百元大钞却汇集不出实质的效果？排队募捐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救助，救助和被救助人经济实力上即使有差距，也不过是人民内部差距，毁家纾难的例子虽多，少了富人的参与，恐怕也凑不出大数目。建国后，“慈善”对我们是地主老财假仁假义的代名词，革命的人道主义代替了富人对穷苦者的施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框架意味着政府包揽了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的就业、基本福利、全国的灾害救助，国家力量全面取代慈善组织，政府掌控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通过单位来管理和服务整个社会。社会里没有了富人阶层，也就无所谓慈善。这些，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捐助如此之少，主体上是穷帮穷，加上捐助更多的代表一种劳苦大众之间的情义，钱多了反而要追问是否属于一个阶级了。
    这个解释适用于改革开放前，改革后社会开始出现自由支配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慈善事业的空间也逐渐开朗，按理说慈善应该有了募集大额善款的基础。但公益事业仍然是政府主导，民间组织都要挂靠在政府机关，甚至工作人员都要政府委派。而政府和富人阶层，一个有权，一个有势，两大同样强势的群体，恐怕很难找到契合点。在政府，权力可以呼风唤雨，怎么会出现屈尊劝募的场面。在富人，本来心高气傲，求助求帮者盈门，怎会去排队捐款，即使肯做，大多也是在镜头前宣传自己，别有目的。政府主导公益事业又难与政绩脱钩，公益摊派盛行，进一步挫伤了民间经济力量本就不高的积极性。政府与民间公益团体争夺捐赠资源，公益捐赠者在面对政府和各种基金会时，难以作出抉择。而行政效率的低下也可能造成公益资金的浪费，使捐助者却步。
    全球范围，NPO，即非营利组织正成为民间公益的主体。所谓NPO，就是指为公共目的而设立的，其利润不分配给其成员和管理人员的社会组织形态。NPO研究的权威、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教授将NPO归结为“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自愿性”五个特点。其中，私有性指的是这些机构都在制度上与政府相分离。在如何处理政府与NPO的关系问题上，各国表现不一，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愿意同NPO合作，利用其潜在的巨大力量来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开展、减轻政府的负担。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在与NPO的合作中受益匪浅;而非洲、东南亚某些欠发达国家政府则对NPO组织抱持一种不信任态度，甚至予以打压，直接表现就是在法律上予以否认。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政局动荡，政府惧怕民间公益性的社会力量，而这种政府对民间公益性社会力量的不信任，又反过来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陷入了恶性循环。
    我国经济发展、政局稳定，政府对民间力量从事公益事业已经抱持一种支持的态度。但现有的三种主要非营利性主体并存的局面仍制约民间公益力量的发展。就NPO组织而言，我国目前主要存在三种公益组织，一是具有非营利社团法人性质的社会团体法人，一是具有公益财团法人性质的基金会法人，一是我国传统的事业单位法人。事业单位由于其政府背景和国资背景，致使其身份与民间团体明显存在差异，身份有别，待遇于是不同，突出表现在税收、行政费用给付、各种优惠政策等方面，再加上事业单位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已成为凌驾于另二者之上的“特权阶层”，其效率低下、耗费巨大也常为人诟病。
    NPO实际上是西方流行的市民社会的概念，一般来说，市民社会指的是在个人同国家政府之间，有众多的自愿结合的社会组织，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结构，成为国家同个人相联系的中介。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将单个公民动员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既阻止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又在政府功能薄弱的公共领域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同时，市民社会又独立于追求商业利润的经济组织。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国家的职能是保护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商业集团致力于增进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市民社会的功能则关注于社会中各个特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体现他们的价值和目标。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市民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正因为切关自己利益，美国才有了2000多亿美元的公益捐赠。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爬地Ρǐζ

我慈善，我时尚！！

剑走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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