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12 08:19:49 来源: 南方日报
前晚,在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百艺广场内,“深圳有爱———为汶川祈福诗歌静思会”举行,市民纷纷点燃蜡烛祭奠在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留言墙上留下了许多深圳市民的祝福。 静思会现场,少数名族代表用朗诵诗歌的方式缅怀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大爱无疆滴水有情
公益是什么?
公益是一方有难时八方伸出的援手,是帮助弱势人群时挥洒的汗水；
公益是义务献血车前捋起袖子的果决,是面对苦难时心里涌起的悲悯;
公益是每年亲手植下绿树的持之以恒,是边远农村支教三年的默默无闻；
公益是压低声音打手机的推己及人,是随手拧上公厕水龙头的举手之劳。
……
汶川大地震,山崩地裂,无数的人间亲情和友情为之撕裂,为之破碎。
去年今日后,情谊绵绵,无数的国人为之牵肠挂肚,自发地伸出援手。
就这样,汶川大地震及其将持续多年的抗震救灾,无意间见证了中国尤其是广东民间慈善的爆炸式增长。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广东省的捐款捐物已超过49亿元,占全国捐款捐物总额近1/10。
而追溯历史,在难以忘却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来自民间的捐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影响遍及全国29个省市的1998年抗洪救灾中,有报道称,全国捐款约为6.5亿元,其中部分捐款未到位。这均与汶川大地震后民间慈善的“井喷”形成鲜明对比。
广东民间慈善的爆炸式增长,向人们展示了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民间社会集聚起强大的能量,及其与公权力合作的意愿。尽管这个时代,面对民间慈善的表情似乎仍有很多犹豫。
慈善成为企业家的生活方式
“为沉痛哀悼四川大地震罹难同胞,我会于5月一连七天在本堂举行公祭活动,以慰罹难同胞在天之灵。愿罹难同胞得以安息!”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来临前夕,汕头存心善堂发布上述公告。
去年地震发生后,这个广东历史上的民间第一善堂为灾区捐赠了价值数以百万元计的物资。
更让人们记忆深刻的是在赈灾中一掷千金的广东企业。“要捐就捐1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1亿元的抗震救灾捐款,让国产饮料王老吉的生产商广东加多宝集团一夜之间暴得大名。
相当多的广东企业在捐助时,并未张口让媒体帮忙宣传。这一切似乎正在印证因富豪榜出名的胡润早些时候的判断:“我们可以看到,慈善逐渐成为企业家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灾区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要人派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要血献血。”先富裕起来的广东人,不仅从不吝啬荷包里的钱,也不吝啬自己血管里流淌的热血。
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截至2008年6月23日12时,仅广东一省的捐款捐物总额就超过49亿元,占全国捐款捐物总额近1/10。
民营经济高速发展催生民间慈善
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教授张湖东认为,广东民间慈善的背后,是广东民营经济的发展。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抓大放小”。根据这一政策,政府使用银行贷款和投资来支持大约1万家最大的国有企业(后来,这一数字还不断削减),而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则被允许以各种方式民营化。
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广东的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了1.5万亿元,占全省GDP的四成以上。
越是市场经济畸形发达的社会,就越是一个高风险的“人人自危”的现代社会,任何人都无法确定,他明天的生活是好还是坏。因此,他们都有可能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也就催生了向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人提供帮助的动机。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福利工作专业博士王泳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一种,私人企业早已不再受到政府“敌意”般的警惕,而其他民间慈善组织很难获得这种待遇。因此,民企可以迅速利用其遍布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形成网络式的整体动员,与当地官方达成合作,同舟渡风雨。
王泳还认为,传统宗教是民间慈善的另一个力量支点。在广东这片民风纯朴的南中国土地上,有着绵延不绝的浓厚慈善传统。“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
据民国时期内政部1932年对广东44个县的调查,广东共有慈善社团228个。1950年代,他们被政府接管。1970年代末国门大开,国家在宗教政策和慈善事业政策上相对放宽,广东民间慈善力量又得以复兴,仅在潮汕地区,就有1000多家地方型包括善堂善会在内的民间慈善组织。
从蹒跚学步到青春期的迷惘成长
4月24日,“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人们在为“中国首善”———世纪金源集团黄如论、黄涛父子喝采的同时,也开始声讨要求公开那些“赖捐企业”名单。但出于种种原因,相关部门没有公布这些名单。
这再次印证,中国的慈善事业仍然在起步阶段,烦恼多多,小毛病大毛病不断。
去年地震期间,地产企业龙头万科因仅捐出200万元、员工捐款上限定为10元而被指为“铁公鸡”,因“一毛不拔”而饱受争议,尽管该公司属于较早捐款的广东企业。
韩寒,这位向来言语犀利、在震灾发生之后入川参与救援的独立作家批评说,应该捐多少,有个“人为设置”的标杆横在企业面前,感觉就像喝喜酒送红包一样,只能多不能少。
广东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赵琼认为,这种对爱心的“称量”在赈灾中很是持续了一段时间,显示出国人对企业责任的低层次理解。他们并不明白,对于企业来说,最基础的责任是法律责任和商业责任,最后才是社会责任。
另外一件让人忧虑的事情是,因“抢援”而带来的混乱。一位广州民营教育集团老板曾向记者抱怨,该集团在汶川联络好的对口支援学校,被深圳一家企业抢了先,把数十名灾区儿童接到深圳复学。“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教育机构,对孩子的成长很难说更有利”。
最重要的是,公众仍然对其捐赠款项的流向无法实施足够的监督。尽管决策层充分动员了纪检系统,加强了对赈灾捐款的监督。
带着朝气,带着青春期的烦恼,今天广东的民间慈善力量已从一个蹒跚的学步孩童成长为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年。尽管他们富有激情,但缺乏理性与成熟。民间慈善的混乱增长,不仅是广东上上下下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
何时迈出跨区域发展这条腿
王泳认为,对政府来说,目前必须要承认的是,经过多年的市场发育,相当部分沿海地区民间社会已经拥有相当的自理、自立、自治能力。
此外,如果不在外力监督上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业已复兴的民间慈善机构就可能很难向外地扩展,形成一个跨地域的民间慈善组织。不能形成网络,就难以接受更大范围的捐赠,难以获取对异地求助者的详细信息,也就难以大规模展开有效的慈善活动。
事实上,至少在汕头市业已复兴的100多个善会善堂中,仅存心、慈爱、延寿、诚敬、诚心等13家在民政局登记备案。
到底把民间慈善组织视为一个在法律上具有行为能力、责任承担能力的成人,还是继续把它们视为一个行为能力有限以致需要加以监护的孩子?这对包括广东在内的所有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来说,都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目前,已经推行的一种可靠的方式是,让有产者自己成立慈善基金会。2005年6月,香江集团总裁、金海马集团董事局主席、南方香江集团董事长翟美卿女士出资5000万元设立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获得民政部正式批准。根据2007年底官方发布的数据,现在这种纯民间的非公募基金会已经在民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获得了发展,总数已达349个。
但是,一个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不太可能与一个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的能量相提并论,后者的筹资渠道要比前者广泛得多。在竞技场上,即使是超重量级拳王,当他被划定活动范围时,也势必难与一个可自由奔跑的普通拳手竞争金牌。
如果放开公募慈善基金,又怎样对它进行监督呢?是政府审计,还是独立的会计审计?
不久前通过的广东省市县政府机构方案明确要求,实现政府与社会中间组织分开。赋予广东“科学发展,先行先试”权限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广东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如果广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勇闯难关,广东的民间慈善组织就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三十年前,台湾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就是从类似的一个卑微的起点出发,迅速成长为全球性专业民间救援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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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2 16:10:44
