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供应不足，也是过度管制的结果

爱心屋aw25

2009-04-20 09:55   新京报

《广州日报》4月13日报道，在东莞打工的四川达州人黄继田的女儿黄明燕，因肺结核在东莞大朗医院不治身亡，由于没钱支付医院的医药费，医院不准其将尸体火化，连见一面女儿尸体都要求交160元抬尸费。
这则新闻让人看了感觉特别悲凉。医院以尸体为筹码要家属交钱，父母因无钱而被迫丢弃女儿的尸体，人的最后一点尊严在这里荡然无存，死者已矣，生者却感觉到比死者更加无助。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道德沦丧？也许可以这么认为，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如果我们仅仅把这种现象归结于道德问题，无疑是思想上的偷懒。因为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也无助于问题的讨论和解决。道德问题并不是轻易就能够解决的，更何况仓廪实而知礼节，道德是有赖于物质基础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死者是中产阶层城市白领的女儿，何至于这两三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如果他们能够毫不困难地拿出这笔钱，医院当然不至于难为他们，整个过程将会很和谐，死者也会保持最后的尊严。
那么只有有钱人才有尊严，穷人就没有尊严了吗？当然不应该是这样。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富人有富人的尊严，穷人也有穷人的尊严。这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让最底层的人也能够获得应有的产品和服务。
以医疗体制为例，只有医院、医生的数量充分发展，各种档次的医院充分展开竞争，人们才会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人们生了病就只能伸着脖子让占据着垄断地位的大医院狠宰。假如政府放开医疗市场的准入，就会有各种层次的医院出现，有专门为富人治病的贵族医院，有针对普通市民的平价医院，也会大量出现为穷人治病的小医院、诊所，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需求，选择到不同档次的医院就医。如果这样，黄继田夫妇也不至于别无选择只能把女儿送到大医院去挨宰。
“看病贵看病难”是典型的短缺经济的特征。根本原因还在于由于政府的行业准入限制导致医疗服务供应严重不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大量的民营医院竞争，那些国营大医院还敢收160元的“抬尸费”吗？
那么如果黄继田夫妇根本没钱，连把女儿送到小诊所的钱都付不起，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就与慈善事业有关了。对绝对贫穷的人群的救助，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西方，都包括民间的慈善事业和政府福利这两种途径。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民间的慈善事业，包括慈善组织、民间互助会、教会、寺院、家族宗社，乃至于个人，中国古代社会的乡绅多以“大善人”的名声为荣，在荒灾之年，这些乡绅多有开粥场施粥的传统。
慈善的供应不足，和其他商品的供应不足一样，是政府管制的结果。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慈善之心，近来媒体报道的温州、义乌等地出现的施粥摊，就证明了中国人民的慈善传统在民间延续不绝，而去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民间的捐款总额就达到了数百亿元，其规模之大更是空前。可见，中国的民间慈善力量需要的只是土壤和空间。
而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多由政府垄断，民间要成立慈善机构接纳捐款、提供慈善救助，难度相当大，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和管制。义乌的施粥摊的关张多少就与此有关。这些民间慈善组织其实本身就是市场体制的一部分，而且是“挽救”市场的弱肉强食名声的那个温暖的部分。只要放开这个市场，相信中国人传统的扶危济困的慈善之心将会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上述穷人得病无钱医治的情况将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